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六年的时候，在明朝的所有大臣当中，胡惟庸的心情那肯定是最好的。
没错，他没道理不开心。有朱元璋默许，胡惟庸把浙东集团给打败了，还把天下第一谋士刘基给赶走了，另外一位宰相汪广洋也被他挤走了。整个朝廷的大权都被他攥在自己手里，就连淮西勋贵集团的老大、明朝开国第一功臣李善长，也得给他几分薄面——虽说赶走刘伯温是李善长授意的。
明朝建立之后，朝堂里那些开国功臣可没那么和睦，而是按地方分成了两拨。其中人数最多的那拨，就是由朱元璋的老乡们搞起来的淮西集团，李善长是这个集团的头儿。这淮西集团人可多了，好多成员都是朱元璋打天下时的老班底。
还有一派叫浙东集团，首领是特别有名的军师刘伯温。这两个集团就在朱元璋的眼跟前儿明争暗斗，斗得可厉害了。
浙东集团在实力这块儿，不管是人数还是官位，和淮西集团比起来差远了。不过刘伯温可有个厉害的招数，他是明朝的御史中丞，手底下管着一帮特殊的官员，也就是言官。
言官的品级虽说不高，可权力大得很，啥事儿都能管。就因为这样，在跟淮西集团较劲儿的时候，浙东集团一点儿也不弱。
曾经，李善长有个亲信叫李彬，这李彬犯了法，落到刘伯温那儿了。刘伯温，打算判李彬死刑。李善长就跑去找刘伯温求情，想把自己这个亲信救下来，可刘伯温根本不领情，还跟朱元璋打了小报告。朱元璋知道后特别生气，马上下令把李彬给处死了。
李善长仍不甘心，他冲刘伯温讲：“这一整年都没下雨，先生这个时候胡乱杀人，就不怕老天爷发怒吗？”
刘伯温压根儿就不搭理他，顶嘴说：“只要把李彬给杀了，肯定就会下雨！”
就这么着，李彬被砍了脑袋。李善长都快气炸了，就撺掇淮西集团的那帮人一块儿去攻击刘伯温。刘伯温一看情况不对，就向朱元璋举荐了自己的铁哥们杨宪，然后请假回老家去了。
杨宪接了刘伯温的班儿之后，就一个劲儿地找李善长他们的短处，在朱元璋跟前老是告小状。渐渐地，朱元璋对李善长也有了意见，于是又把刘伯温叫回京城，让他官复原职。
浙东集团都骑到自己头上拉屎了，李善长哪能忍得了？可他心里明白，朱元璋已经有点怀疑他了。所以，李善长挺聪明的，就选了胡惟庸当淮西集团的代言人，让胡惟庸去跟浙东集团斗。
胡惟庸跟李善长是老乡，这人权力欲可强了。他老早就跟着朱元璋了，可一直都没被重用。多亏了李善长提拔他，他才从主簿慢慢升上去的，明朝建立以后，就当上中书省参知政事了。
现在，李善长想把他栽培成淮西集团的新首领，这对胡惟庸来说，那可是想都不敢想的大好事，他哪有不答应的道理？
胡惟庸这人确实挺有能耐的，他绞尽脑汁让朱元璋对智谋超群的刘伯温产生了猜忌。于是，朱元璋就和刘伯温展开了一次特别有名的谈话。
朱元璋问刘伯温：“满朝文武里头，谁能当丞相？”
刘伯温刚开始可警惕，说自己不晓得。朱元璋就点名问他：“你看杨宪咋样？”
杨宪可是刘伯温的铁哥们，朱元璋这么做，明摆着就是想试探一下刘伯温嘛。
刘伯温可真是个聪明人呐，立马就答道：“杨宪，他没当丞相的那种器量，不行的。”
朱元璋接着问：“汪广洋这人咋样？”刘伯温摇着头说：“这人太肤浅了，不行。”
朱元璋又问：“胡惟庸这人咋样？”刘伯温思索了一下，回答说：“胡惟庸如今就像一头小牛犊，不过以后他肯定会挣脱牛犁的管束的！”
刘伯温如此圆滑，朱元璋似笑非笑地讲：“看样子，也就先生您能担当宰相之位？”
刘伯温一时冲动，回答说：“朝堂上现在这些人，没一个适合做宰相的。我倒是能行，可我这人嫉恶如仇，皇上您自己拿主意吧。”
就因为这句话，朱元璋算是对刘伯温彻底寒了心。在朱元璋看来，刘伯温这明摆着就是在要挟他。刘伯温还说自己“嫉恶如仇”，那你嫉的是哪个，恶的又是哪个？是不是连朱元璋他本人也包括在内了？
