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以十六世纪为一个转折点。彼时，西人的大量来华，带来了西方文明的许多成果，并使之与中华文明产生了接触与碰撞。

西药，即为其中之一。

伴随着西药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中西学人关于西药的著作也开始出现。

今日尚可见到的有关西药的著作主要有：《吸毒石原由用法》、《西洋药书》、《本草补》和《<本草纲目>拾遗》。

为迎合康熙皇帝对西药浓厚的兴趣，在宫廷供职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曾撰写《吸毒石原由用法》一书，此书现存满汉两个版本，但具体作于何时已不可考。

此书系统介绍了一种原产于小西洋的神奇药物。

据记载，此处所谓的吸毒石应是毒蛇脑中的结石，此石“出西洋岛中，毒蛇脑中石也，大如扁豆，能吸一切肿毒，发背亦可治。”[[1]]

白晋（Joannes Bouvet）和张诚（Joannes Franciscus Gerbillon）二神父曾为康熙皇帝进讲西医知识并为其配制西药。

在此过程中，二神父参考欧洲有关著作写成《西洋药书》一书，现有满文版存世。李欢曾对《西洋药书》有过详细的描述：

“《西洋药书》不分卷，按版心排药名、药方，分为4册，康熙朝内府满文袖珍写本。每半页6行，每行六七字不等，行文中有朱色圈点。版框9.7*8厘米，浅黄丝线四眼装订。”

此书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介绍当时西方流行的药品……其二，分析了瘟疫、痢疾等30多种疾病的症状、病因、病理，以及医疗护理药方与临床使用方法。”[[2]]

《西洋药书》在系统介绍西药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惜其书为满文，不能得览全貌。

《本草补》一书由方济各会传教士石振铎(Petrus Pinuela)于1697年撰写而成，该书曾被范行准先生称之为“西洋传入医学之嚆矢。”[[3]]

此书在中国散失已久，后见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2001年复制回归。郑金生、甄雪燕两位学者根据回归的《本草补》对其进行了研究：

“检视原书，四周单边，白口，无鱼尾，版心上书‘本草补’，中为药名。无行格。每半叶10行，行24字，共18叶。无刊刻堂号。书前有序一篇。作者题署为“泰西石铎琭振铎述。”[[4]]

《本草补》共记载十三种药物，其中八种来自国外，五种为本土药物，另有三类疾病的单方。

《<本草纲目>拾遗》是清代学者赵学敏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编撰而成，共十卷，载药921种。

