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历代方志集成——德州卷
国有史，地有志，族有谱。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保留下来的优秀历史传统。德州区域作为齐鲁之乡历史上素有编史修志的光荣传统，编出的志书质量也多是上乘之作。德州区域修纂县志的工作，具体说来起始于明代中期，清代和民国予以延续和发展。明清德州区域存世志书，目前统计可达88部（明18，清56，民国14），成为今人研究德州区域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资料宝库。为了把问题说得清楚，现按历史时期分别加以论述。
一、明代德州区域志书修纂与留存
明代德州区域志书修纂的两个特点：一是起步较晚，主要是受移民区域的限制和影响。德州属于典型的明初移民区域，其文化根基较浅，本地居民对明代以前的历史知之甚少，许多事物没法向上回溯，造成一定程度的文化断档。德州区域在元末、明初一直战火不断，是明军灭元以及朱棣靖难之役的主战场，以致出现“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荒凉景象。德州区域的东昌府所属恩县、武城、夏津多是山西大槐树移民，北部宁津、庆云、乐陵、德平多数为北京玉田、青州寿光、登莱移民，平原县、禹城、齐河等则是枣强、河南、山东泰安等地移民。随着社会的逐渐稳定及时间推移，德州区域的文化积淀逐渐变得深厚，各县才逐渐将修纂县志的工作提上了议程。从现存志书看，大多数县的修志工作起步于明中后期，其中开始于嘉靖年间的1州5县，分别是德州和恩县、夏津县、武城县、陵县、德平5县；开始于万历年间的6县，分别是庆云县、宁津县、平原县、临邑县、乐陵县、齐河县。二是志书质量普遍较高。由于志书修纂中严格遵循了永乐皇帝《纂修志书凡例》21条的要求，使得志书质量得到了有效保证。三是文化名人参与其中，如临邑县，著名诗人和晚明书法大家的邢侗亲纂《临邑县志》等，开地方乡绅私人修志之先河。
明代德州区域共存世方志18 种，其中德城3部，恩县、临邑、陵县、德平四县各2
部，平原、齐河、夏津、乐陵、武城、宁津、庆云七县各1部，甚为遗憾的是禹城为零，也就是说禹城没有明代县志。
德州3部方志为：即嘉靖七年（1528）《德州志》和万历二年（1574）唐文华主修《德州志》，天启五年（1625）安绍善《德州志》；平原县1部，为万历十八年（1590）知县刘思诚主修《平原县志》；恩县2部，分别是明嘉靖十六年（1537）杜永昌修、张季霖纂九卷本《恩县志》，和万历二十七年（1599），知县孙居相修、雷金声纂六卷本《恩县志》；齐河县1部，为明万历《齐河县志》，主修为知县浦卿修；夏津县1部，为嘉靖十九年（1540），易时中主修、王琳纂的二卷本《夏津县志》；乐陵县1部，为明万历十九年（1591）知县王登庸主修的《乐陵县志》；临邑县2部，一是为明万历十九年（1591）知县刘承忠主修，邢侗纂《临邑县志》，一是天启初年邢王称主修《临邑县志》；陵县2部，一是嘉靖三十二年（1553）谷兰宗主修的《陵县志》，一是万历三十二年宋文明主修的《陵县志》；德平县2部，一是嘉靖三十三年（1554）赵鏄主修的《德平县志》，一是万历三十四年（1555）知县王霖主修；武城县1部，嘉靖二十八年（1549）知县尤麒主修、陈露纂十卷本《武城县志》；宁津县1部，万历十六年（1588）知县余镗主修、王良贵纂八卷本《宁津县志》；庆云1部，明万历四年（1576）柯一泉主修、杨羽墀纂十卷本《庆云县志》。
二、清代德州区域志书修纂与留存
清代德州区域地方志修纂出现很多特点。一是清代志书普遍存有为满清统治者掩饰丑恶的现象。由于清代实行严格的文字狱政策，导致很多志书不能如实记载王朝初期的对汉族地区和对汉人的极端野蛮政策，如清朝建立前，清军曾三次窜入山东烧杀抢掠，制造了著名的“济南惨案”、“临邑惨案”，再如清初的“剃发制度”、“圈地政策”等等。修志者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只得将许多重要历史史实装作不知道而忽略不记，使志书的真实性大打折扣。二是编修地方志中修出知名全国的地方志书与志书大家，如雍正八年（1730）至乾隆七年（1742）的夏津县知县方学成，组织编修的乾隆《夏津县志》也成为志书界精品之精品，方学成也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著名学者之一。《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乾隆《夏津县志》给予高度评价。其著录说：“《夏津县志》十卷（清乾隆六年刻本）。知县方学成修，由举人于雍正八年（1730）任，因任事日久，对于邑中之政治风俗、社会民情，耳目所接，考之极深，以县志年久失修，适当年阜民裕之时，决意重修。