打这以后，刘基就再也得不到朱元璋的信任了。他浙东集团的那些得力手下，也都被朱元璋一个接一个地要么杀掉，要么贬谪。就说杨宪吧，也让胡惟庸瞅准机会给除掉了。
李善长帮了胡惟庸一把，让他顺利当上丞相，可胡惟庸，根本没打算放过刘伯温。
洪武八年正月的时候，刘基生病卧床不起了。朱元璋就打发胡惟庸去看看刘基的病情。胡惟庸，让太医给刘伯温开了个药方子，刘伯温吃了这药没多久就死翘翘了——这事儿后来在胡惟庸案发生之后，还成了一条重要的罪名。
刘伯温一死，就再没人能制得住胡惟庸了。他，就开始毫无顾忌地贪污受贿，把那些得罪他的人都排挤走。他甚至都不把朱元璋放在眼里，私自把奏章截留，官员的升降都由他来决定了。
怪得很，朱元璋对胡惟庸的独断专行就像是一点都不在意似的，一点反应都没有。要么，朱元璋就是在忍着，这一忍就忍了七年。
那时候，没人晓得朱元璋在忍啥，可能也就朱元璋自个儿心里清楚。他就放任胡惟庸那么专横跋扈，让他可劲儿地作，这可不是因为胡惟庸有多牛，朱元璋真正要对付的，是从秦朝就开始，传了上千年的丞相制度。
朱元璋这人，绝对容不得别人来分他的皇权，他老早就想把丞相制度给废了，可他心里明白，得有个足够充分的理由才行。
所以，他得让胡惟庸可劲儿地折腾，想咋干就咋干。为啥？因为胡惟庸折腾得越厉害，朱元璋日后废掉丞相的理由就越充足。
胡惟庸特别了解朱元璋，他心里明白，朱元璋不可能一直任由自己胡作非为。为了保住自己，他就拉拢了好多开国公侯，弄出了一个特别大的利益共同体，这里面也有李善长。
开国功臣里，李善长那可是最德高望重的。胡惟庸寻思，朱元璋可能会对自己下手，可他不一定有那个胆量把李善长这棵大树连根拔掉。
李善长起初是不同意跟胡惟庸一伙儿的。但后来他弟弟李存义被胡惟庸拉进了这趟浑水，李善长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想法了。他就对胡惟庸讲：“我老，等我死了，你们想咋干就咋干吧。”
胡惟庸一个劲儿地疯狂拉人，朱元璋就静静地在一旁冷眼瞧着。在朱元璋眼里，不管有多少人加入胡惟庸那伙儿，都不算个事儿，反正到时候清算，多砍几个人的脑袋就完了。
决裂源于一个小小的意外。胡惟庸的儿子有一次出门的时候从马车上摔了下来，被车轮给轧死了。胡惟庸心疼儿子死得这么惨，一气之下，就把马车夫给杀了。
以前的话，朱元璋可能就假装不知道了。但这一回，他得让胡惟庸给个说法。
胡惟庸讲了一个多小时，说自己儿子死得那叫一个惨，老来没了儿子是多么的倒霉。可朱元璋就那么冷冷地看着他，等他讲完了，就冷冷地甩出来四个字：“杀人偿命！”
胡惟庸到底是害怕了。他记起洪武十二年，越南使节前来进贡，自己没把这事儿禀报给朱元璋，结果被朱元璋狠狠地训斥了一番。
朱元璋虽然没立马对自己下手，可左都御史汪广洋却因此丢了性命。这么看来，下一个被朱元璋杀掉的，就该是自己。
胡惟庸可不甘心就这么坐以待毙。他思来想去，琢磨出了一个好主意。
洪武十三年正月，丞相胡惟庸跟朱元璋上奏说，自家有口古井，都干涸好多年了，突然就冒出特别甜的泉水。他觉得这肯定是皇帝的仁政把上天都给感动了，才出现这样的“祥瑞”。于是他大着胆子邀请朱元璋到他家，一边喝酒，一边看这个奇观。
之后发生的事，特别富有传奇色彩。
《明史纪事本末》里记载了这么个事儿：正月戊戌这天，胡惟庸撒谎说他家井里冒出了醴泉，就邀请皇帝到他家去。皇帝答应了。皇帝的车驾出了西华门，有个叫云奇的内使冲到了皇帝车驾前行的道路上，勒住马含着东西想说话的样子，他气喘吁吁的，舌头打结，表达不出自己的意思。太祖觉得他这是大不敬，身边的人就一顿乱打，云奇的右臂都快被打断了，都快被打死了，还指着奸臣的家，都没因为疼痛而缩回去。