赵氏之书乃为补李氏《本草纲目》之缺，载《本草纲目》未收之药物716种。

《<本草纲目>拾遗》中载外来药物数十种，其中八种为《本草补》所有，且内容在《本草补》的基础上有所扩展。

除上述著述外，西药学知识亦散见于明清间传教士的其他著作，如《西方问答》、《泰西水法》、《西国记法》等。

明清间传入之西药种类，不如后来传入种类繁多，记载也较分散，故以笔者所见资料为基础，略述明清间传入西药的种类，以便后文叙述。

硫磺；辟惊石（一名避惊风石，佩小孩胸前，遇邪风而起慢惊急惊，此石代受其患）；

奇功石（治妇人难产）；强水；日精油（可治风寒所致耳鼻手足、关节疼痛）；锻树皮（色红）；加穵弄（味苦，治中毒、难产等多种疾病）；

的里亚加（治百病，解毒）；阿力满（充饥）；蒌油（治手足红肿、耳痛等）；香草（藏于衣箱，可避虫）；臭草（泄泻、小便不通可用此药）；

山狸（疗耳病）；保心石（或为动物结石，防毒）；止血石；番红花；未白刺（毒蛇，提炼成药，可解毒）；吸毒石（前已所述）；蝎（晒炼解毒）；

洋虫（一名九龙虫）；[5]金鸡纳霜（治疟疾）；吐根（原产于南美洲，商人将之贩运至中国）；格尔墨斯（即胭脂虫）；阿尔格尔墨斯（即胭脂红酒）；

红葡萄酒；水安息香；枷枏香；犀角乳香；苏合油；冰片油；丁香；金银乳香；厚福水；巴尔厚福水；巴尔撒玛油；阿噶达片；

鼻烟；葛巴依瓦油；圣多默巴尔撒木油（巴尔撒木油以为止痛膏，镇痛剂）；伯协醒巴尔撒木油；

发汗药；灌肠剂；西白噶瓜那（治痢疾）；如勒白白尔拉都；山葫芦（泻药）等均为明清间传入西药，鉴于笔者所见到资料有限，不能尽数详列。

西药在民间的传播并不像在宫廷中的流转那样，有大量史料可供参考。

西药在民间的使用流转情况主要散见于传教士的作品中，笔者根据这部分史料，尽力呈现西药在中国民间的传播情况。

西药流传于民间主要应归功于在华传教的传教士。

1568年，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贾尼劳神父在澳门创建仁慈堂和两座医院，相关研究表明，这两座医院就是贫民医院和麻风医院，这两座医院里都有属于自己的药房。

澳门仁慈堂和医院面临的患者群体不仅是葡萄牙人和其他欧洲来华人员，更多的是接诊在澳的中国居民。

这些百姓往往缺少看病的资金，而这些洋人医院免费施医赠药的行为刚好为老百姓看病吃药提供了条件。

1594年，澳门圣保禄学院建立，圣保禄学院中的传教士经常为贫民医院和麻风医院里的病人服务，并且深入澳门民间，为澳门居民提供医疗服务，甚至免费赠送他们药品。

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圣保禄学院中的传教士很注重对药物学的研究。

董少新先生在其著作中详列了圣保禄学院一份现存的秘方清单，应为圣保禄学院传教士自行研制。

这份清单共有三十七种药物，包括眼药水、人造保心石等药物。[[6]]虽然这些秘方的研制也运用了许多中药材，但是，这毕竟也是西药在中国使用的一种途径。

耶稣会士进入内地的同时也将西药带进内地。传教士尽可能地在各个地区设立自己的传教据点，开始传教活动。

与此同时，他们也开始展开医疗活动，籍医传教。他们经常为自己传教区的底层民众提供药物，为他们解除病痛。

在山西传教的高一志神父和教徒们建立起教友慈善会，通过慈善的方式，将药物分发给民众。[[7]]

在饶州传教的殷弘绪神父(Fr.X.d’Entrecolles)-在得知一位水泥匠人病入膏肓之时，将自己从欧洲带来的一些药送给了这位病人。[[8]]

在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多供职于宫廷，或为一些官员服务，他们接触的多是上层社会的人。

但即使是这些传教士，也利用一切机会在民间开展医疗活动，为老百姓施医赠药。

供职于康熙宫廷的罗德先(Bernard Bodes)神父就很愿意为老百姓看病，1715年3月27日，巴多明神父的信里说：

“事实上，较之于达官贵人，他更愿意为穷人治病；只要后者有求于他，他会放下一切前去看望。如药物告罄，他有求必应；离开寓所时他还会留下药品供来人索取。”[[9]]

罗德先曾为康熙皇帝治疗唇瘤和心悸症，深得康熙皇帝信任，曾随同康熙十余次出巡，每次都几乎长达六个月。

在这个过程中，他经常为贫苦病人治病赠药。在1715年的随驾出巡中，他依旧为百姓治病，并且：

“这次的病人比以往都多，在不足四个月时间里，皇帝按惯例命人运到Geho-ell的整箱整箱的药都被他用光了。罗德先教友便拿出自己的药，这些药也用完后，他就让人再从我们的北京教堂运去。”[[10]]

罗德先的做法不是个例，事实上，传教士们出于基督教慈善爱民的理念和传教的目的，在民间的赠药活动并不少见。

与上述耶稣会士的情况相比，方济各会的传教士们多奉行民间传教的传教路线，更加注重扩大在基层民众中的影响。

他们不同于耶稣会士经常出入于高门大院，而是穿梭于平民百姓之间，他们在民间的施医赠药活动就显得更为突出。

1672年，文度辣神父(Buenaventura Ibanez)成为西班牙方济各会中国传教团会长，并于同年携带三名传教士和一名世俗修士艾脑爵医生(Blas Garcai)从马尼拉来到澳门。

