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进攻香港
1933年福建事变时，蒋光鼐其实就知道这个事必然失败。因为部队底下的人不愿意反，认为反蒋是上头的事情。蒋光鼐知道，内部思想不统一是不能把事情搞好的，因此早就把家属疏散到香港。
1935年正月，次子蒋建国在香港出生。蒋建国的名字“建国”就是蒋光鼐纪念失败了的、在福建成立的联共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蒋建国出生之时，正值“福建事变”失败之后，蒋光鼐和他的许多朋友都从福建逃出，云集香港，因此不仅让47岁的蒋光鼐老来得子，也给这群忧伤的革命者带来了欢喜。
蒋光鼐趁着给儿子做满月的机会，在香港大同酒家把二楼包下来大摆宴席，以此联络旧部，给大家鼓劲。
席间，蒋光鼐把蒋建国从襁褓中抱了出来，赤条条地让众人过目，引起欢呼和热烈的掌声。蒋光鼐重重地在儿子的屁股上亲了一口，对他寄托了无限的希望。
蒋建国小时候身体很弱，很容易伤风感冒，经常卧病在床。为此家里门窗紧闭，连木百叶窗都关得严严的，但他还是经常伤风感冒，还落下个遇阴天下雨两腿就酸痛的毛病。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向香港、檀香山、南洋群岛一带进攻。在此之前蒋家曾作过两次疏散，一次去澳门，一次去广州湾，都有惊无险又回香港了。
蒋光鼐一家住在九龙金巴伦道，蒋建国还未满７岁。香港经常搞防空演习，他晚上常在阳台上看探照灯的光柱在夜空中组织成各种图案，还觉得蛮好看的。
但接下来，他看到的却是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
一个白天，日本大批轰炸机在香港上空排列成队形，三架一组，九架一队，密密麻麻一大片。一群孩子们听到马达的轰鸣以为是防空演习，都跑到花园的草坪上去看飞机。飞机上丢下的炸弹让他们如梦方醒，慌忙躲避。
此时，蒋光鼐在广东曲江（韶关市）担任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之职，妻子则带着3岁的孩子蒋庆渝去了曲江。留在香港家里的全是妇女和儿童，年龄最大的是蒋建国的大嫂陈艳珍。他上面还有两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年龄最小的妹妹还未满周岁。
第一次空袭没有炸弹落在蒋光鼐家，但蒋家人心里非常清楚。作为抗日将领的后代，如果日军占领香港，呆在家里就会非常危险。所以，第一反应就是马上转移，躲到蒋光鼐的朋友家里，免得落入敌人手中。
他们几经转折来到了藏身地，位于山顶上的蒋光鼐的好友邓瑞人的私宅。邓瑞人是香港银行家，十九路军的人，淞沪抗战的时候也立过功。
这是一座形状像军舰的楼房，很漂亮，餐厅都是大落地窗，有五六层高，房子很多，但挤满了人，不过仓库里存了罐头等不少吃的东西。
没想到的是，当天晚上这所房子连同邻近的两所房子，成了日军军舰炮轰的目标。日本飞机怀疑这是建在制高点上的军事指挥部。敌人一共向这三所房子打了108发炮弹。
蒋建国对这惊险一幕记忆犹新。大家先是躲在楼下的汽车房里，一发炮弹命中了车房，他被大人用棉被盖住才幸免于难。万幸的是全家没有人遇难。
但是，蒋建国12岁的姐姐蒋定苏姐的背上被炮弹的碎片打了一个洞，流血不止。大家随后转移到餐厅，让蒋定苏趴伏在餐桌上，再盖上两条棉被，其他人则藏在餐桌下面。餐桌下一片漆黑，蒋建国只听到炮弹的爆炸声、落地玻璃门窗的碎裂声、受伤者的呻吟声和“观音菩萨，救苦救难”的求救声。