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说，朱元璋应下要去胡惟庸家里看祥瑞。他带着人走到西华门的时候，有个太监叫云奇的追了上来，一下子冲到朱元璋的马跟前，两只手紧紧拽住朱元璋的缰绳，就不让朱元璋再往前走。
朱元璋身边的卫士对着云奇大声呵斥，云奇跑得太急了，累得话都说不出来，只顾着拼命往胡惟庸家的方向指。
朱元璋的卫士觉得这个云奇想要刺杀朱元璋，啥也不问，抄起大铁锤就砸向云奇。云奇的胳膊都被砸断了，可临死的时候还拼着最后一口气指向胡惟庸家那边。朱元璋察觉到事情有点不对劲，就打算回皇宫去。
朱元璋回到皇宫后，爬上宫城一看，哟，胡惟庸家那边尘土飞扬的，他家院子里、墙里头还藏了好多士兵。
朱元璋气坏了，立马派人把胡惟庸抓来给杀了。李善长他们好多元勋老将也都被牵连，跟着一块儿被砍了头，总共死了三万多人。这就是洪武四大案里的“胡惟庸案”。
云奇拦驾报警这事儿，仔细琢磨琢磨，到处都透着一股诡异劲儿。
云奇不过就是个太监，平时根本没多少机会能出去，他咋可能提前就知道胡惟庸谋反的那些事儿？就算他跑去跟朱元璋报信，朱元璋的眼神儿也不能好到在宫墙上就瞅见胡惟庸家夹墙里藏着的士兵吧？
胡惟庸打算刺杀朱元璋的话，怎么着也得把士兵藏得隐蔽些！
最要紧的是，哪怕胡惟庸把朱元璋给杀了，然后他又能怎样？他就能当上皇帝？要晓得当时特别得人心的太子朱标还活着，朱标能饶过胡惟庸吗？胡惟庸不至于连这点政治头脑都没有吧？
不管云奇告密这事儿真相到底是啥，反正洪武十三年的时候，朱元璋就打算对胡惟庸下手了。
朱元璋的法子那叫一个简单粗暴：把胡惟庸的三族都给诛杀了，胡党成员一个不留，全都处死！
《明史》里是这么记载胡惟庸图谋不轨还勾结同党的事儿的：胡惟庸儿子出意外后杀了人，朱元璋让他以命抵命，胡惟庸特别害怕。
就在这个时候，另外两个侯爷因为被皇帝骂了，心里害怕得很。胡惟庸就跟这两个人一块儿商量，召集那些不要命的家伙，打算“到时候派上用场”。他还派人到海上去找倭寇，又派人去给元朝剩下的那些势力示好，想要和这两拨势力，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配合起来，一块儿向朱元璋发起挑战。
帝怒了，要把逆党都给肃清。这事儿牵连到的，被诛杀的多达三万多人。然后还弄了个《昭示奸党录》，向全天下宣告。这事儿牵连得可广了，好几年都没消停。
胡惟庸案，是从洪武十三年就开始了，一直到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被赐死才结束。在这期间，好多功臣宿将都被杀掉了，这里面肯定会有一些冤案的。就说李善长全家被杀这事儿吧，那绝对是冤案。
李善长被处死的第二年，户部郎中王国用就上书替李善长申辩。朱元璋，也觉着王国用讲得在理，很是难得，没给他治罪。
在朱元璋眼里，那些受胡惟庸案牵连的人冤不冤，这事儿根本就不重要。他就想着，得把那些功劳太大，都能盖过自己、威胁到朱家王朝统治的人全都杀光才行。这样的话，等自己死了，子孙们就能一直稳稳当当地坐拥江山。
听人说胡惟庸这个案子牵连的人太多，太子朱标就劝过朱元璋，说他杀人太多，这么搞恐怕会伤了和气。
朱元璋把一根棘杖放在地上，让朱标去捡。朱标一脸为难的样子，朱元璋就说：“你因为怕刺所以不敢拿，那我把刺都去掉再给你，这不挺好吗？”这一番对话，把朱元璋的思想动机暴露得彻彻底底。
朱元璋为啥要弄出胡惟庸案？要是只是胡惟庸自己瞎折腾，那朱元璋把他一个人拿下就得了呗。但实际上，朱元璋发起这个大案的背后，是有着长远打算的。
朱元璋把胡惟庸杀了之后，深深觉得相权对皇权是个大威胁。于是很快就下命令把丞相制度给废了，还对中央机构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就为了加强自己的皇权专制统治。