来到澳门后，他们一行人受到在澳葡国政府的阻拦，阻止他们进入内地，于是，他把艾脑爵和另外一位神父留在澳门，自己和其他两人偷偷进入广州。

留在澳门的艾脑爵医生，利用自己带来的药物开办了一间药房，在澳门展开医疗活动。

后来在澳的其他传教士和商人也经常将自己带来的药物送给艾脑爵开办的药房，以维持药房的用药。

一个法国医生还教会了艾脑爵制药的方法。

进入广州的文度辣神父在广州开办了一家医院，后来，艾脑爵将澳门的药房迁至广州，在广州形成了一个拥有药房、门诊和医护所的设施齐备的医院。[[11]]

良好的条件使他们能够更大程度地利用在民间开展医疗事业，西药也随着他们的医疗活动被更加广泛地使用。

新教入华后，在西药入华及传播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

1805年，在英国东印度澳门公司任职的皮尔逊医生(Karl Pearson)将西方的牛痘法传入中国。

牛痘法在治疗天花方面比中国的人痘法更有效果、更加安全，传入中国后逐渐取代了人痘法。

牛痘法的传入是中西医学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大事件。早期新教传教士在中国民间从事医务活动，始于马礼逊(Robert Morrison)送诊施药。

1820年，马礼逊开始开办诊所，开始治病施药。1827年和1835年，郭雷枢(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伯驾(Peter Parker)分别在澳门开设眼科医院，主要治疗眼科疾病。

从耶稣会到方济各会再到新教的传教士们，他们来华的主要目的是传教，所谓的医疗活动只是他们为了达到自己传教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

为了使医疗活动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自己传教的需要，他们经常将医疗活动神秘化，将病人的病愈归功于一种超自然的宗教神学力量。

耶稣会传教士傅圣泽神父(Jean-Fran,ois Foucquet)在给法国德·拉福尔斯(de la Force)公爵的信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江西抚州，有一位十七八岁的女子，得了一种怪病，平时身体强健，料理家务，但在无人注意的时候便处于一种极度疯狂的状态下。

女孩的四个父辈和兄弟也得了同样的病。他们求医问药而对他们的病情没有丝毫帮助，甚至请来的“天师”对他们的病情也束手无策。

正好他们家有一位朋友是基督教徒，有次他去看望病人，肯定地说他们的病是由于魔鬼作祟，只有信仰基督教才能够摆脱疾病的困扰。

于是，他们请来了沙守信神父为他们解除病痛，并且把家里的神像和天师给的用于治病的棍棒都送到了神父那里以示诚恳。

于是，神父派遣几个信徒带着十字架、耶稣像、念珠、圣水来到病人家中，全家的病似乎都好了。[[12]]

类似于这样神奇的医疗事件，在流传下来的资料中屡见不鲜。这里提到的圣水，亦不止一次地见于传教士描述的治病过程中。

就笔者看来，所谓的圣水可能是某种药物，可能能够起到医治疾病的作用。但在传教士的眼中，这类奇迹治疗已经远远超过了治疗疾病本身，圣水也决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治病救人的药物。

无论是有意或者是无意，传教士在这类疾病治疗的过程中将疾病的产生和治疗过程都神秘化了。

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欲以此为手段，使得宗教力量借机进入。

向来有鬼神迷信传统的中国人在传教士的极力渲染之下，往往会相信自己疾病的产生和治愈都是因为天主的力量，为了摆脱疾病、健康长寿，民众自然而然地会皈依天主。

传教士也就获得了成功传教的“捷径”。

明清之际，中国仍能依靠自己的强大国力而在对外交往中占据主动的态势。

“闭关锁国”的政策使来华西人只能通过特定的通道进入中国，除此之外，则别无他途。

进入中国之后，这些西方人又要受到中国当局的种种限制，特别是在进入内地的问题上，更是障碍重重，完全取决于中国当局的决策。

康熙四十六年（1706年）康熙皇帝在给两广总督赵弘燦的谕旨中说：“见有新到西洋人，若无学问只传教者，暂留广东，不必往别省去，许他去的时节另有旨意。若西洋人内有技艺巧思或系内外科大夫者，急速着督抚差家人送去。”[[13]]

