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民国时期的女子，她亲手将自己的贴身丫鬟，送入丈夫房中，为丈夫添子嗣，却又极力反对儿子，迎娶民国才女林徽因。
她的一生充满反差，既是传统的牺牲者，又是家庭的掌舵人。
是什么让她做出如此矛盾的选择？
李蕙仙父亲李朝仪，是清朝三品官员，家世显赫，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
作为大家闺秀的她，出身、修养样样俱全，是当时许多，青年才俊心中的“名媛佳人”。
而梁启超呢？出身并不算高，才华横溢，是那个年代的风云人物，因文章写得极好，常常受到清流派的推崇。
两人本不相配，却因为梁启超的名声，和才学走到了一起。
成婚那天，李蕙仙的母亲，拉着女儿的手嘱咐：“嫁过去了，要懂事，启超是个忙人。”
她低头答应，心里多少有些不情愿。
梁启超是个思想激进的改革派，注定不是能安稳过日子的人。
果不其然，婚后不久，梁启超便因戊戌变法失败逃亡海外，留下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和家中老母在乱世中漂泊。
李蕙仙并没有抱怨命运，也没有责怪丈夫。
梁启超逃往日本时，她带着全家，从北京辗转到澳门，独自撑起了这个家。
日子清苦，李蕙仙一力承担。
一次，梁启超从日本寄来一封信，说自己非常愧疚，让她多保重身体，李蕙仙读完后，只是轻轻叹了口气，嘱咐孩子们：“你们的父亲正在为国家做大事，我们要支持他。”
李蕙仙从不将苦日子挂在嘴上，邻居们都说：“这个女人真不简单。”
梁启超是感激她的，在流亡期间写下的信里，多次提到妻子的贤惠与坚韧。
可惜，两人注定有些隔阂，梁启超是个心怀天下的人，家对他来说只是避风港，而李蕙仙则希望丈夫能多关心家庭。
这样的差异，让他们在情感上逐渐疏远，却又因共同的责任，而紧密维系。
他们的婚姻，或许算不上幸福，在那个年代，李蕙仙已经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妻子。
她精打细算地，操持着家务，还为梁启超生了九个孩子。
九个孩子中大多是女孩，家族传统让她觉得，必须多添些男丁来延续香火，李蕙仙身体不好，生养多次，已经耗尽了力气。
贴身丫鬟王桂荃，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进入了她的视线。
王桂荃原名王来喜，家境贫苦，幼年时多次被卖作奴婢，辗转之下，十岁时，成为李蕙仙的贴身丫鬟。
性格温顺，做事干净利索，很快就得到了李蕙仙的信任。
李蕙仙对她也不错，经常对人说：“这孩子命苦，很勤快。”对她来说，王桂荃已经是自己的“心腹”。
李蕙仙的身体每况愈下，不得不考虑一个现实问题：自己可能再也无法，为梁启超生孩子了。
这个念头让她寝食难安，可她也清楚，梁启超的思想激进，主张男女平等，一直倡导一夫一妻制。
在骨子里，李蕙仙依然是个传统的女性，无法忍受自己，无法延续家族香火的责任。
经过一番思索，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让王桂荃成为丈夫的妾。
一天晚上，李蕙仙坐在灯下绣花，叫来了王桂荃，
对她说：“你伺候得好，启超也信得过你，家里需要个帮衬的，你看……”
话没说完，王桂荃已经明白了她的意思，吓得直摆手：“太太，这怎么行！”
可李蕙仙的态度很坚决：“行不行，不是你说了算，我做这决定，也是为这个家好。”
梁启超起初是拒绝的，觉得自己一直提倡新思想，这样做与他的理念相违背，李蕙仙态度非常坚决，说道：“你是个大人物，家里需要传宗接代，我不能拖你的后腿。”
梁启超推辞不过，接受了这个安排，明确表示不会给予王桂荃正室的名分。
王桂荃被纳为妾后，给梁启超生了三个儿子。
对李蕙仙也始终恭敬，甚至连孩子都教导得非常听话，从不越界。
王桂荃明白自己的地位，更明白如果没有李蕙仙的主张，自己根本不可能，成为梁启超的女人。
李蕙仙也很满意这个安排，家里的孩子多了起来，家族的血脉也得以延续。
可这样的安排，并没有让李蕙仙真正放松下来。
对王桂荃虽和善，始终保持着一种微妙的距离，常对人说：“家里的事情，终归还是要我来做主。”
这种话听起来像是一种警告，也像是她对自己身份的再次确认，主动成全了这一切，却又不得不，时刻提醒自己，家里的地位并未旁落。
李蕙仙在丈夫的妾室问题上，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宽容。
