自1851年至1864年的漫长岁月里，太平天国运动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而在这段激动人心的历史时期，湘军的壮丽征战如影随形。湘军，犹如太平天国的梦魇，最终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粉碎了这场农民起义。尽管湘军鼎盛时仅数十万人，而太平军却庞大至百万级，然而在湘军攻克太平军城池的惨烈战役中，湘军的无情屠城行为却让人回味无穷。

其中，以李续宾攻破九江、曾国荃部攻陷安庆和天京的三次屠城事件最为引人注目。这些建筑被湘军彻底踏平的城市，曾是太平军的坚固堡垒。李续宾攻陷九江后，近二万军民无一幸免，沦为战火中的牺牲品。曾国荃部攻克安庆，数万军民面临着同样残酷的命运。而当曾国荃率军攻入天京城，屠城的血腥令人惊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三次惨烈的城市屠杀中，曾国荃两次亲自下令，而朱洪章更是在其中担当了执行的角色。

湘军在攻占安庆的战役中经历了巨大的压力，因为这座城市一直以来都是南京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军事上的重要据点。曾国荃，外号“曾铁桶”，在攻占安庆时再次展现了其非凡战略才智，将整个城市围得水泄不通。然而，曾国荃在围城的同时，面对陈玉成等人率领的十几万援军的围困。在这艰苦的环境下，湘军以吃苦耐劳的顽强精神誓死不退。他们巧妙地构筑了壕沟，用猛烈的火力压制援兵的进攻，以至于太平军的尸体堆积如山，无法靠近湘军。最终，陈玉成无奈撤退，安庆也在湘军的努力下失守。

安庆之战历时两年，太平军和湘军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湘军不仅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一旦攻克城市，释放的情绪便如洪水般涌上心头。他们冲入安庆城，席卷而过，城市沦为一片废墟，屠杀的惨象随处可见。然而，即便如此，太平军仍有一万多人放下武器，选择归降湘军。对于这一批降兵，曾国荃面临着复杂的抉择。

当时曾国荃指挥的是吉字营，其成军时间较晚，人数也不多，顶峰时仅有三万多人，攻破安庆时应在万人左右。然而，如果允许太平军投降，湘军是否能够成功控制这支部队却成为未知之数。更重要的是，经过多年的激烈战斗，湘军与太平军已经结下了血海深仇，彼此之间的对立情绪极为强烈。

曾国荃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抉择。朱洪章，曾国荃的亲信将领，看透了主帅的心思，提出“惟有杀最妙”的主张。曾国荃虽是书生带兵，虽然见惯了生死，却对杀害一万多降兵心生不忍。而朱洪章则是个豁达而坚韧的人，毫不犹豫地请缨亲自执行。

因此，中国近代战争中杀俘的最高纪录诞生了。朱洪章巧妙策划，设立了一个营房，将营门设置成半开半关的状态。他命令太平军降卒，以十人为一队，进入营房登记。每进去十人，就有十人被残忍杀害。太平军只看到进去的人，却无法看到出来的人，心中充满了惶恐。然而，他们宛如待宰的羔羊，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只能一步步走向生命的终结。

这场残忍行动的杀降人数之多，手段之残忍，简直令人发指。太平军不禁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就连湘军内部对这次杀降也产生了极大的争议。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亲眼目睹安庆之战后在《能静居日记》中记载：“杀贼凡一万余人，男子髻龀以上皆死……妇女万余，俱为掠出。” 同时，他承认“军兴以来，荡涤未有如此之酷者矣”。曾国藩的亲信李榕也在密报中称：“通计前后杀毙援贼、城外垒贼、降贼及城中之贼实有四万余人，军兴以来，杀劫此为最重”。

尽管朱洪章提出的杀降计策在短期内迅速降低了太平军的战斗力，并对太平天国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然而从长远来看，太平军表现出更加顽抗的态势。尽管后期太平天国的领袖层腐朽堕落，太平军的战士们仍然保持着相互团结、舍生忘死的意志，给湘军造成了巨大的麻烦。

至于朱洪章本人，在攻克天京之战中，他率领敢死队从地道杀入，成为第一个进入天京的战士。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朱洪章未能如约领取应得的功劳。更为遗憾的是，朱洪章的长胜营被解散，他虽获得清廷的赏赐，却仅以一个总兵的身份终老，而那些能力较差、战功较少的湘军将领却纷纷获得提督、巡按等要职。这一段历史不禁令人唏嘘。

在这段历史中，湘军与太平军的激烈对峙、残酷征战以及杀降事件，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重要而深刻的篇章。这段历史既展现了军事冲突的惨烈，又反映了人性在战乱中的扭曲。湘军所采取的屠城行动，以及朱洪章所领导的残酷杀降，都成为历史上令人痛心疾首的一页。这一时期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也在中国近代史上铭刻下不可磨灭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