可见，来华西人的活动严重受限，即使康熙帝所谓的技艺之人，也不过是令地方督抚送至北京，决不允许自由行动。

当时的中国，唯有东南沿海部分地区相对比较“开放”，有相当数量的西人进入，而广大内陆地区还处于封闭的环境下。

在此环境下生长起来的人民，不惟很难接触到来自西方的新鲜事物，即使有所接触，也很难接受。

西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随西人入华，其结果就是早期入华西药在中国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接触到的西药比较多，而广大内陆地区传进的西药比较少。

北京由于是明清两代的首都，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云集于此，加之如康熙帝这样的最高统治者醉心于西药，故而北京也称得上是一个西药传入和流转的中心。

小说作为文学作品，往往是时代的产物，现实的影子总能在小说中找到。明清间西药在中国社会被使用的现实在当时出现的小说中也有所体现。

《红楼梦》第三十四回中，宝玉遭父亲毒打之后，王夫人给他两瓶膏药：

“袭人看时，只见两个玻璃小瓶，却有三寸大小，上面螺丝银盖，鹅黄笺上写着‘木樨清露’，那一个写着‘玫瑰清露’。袭人笑道：‘好金贵的东西！这么个小瓶儿，能有多少？’王夫人道：‘那是进上的，你没看见鹅黄笺子？你好生替他收着，别糟蹋了。’”[[14]]

据《<本草纲目>拾遗》记载，玫瑰露有活血之效。引文中提到的两种药露，据方豪先生考证，应是西洋药品。

其中的“螺丝银盖”“那是我国不会自造；况且盖子既作螺丝形，瓶口也必须是螺丝形，不然，就无法旋下去。但这样的瓶子，当时我们不会制造。”[[15]]

第五十二回，晴雯生病高烧头痛，寻医诊治以后，高烧稍退，仍是头痛，于是：

“宝玉便命麝月：‘取鼻烟来，给他嗅些，痛打几个喷嚏，就通了关窍。’”

用了鼻烟后，晴雯“果觉通快些，只是太阳还疼”，于是，宝玉又命人找来一味名叫“依弗哪”的西洋药，可治头疼。

关于鼻烟，《<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

“西洋出鼻烟，上品曰飞烟，稍次则鸭头绿色，厥味微酸，谓之豆烟。红者为下。

常中丞《笔记》：鼻烟或冒风寒，或受秽气，以少许引之使嚏，则邪秽疏散，集懑亦解。

若刻不少间，反有致疾者。烟有多品，总以洋烟为最，取其滋润不烈，所以为佳。”[[16]]

后文所提到的“依弗哪”，是流传于欧洲的镇痛剂，从宝玉的话中也可以看出，“依弗哪”也是王熙凤经常使用的西药，可见西药使用之普遍。

冯梦龙所著《喻世明言》，由于成书于晚明时期，亦有西洋药的记载。作者在“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一卷中，写道：

“宋四公从怀里取出一个小罐儿，安些个作怪的药在中面，把块撇火石，取些火烧着，喷鼻馨香。那五个人闻得道：‘好香！员外日早晚兀自烧香。’

只管闻来闻去，只见脚在下头在上，一个倒了，又一个倒。看见那五个男女，闻那香，一霎间都摆番了。”[[17]]

作者在此处虽未言明，但根据这段描写，宋四公手中拿的小罐儿很有可能是鼻烟，即或不是西洋传入的原装鼻烟，也可能是原装药物用尽之后，宋四公在罐子里放入其他药物（或香料）来作为代替。

明清之际，西洋药品在中国形成了一定范围内的传播，但相比后世而言，在规模与普及性上，总是无法比拟的。

但先声已经奏响，中西文明之间的交流总将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