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陈昌浩吞下安眠药自杀,终年61岁。
陈昌浩的离世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没有荡起一丝的涟漪,不过对于曾经与陈昌浩一起革命的老战友们来说,他的离世却是令人感到遗憾,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陈昌浩的去世或许对他自己而言,也是一种解脱。
陈昌浩一生最为辉煌的时期,就是红军时期,那个时候,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红四方面军总政委,无论怎么说,放在他眼前的,都是一条光明大道。可是到最后,为什么他却落得如此的下场呢?
何福圣曾是红四方面军一位首长的警卫员,他一身好功夫名誉整个四方面军,对于陈昌浩这位总政委,何福圣接触的时间并不算少。
但是对于陈昌浩,他却是不知该如何评价,晚年时何福圣说:“我同四方面军的官兵一样,对陈昌浩一直怀有复杂的感情,虽然他在回到延安时政治生命基本结束了,虽然他自杀已经30多年了,可是,我必须说,他是我们老战士心中永远的军神。”
陈昌浩之所以在红四方面军得人心,其实也是源于他的许多所作所为,都有一些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
陈昌浩是湖北武汉人,1906年出生,早些年间在武昌大学学习,后来参加共青团,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陈昌浩坚持在武汉进行地下斗争,表现出了不同于他人的优秀,因而他受到了上级的看重,上级遂将他送到苏联深造。
三年后,陈昌浩学成回国,在上海党中央工作了一年,1931年,陈昌浩受到中央派遣,跟随张国焘前往鄂豫皖苏区。
到了鄂豫皖苏区后,陈昌浩迎来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高光时刻。
张国焘来到鄂豫皖苏区,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撤销了鄂豫皖特委,成立了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与此同时,他也成立了鄂豫皖军事委员会,由他担任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则是被任命为了军事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从此,他成为了鄂豫皖苏区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之一。
那个时候的陈昌浩年轻,为人勇猛,打起仗来尤其凶。
1931年,红军奉命攻打黄安城,敌人顽固抵抗,一时间我军毫无进展,关键时刻,28岁的陈昌浩坐着一架飞机出现在了战场的上空。
这架飞机是之前因燃料耗尽,降落在苏区,被我军缴获的,其驾驶员龙文光在经过我党的教育下,选择了“弃暗投明”。
后来,这架飞机被命名为了“列宁号”,
攻打黄安时,敌人根本没想到我军居然有飞机,当陈昌浩手持手榴弹从上空往下落,炸死十多个敌人后,敌人才如梦方醒,一片混乱。
陈昌浩之所以要亲自上飞机扔手榴弹,是他不放心龙文光,而他的这一做法,却是让他很快便“俘获”了四方面军战士们的心。
在四方面军,相对于张国焘而言,陈昌浩的个人英雄做法,让他更得战士们的尊重和敬仰,由此,陈昌浩在四方面军的威望很高。
担任四方面军参谋长的倪志亮,是四方面军的创始人之一,他能力很强,但是他脾气暴躁,很容易骂人,在四方面军,倪志亮谁都不怕,就怕陈昌浩。
一次战斗,倪志亮和前线打电话,由于炮声太大,倪志亮没听清楚对面的声音,就习惯性的说了脏话,让倪志亮没想到的是,对面的人却是直接挂了电话。
这让倪志亮非常气愤。
没多久,还在气头上的倪志亮忽然听到了一阵急促的跑步声,倪志亮正准备出去看看,就听到了来人的叫喊声:“倪志亮,你狗日的好大胆子,居然连老子都敢骂。”
倪志亮一看,领头人是陈昌浩,瞬间就有些结巴起来,他:“政治委员同志,我错了,我错了,我不知道是你打的电话。”
陈昌浩却是一点也没原谅倪志亮,当即举起马鞭就打,倪志亮不敢反抗,后来是张国焘来了,这才拦住了陈昌浩,由此可见,陈昌浩当时在军中的威望,是很高的,同时,他也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
当然了,陈昌浩也并非没有犯过什么错。
张国焘来到鄂豫皖苏区后,为了增强自己的权力,搞起了肃反,当时陈昌浩就是他的支持者,可以说,在这件事上,陈昌浩是犯了大错的。
而让人意外的是,陈昌浩虽然在很多时候就是张国焘的跟随者,但是他并不是一味的听张国焘的话。
苏家埠战役时,张国焘害怕打败仗丢面子就主动放弃这一仗,陈昌浩不同意,徐向前也不同意,两人坚持打,张国焘没办法,只能打。
这一战我军最终取得了胜利,后来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失败,被迫转移时,张国焘建议部队化整为零,陈昌浩再次提出了反对意见。
1933年,红四方面军决定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在此期间,红四方面军得到了休整和扩大,陈昌浩此时作为四方面军的总政委,可以说他在这段时间里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的。
等红军局势好转,张国焘再次进行“肃反”,陈昌浩本来同意,但是在徐向前的劝慰下,他意识到了错误,因而就选择了反对,这一次的“肃反”由于陈昌浩的反对,张国焘没有进行下去。
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陈昌浩再次站在了张国焘的身边,和中央讨价还价,后来,张国焘另立中央,陈昌浩在这件事上保持了初心,他坚持反对张国焘此举,并与之斗争,也正因为如此,陈昌浩在后来西路军成立时,他依然被重用,当上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西路军政委。
不过,那个时候陈昌浩并没有想到,这一次的西征,将彻底的改变他的命运。
西路军的战士们很勇猛,自从西征开始后,就与数倍于自己身的敌人激战,遗憾的是,由于西路军没有建立根据地,没有后勤补给,最终落入下风,不得不接受失败的现实。
1937年3月,陈昌浩召开了西路军军政委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决定李先念,李卓然等人继续率部西进,而他和徐向前则是离开部队返回延安向中央汇报。
就在陈昌浩与徐向前刚离开后,陈昌浩忽然生病了,陈昌浩没办法,只能暂且安顿下来,与徐向前分离。
等身体痊愈后,陈昌浩没有第一时间找部队,而是返回了家里。
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后,陈昌浩才返回了延安,此时的延安正值批判张国焘路线高潮,陈昌浩作为当年张国焘的铁杆部下,自然也是受到了批判。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陈昌浩意识到了自己当年的错误,并且将西路军失败的责任担负在了自己的身上,从此,这份愧疚犹如一座大山,压他几乎喘不过气了。
而从这以后,陈昌浩的政治生涯也基本结束。
1939年,陈昌浩前往苏联治病,在苏联,他一直待了12年的时间,直到1952年,他被中央批准同意,回到了北京。
回到国内后,陈昌浩被任命为了中央编译局的副局长,当初那个威风凛凛的四方面军总政委,由此变得籍籍无名起来。
而对于当年四方面军的过往,还有西路军的失败,陈昌浩内心一直很痛苦,他每次见到四方面军的下属时,他都会鞠躬道歉,说是自己犯了错。
1967年,在强大的压力下,陈昌浩不堪重负,最终选择了吞安眠药自杀。
陈昌浩虽然去世了,但是关于他的定论并没有完。
特殊时期结束后,徐向前元帅亲自主持了陈昌浩的追悼会,悼词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
2001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功勋卓著 英名永存——纪念徐向前同志诞辰100周年》,在这篇文章中,有关部门明确表示,西路军失败是“由于河西走廊地区没有根据地,没有党的工作和群众基础,没有援军”,而不是陈昌浩个人的原因。
得到中央如此的评定,也许九泉之下的陈昌浩也能够瞑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