以为后来从政者之鉴镜，……是志搜罗甚富，修纂亦佳。于旧志多所改正增益，纲目既备，纪载亦详。每篇之前，冠以小序，议论考据，皆精当简明。是志修时，以明志太残，清志太略，因取二志采其长，而补其遗，书中尤注意于社会状况、民生疾苦，洵足为从政者之所本，岂只供征文考献已哉。”三是私人修志在部分地区蔚然成风。也许是受明代邢侗亲修《临邑县志》的影响，也许是这些文人墨客本身具有的使命感，康乾盛世时期德州不少人开始将目光和精力放在搜集资料修纂地方志书上，如程先贞修纂《德州志略》、葛枝挺撰《州志稿》、宋弼编《德州志稿》七卷、许朝纂有《德州志略》、吴楚椿、邹圣裔合编《德州志稿》、孙筠亭修纂《德州志稿八卷、李有基修纂《州志拟稿》。由于私人修志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对事物评价中缺乏一定的客观性，故修成的志书往往缺乏权威性，不仅得不到流传，而且往往对官修志书构成一定的负面影响。第四个特点是清代后期国家正式要求地方编写“乡土志”，作为各地对学生进行热爱家乡的实用教材，因此乡土志的修纂曾在德州区域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由于乡土志编写是有国家范文作指导的，故乡土志的质量也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证。
清代志书的修撰次数与存世数量较明代明显增多，全域修志达到56部。其中德城8部，临邑县6部，齐河、德平二县各5部，恩县、武城、夏津、陵县、宁津、庆云六县各4部。乐陵、禹城二县各3部，平原县2部，属于最少。从覆盖的范围看，现德州区域内的各县均有志书修纂与留存。从时间看，主要是康雍乾三朝居多，占60%左右。光绪年间特殊，因为学部力推《乡土志》修纂，故光绪末、宣统初，绝大多数县都编有乡土志。但夏津、临邑、庆云三县却是丧失了机会，使乡土志工作留下了空白。
德城区清代修成8 部，包括程先贞修《德州志略》；康熙十二年（1673）金祖彭重修、程先贞辑十卷本《德州志》；清康熙葛枝挺《德州志稿》；乾隆宋弼修《德州新志稿》；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王道亨主修十二卷本《德州志》；乾隆吴楚椿修《州志拟稿》；光绪二十二年（1896）知州钱祝祺主修三志二表《光绪德州志略》（不分卷，共学校、艺文、人物三志和职官、科贡二表）；清光绪末年马翥修《德州乡土志》。
临邑县清代修成6部，分别是顺治九年（1652）知县陈起凤修、邢琮续纂十六卷本《临邑县志》；康熙五十二年（1787），唐开陶修《临邑县志》；康熙六十一年（1796），魏壮修《临邑县志》；道光十七年（1837），沈淮修十七卷本《临邑县志》；同治十三年（1874），知县陈鸿翙续修十七卷本《临邑县志》；清光绪李敬熙修《临邑县志》。
齐河县清代修成5部，包括康熙十二年（1673），蓝奋兴修、王道光纂八卷本《齐河县志》；清雍正十三年（1735），知县上官有仪修、许琰纂十卷本《齐河县志》卷；乾隆三十九年（1774），知县万绵前修成《齐河县志》；同治五年（1866）知县李均增修成《齐河县志》；清光绪末佚名修成《齐河县乡土志》。
德平县清代修成5部，分别是康熙十一年（1672）戴王缙修、刘胤德纂四卷本《德平县志》；乾隆三十八年（1773）钱大琴修成四卷本《德平县志》；嘉庆元年（1796），钟大受修成十卷本《德平县志》；光绪十九年（1893），凌锡祺修、李敬熙纂十二卷本《德平县志》；光绪末修《德平县乡土志》。
恩县清代修成4部，分别是清康熙王良卿修成《恩县志续稿》；清雍正元年（1723）陈学海修、韩天笃纂五卷本《雍正恩县续志》；光绪三十四年（1908），知县汪鸿孙修、刘儒臣纂《光绪恩县乡土志》；宣统年间，汪鸿孙修、刘儒臣纂十卷本《宣统恩县志》。
武城县清代修成4部，分别是顺治七年（1650），知县房迈达修、王维明纂四卷本《武城县志》；乾隆十四年（1749），骆大俊修成十四卷本《乾隆武城县志》；道光二十一年（1841），厉秀芳修成十四卷本《道光续武城县志》；光绪二十六年（1900），萨承钰修、苏再勋纂《武城县乡土志略》。
夏津县清代修成4部，分别是康熙十二年（1673），知县董时升修成《夏津县志》；康熙五十二年（1787），知县孙志仁修成《夏津县志》；乾隆六年（1741），知县方学成修、梁大鲲纂十卷本《夏津县志》；同治年间，知县峻皆氏修成《信邑志稿》。
陵县清代修成志书4部，分别是康熙十二年（1673）史飏廷纂修六卷本《陵县志》；道光二十五年（1845），知县沈淮修李图纂二十二卷本《陵县志》；光绪元年（1875），戴杰续纂二十二卷本《陵县志》；光绪三十三年（1907），知县钱应显修、邢宝英纂《陵县乡土志》。
宁津县清代修成4部，分别是康熙十三年（1674），程裕昌纂修八卷本《宁津县志》；光绪元年（1875），姚治田修《宁津县志》；光绪二十六年（1900），祝嘉庸修、吴浔源纂十二卷本《宁津县志》；光绪三十四年（1908），修《宁津县乡土志》。