在面对儿子的婚姻时，却展现出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长子梁思成才华横溢，性格稳重，是梁家的骄傲，而林徽因则是公认的才女，既有文化修养，又美貌过人。
按常理，这样一位女子，应该是众人追捧的“完美儿媳”，在李蕙仙眼中，却并非理想人选。
梁思成与林徽因的相识，缘于家族间的交往。
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是民国时期的著名才子，与梁启超交情深厚。
梁思成与林徽因从小就熟识，成年后更因共同的兴趣爱好，而越走越近。
两人对文学与艺术，有着共同的热爱，还因彼此的性格，而相互吸引，林徽因的灵气，与梁思成的稳重，形成了极好的互补，他们的感情，也因此愈加深厚。
这段感情，并未得到李蕙仙的祝福。
对林徽因的评价始终褒贬不一，曾在亲友面前提到，林徽因“聪明是聪明，太外向，不像个安稳过日子的人”。
在她看来，林徽因过于光芒四射，与自己传统意义上，对于媳妇的期待相去甚远。
李蕙仙希望梁家的媳妇，是一个端庄内敛、以家庭为重的女子，而不是像林徽因这样，活跃在公众视线中的“女神”。
对梁思成而言，母亲的态度，无疑是他的感情路上的一道难关。
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无可动摇，父亲梁启超对她向来敬重，这种情况下，争取母亲的支持，几乎变得不可能。
为了避免与母亲的正面冲突，梁思成与林徽因，只能小心翼翼地相处，将感情维持在一种隐忍的状态。
李蕙仙的不满，不限于林徽因的性格，还担忧两人结合后，林徽因是否能胜任，“梁家媳妇”的角色。
梁家这样的大户人家，需要的是一位能够持家有道、稳重贤惠的女子，而林徽因的才华与独立似乎让她感到不安。
李蕙仙害怕儿子，沉溺于林徽因的才情，忽视了梁家需要的家庭传统。
这段感情充满阻力，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感情，却依旧未被削弱。
两人保持着书信往来，和频繁的见面，默默等待时机成熟，他们心里清楚，只要李蕙仙的态度不松口，感情的公开化就难以成真。
李蕙仙的突然去世，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1924年，李蕙仙因病去世，带着对儿子婚事的反对，和家庭的种种牵挂，离开了人世。
李蕙仙的离世，让梁启超既悲痛又惋惜。
多年来，一直在家庭与事业之间，试图维持平衡，显然，家庭的牺牲不可避免。
李蕙仙去世后，梁启超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一直以来，他欣赏林徽因的才情，认为这样的女子，能激励梁思成，在学术与事业上走得更远。
失去妻子之后，梁启超开始积极支持，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感情，并主动向林长民表达了，撮合两人的意愿。
有了梁启超的支持，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感情，终于迎来了光明正大的未来。
两人很快订婚，并在婚后共同投身于，中国建筑研究的事业中。
他们的婚姻，成了学术界的一段佳话，也为中国现代建筑，奠定了基础。
李蕙仙的反对，却并非毫无道理。
婚后，林徽因确实在婚姻与事业之间，表现出了较强的独立性，始终坚持自己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并未完全按照传统意义上的“好媳妇”形象，来塑造自己。
李蕙仙去世后，王桂荃挑起了，梁家上下的重担，将九个孩子抚养成人，为梁家的兴盛默默付出。
她没有被正式认可为，梁家的妻子，却在家庭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李蕙仙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与反差。
既是传统家庭观念的维护者，又是一个敢于做出惊人决策的掌舵人。
她将丫鬟送给丈夫，却对儿子择偶的选择，持强烈反对态度。
对于李蕙仙来说，或许只是想在复杂的现实中，扮演好一位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只是这种角色本身，注定是满含纠葛与艰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