他主要的做法是：把中书省和丞相给废除了，设立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这些衙门，让它们分别处理天下的各种事务。
这些改革总的指导思想就是把政权、军权分成好些部分，让各个系统里不同的机构分别掌管，“”。在此前提下，所有的大权都归皇帝掌控，“”，让皇权和相权变成一体。
丞相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一千多年，结果就这么被朱元璋给弄没了，朱元璋也就成了历史上权力最大的皇帝。
丞相被废除之后，朱元璋就把六部的职权给提高了，六部就成了直接对皇帝负责的中央一级行政机关。
六部的职权都只偏于某一方面，尚书，是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就只听皇帝的命令行事。这样一来，既不会威胁到皇帝，还能让皇帝把全国军政大权都集中起来。
军事方面，朱元璋把大都督府分成了五军都督府。这五军都督府各自统领全国的军队，而且是直接听皇帝的话，按照皇帝的指示办事。经过对军事机关这么一改组，皇帝就能独自掌握军权。同时，五军都督府的职权和兵部之间是相互配合又相互牵制的关系，这样就防止了“专擅”的情况出现。
打这以后，兵部就只剩发布军令和铨选军官的权力了，没办法指挥军队。要是有战事，兵部就按照皇帝的意思，下达调兵的命令，任命将领。接着将领就带着调集来的军队去打仗。等仗打完了，将领把印交回去，该干啥干啥，士兵们也都回各自的卫所去。
洪武十五年的时候，朱元璋把御史台改成了都察院，这都察院，就是专门来纠察弹劾各个官府部门的，还监管各道。除了都察院之外，朱元璋又设立了六科给事中，这六科给事中可是有独立监察权力的，它负责监督六部的那些官吏。
六科给事中设立之后，六部的地位和职权都提高了，而六科给事中对六部能起到牵制的作用。并且，它还分化了都察院的监察权，这样一来，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就一起为强化君主专制效力。
《明史》里讲“惟庸都死了，可他谋反的情况还没完全暴露出来”。这就表明，“胡惟庸案”往根儿上说，就是朱元璋害怕相权威胁到君权才搞出来的事儿。
这一点，朱元璋也在不经意间承认过。
《明史》里有记载，洪武二十八年六月的时候，太祖在奉天殿，对文武群臣下敕谕。太祖说：“从古时候起，三公就是管着讨论治国大道的事儿，六卿，各自分担不同的职责。打秦朝开始设置丞相这一职位，可没多久秦朝就亡了。汉朝、唐朝、宋朝都跟着秦朝有丞相这个职位，虽然期间也有贤能的丞相，但是在这期间任用的人里，好多都是小人，他们专权，把朝政搞得乱七八糟的。咱们大明朝，就把丞相这个职位给取消了，设立了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这些衙门，让它们分别去处理天下的各种事务。这些衙门之间互相制约，谁也不敢欺压谁，所有的事情最后都由朝廷来统一管理，这样才稳当。”
嘿，“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说得可真好！
明史大家吴晗先生讲过，明太祖对胡惟庸这人，说不定还真没什么特别讨厌的地方。胡惟庸就像一颗棋子，一颗能让明太祖把整盘棋走活的棋子。这“整盘棋”，一是要废掉丞相把权力都揽到自己手里，二是要把那些功臣老将一股脑儿全给收拾了。
胡惟庸有这么多“用处”，那他可不能就这么孤单单地死。他得背上结党谋反之类好些个罪名才行，这样才能把朱元璋交给他的“任务”完成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