从餐桌下逃出后，蒋建国看到上四楼的楼梯已经被炸断了，楼房正在着火，到处烟雾弥漫，使人透不过气来。楼顶上传出一阵阵声嘶力竭的哭泣声和救命声。
在经过一道楼梯的时候，大人拉着蒋建国的手往上走，躺在楼梯台阶边上的重伤员抓着他的脚往下拉，呼喊着别丢下他不管，这让蒋建国茫然无措，终于还是被大人拉着逃出了这座正在燃烧的楼房。
战时香港夜间灯火管制，大家长时间在黑暗中摸索，瞳孔已经放大，蒋建国跑出来看到天上的星星时，觉得有碗口那么大，特别明亮。
他们刚跑过一座房子，整面墙就在身后坍塌下来。大家集中到一个被认为是较安全的地方。天还未亮，几个男人就冒险回到那座楼房的瓦砾堆中寻找食物，居然还找到不少罐头食品，惊魂未定的人们匆匆忙忙填满了肚子。蒋建国不满一岁的妹妹没有牛奶喝，大人就用开水泡饼干喂她。
蒋家一大家子没有一个掌事的男人，而且小孩多，逃难路上很艰难。天刚蒙蒙亮，一群人匆忙往山下跑，赶在仗打响前找到安全的落脚处。一个佣人背着受伤的蒋定苏，蒋建国则拉着大人的衣角，顺着蜿蜒的马路往山下小跑。
一路上的情景惨不忍睹。有躺在血泊之中令人不忍一看的尸体，有蠕动着的缺胳膊断腿的受伤者，如果不小心就会踢着一条伸出来的腿。有的人把手中的包袱往山坡下一抛，顺着山坡往下滑。蒋建国只知道紧紧拉着大人的衣角，低着头往前跑，他从来没跑过那么多路，也不知道疲倦。
可当他回头看时，却发现家人怎么也找不到了，不知是他们掉队了还是自己跑得太快。幸亏那个大人有主意，他们跑到凤凰台一个熟人家去，主人劝他们先住下，再慢慢找其他人。
每次吃饭，人多饭少，蒋建国年纪小吃得慢，等他吃完一碗，锅早已空了。所以，盛饭的时候他总小声提出要求：再装满一点。
这期间，九龙仓库起火后浓烟滚滚遮天蔽日，烧得白天都像晚上那般黑。不知道过了多少个白天和夜晚，到了12月25日，日军已经占领了香港，天黑就戒严。蒋建国听说，在戒严期间日军见了行人举枪就打。
失散两周后，蒋建国终于与家人联系上了。不仅是他们一家，还有蔡廷锴和李济深的家属都联系上了。
司机黄巩从十九路军时期起就给蒋光鼐开车，不知是游击队找到他，还是他找到了游击队。总之，由于他的联系，蒋家人从香港一直跑到惠州，惠州是东江游击队的据点。。一到惠州，大家就感觉到家了
从香港到惠州，蒋建国曾经历惊险一幕。
在香港市区的一个十字路口，一队日本骑兵正好通过，一行人赶快在人行道上停下来让行。没想到，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日本军官也停了下来，招手示意叫蒋建国过去。蒋建国没动，日本军官大喊着不知说了什么，手还作抽刀状。
不知是谁推了他一把，让他快过去，蒋建国向前走了几步。日军官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把糖和饼干给他，他正犹疑间，有人提醒快伸手去接，他接过东西后赶快跑回家人身边。
一阵马蹄声过去后，大家松了一口气，都很庆幸没有旁生枝节。
大人们告诉他，糖和饼干是绝对不能吃的，万一有毒怎么办？蒋建国从小就听大人讲述十九路军1932年在上海抗日的故事，知道日本鬼子不是好东西。
他们和大批难民一起沿着公路往内地走，途中有时可看到日本兵在砍伐树木或在修建什么，也没有太多干涉逃难的人群。日本人也不愿太多的难民滞留香港，物资供应已经难以为继了。
蒋建国实在走不动了，一位不知姓名的大哥哥把他扛在肩上继续往前走（广东话叫“骑膊马”）。到了惠州有人接待，全家人的脸上才有了笑容，说话的声音也大了。不幸中之万幸的是，蒋定苏背上的伤口已长上，只留下一块疤。其他人也都平安，这就很不容易。
蔡廷锴在自传中记述了在桂林见到和江家人一同逃出的家人时说：“此时正在严寒期间，各人逃出，均衣衫褴褛，形容憔悴，状极可怜。”