庆云县清代修成4部，分别是康熙十二年（1673），李居一修《庆云县志》；康熙十九年（1680），知县李兴祖续修《庆云县志》；嘉庆十四年（1809），潘国诏修、崔旭纂十三卷本《庆云县志》；咸丰四年（1854），崔光笏修、戴綗孙纂十一卷本《庆云县志》；
乐陵县清代修成3部，分别是清顺治十七年（1660）知县郝献明修、胡岳立纂八卷本《乐陵县志》。乾隆二十七年（1762）知县王谦益修、郑成中纂八卷本《乐陵县志》；宣统元年（1909）知县徐寿彭修成六卷本《乐陵县乡土志》。
禹城县清代修成3部，分别是康熙十二年（1673），知县王表修成八卷本《禹城县志》；嘉庆十三年（1808），知县董鹏翶修、牟应震纂十二卷本《禹城县志》；光绪三十四年（1908），知县王汝汉修、张青莲纂《禹城县乡土志》。
平原县清代修成2部，清初赵重煦修《平原县志》；清乾隆十三年（），知县黄怀祖修《平原县志》；清光绪末年佚名修纂《平原县乡土志辑稿》。
三、民国德州区域志书修纂与留存
五四运动以来的民国时期，虽然军阀连年混战使得民不聊生，但整个中国的政治气氛和
学术氛围却是异常宽松，“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民国时期学人的共同价值观。这一时期，中国的学术界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转型，即从传统走向现代，逐渐形成了中国现代教育和学术的基本框架，出现了一批杰出的学者和重要的学术成果，被誉为“大师云集、群星璀璨”的时代。人们言论自由，使民国时期成为继春秋战国诸子争鸣后的又一个文化大繁荣的时期，不仅产生了众多的思想大家和学术大家，作为传承地方历史文化的地方志的修纂也随之掀起热潮。
民国时期德州区域共修成志书14 种，其中庆云县2种，恩县2种，齐河县2种，德县、
平原县、临邑县、禹城县、陵县、德平县、武城县、宁津县八县各1种，难能可贵的是在日伪占领期间，伪县长王化三还主修了《恩县志》，成为德州区域志书修纂中的凤毛麟角之事。
民国建立至日军占领之前，德州区域各县除乐陵外全部编有自己的县志。
如德城区，民国二十四年（1935），由县长李树德主修十六卷本《德县志》。
平原县，民国二十四年（1935），县长曹梦九主修，赵祥俊、张元钧纂十二卷本《民国续修平原县志》。
恩县，民国二十六年（1937），县长张遵孟主修、曹明祥纂十四卷本《恩县志》，未来得及刻印，日军占领恩县。民国三十一年（1942），由伪县长王化三刊印。
齐河县，民国六年（1917），县长孙同文修《齐河县乡土志教材》。民国二十二年（1933）
知县杨豫修主修、阎廷献纂三十四卷本《齐河县志》。
夏津县，民国二十三年（1934），县长谢锡文主修、许宗海纂十卷本《夏津县志续编》。
临邑县，民国二十四年（1935），县长崔公甫修、王孟戌纂四卷本《临邑县志》。
禹城县，民国二十八年（1939），伪县长董景延主修《禹城县志》。
陵县，民国二十四年（1935），县长苗恩波主修、刘荫岐纂四卷二十九编本《陵县志》。
德平县，民国二十五年（1936），县长吕学元修、严綏之纂十二卷本《民国德平县续志》。
武城县，民国元年（1911），县长王延纶修、王鬴铭纂十五卷本《民国增订武城县志续编》。
宁津县，民国二十年（1931）佚名辑《宁津县志资料》。
庆云县，民国三年（1914），县长秦夏声主修四卷本《庆云县志》（工笔细描八景图，非常珍贵）；民国二十年（1931），知县郑希侨修、刘鸿逵纂《续修庆云县志》。
需要说明的是，修成一部合格的地方志书，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是县内一项浩大的系统的文化工程，不仅有众多文化名士参与，还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因而多数为官者都会望而却步。但也不乏少数勇于担当者，任内克服重重困难，艰难地完成了此项光荣而伟大的任务，为为官之地的文化发展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县志修纂虽然是当政者的职责和重要政绩之一，但历史上的县志修纂并没有严格的时间要求，多数知县或县长只是凭借个人感觉与能力而为。但可以肯定的是通过修纂县志，作为一县的执政者可以更全面了解县情，发现一些辖区内亟待解决的事情，对改善个人的施政能力会有更大的帮助，同时为为官之地积累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为后来的施政者提供了有益借鉴，所以任内完成修纂县志的知县或县长，其工作多是比较出色或说无可挑剔的。他们任内筹集专款、网罗人才，审订纲目，殚精竭虑，兢兢业业地完成这一艰巨任务，永远值得后人尊敬与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