不过，蒋建国说衣衫褴褛是客观需要，因为通过封锁线时必须和难民一个模样，否则就会出事。但在当时，逃难的人确实已是蓬头垢面、满身虱子、精疲力竭了。
历时一个半月，蒋家人虎口脱险来到曲江。
抗战时期的曲江是广东的临时省会，经常能听到“呜——呜——”的警报声。警报就是命令，人们就赶快躲进在房前屋后挖掘的防空壕、防空洞和马路两侧的掩体坑。
在蒋家所住房屋的后山坡，工兵修了一个很“讲究”的防空洞，足能容纳数十人，里面坑道用圆木支撑，迂回曲折，脚下还铺有木栅防潮。有两个洞口，其中一个洞口顺着山坡修了伪装棚，从上面根本看不出有洞口，即使炸中其中一个洞口也无大碍。
但蒋光鼐从来不进防空洞。敌机空袭时他总是利用松树作掩护，密切注视敌机行动。有一次他刚午睡起床，一块炸弹的碎片就破窗而入，穿进他的枕头中间。事后，他说：“我是福将，身经百战还从未受过伤。”
在一次空袭中，蒋光鼐妹妹一家人躲在屋旁挖好的防空壕，一颗炸弹正好落在中央，13人中除了在最边上的两位客人（二人被炸起的泥土埋住），11人全部遇难。他妹妹蒋宝燕当时正在蒋光鼐家，幸免于难。
在随后举行的追悼会上，蒋建国第一次听到蒋光鼐讲话。他以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和死难者家属的双重身份，号召大家化悲痛为力量，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积极投身抗战，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奋斗。本来是一片哭泣声的会场上，最后响起了一阵阵“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死难者报仇”的口号声。
蒋光鼐虽有军职在身，在家却常穿便服，冬天穿一件灰布面的棉袍，夏天穿对襟的“唐装”，不像油画中威风的军官，倒像个文人。早晨洗脸修刮胡子时，蒋建国常听到他口中念念有词，有时还吟诵起来，好像唱歌一样，很悦耳，但多少带有一点淡淡的哀愁。仔细听，原来是用东莞家乡话读唐诗或宋词。
在曲江，蒋建国最愉快的事是跟蒋光鼐上山打猎。他扛着比自己个子还高的双筒猎枪，蒋光鼐带着名叫“胜利”“和平”的两只猎犬。在鹧鸪、斑鸠等鸟飞起来时，他看到父亲敏捷、准确地击落空中飞鸟，才意识到父亲曾接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是科班出身的老指挥官。父亲教他怎样在草丛中前进，和黑夜行军的口诀……
为打通粤汉铁路，日本不断增加兵力，曲江数度告急。蒋家人几次疏散，往东去兴宁，往西去罗定（蔡廷锴的家乡）和广西的梧州（李济深的故乡），还经过湖南的衡阳、广西的柳州、江西的龙南……最后一次疏散到平远。
此时第七战区司令部要搬到江西寻邬，蒋建国和家人被安置在广东东北平远县的乡下。两地都是在粤、赣、闽交界之处，是偏僻宁静的山区，十分贫穷，日本人始终没有打进去。
在衡阳，蒋建国看见过一场空战。虽然不断有“哒、哒、哒……”的机枪扫射声，很危险，但所有人都探头观看，中国空军的战斗机和有红膏药标志的日本飞机上下翻飞，在空中互相追逐。当看到敌人飞机被击中，拖着长长的黑烟尾巴坠下时，所有人都鼓掌欢呼。
抗战胜利之后，蒋家人终于在广州团聚，但安静的生活被一个秘密任务打破了。
解放战争后期，蒋光鼐接到一个重要任务，秘密策反余汉谋。他出入麻将桌上，经常早出晚归，行踪不定，还瞒着家人去了一次台湾。妻子为此心生疑虑，以为丈夫有了外遇，便让警卫员李苏秘密跟踪。蒋光鼐觉察后，对妻子说：“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情，放心吧。”
蒋建国原本对此事一无所知，后来是在那段特殊时期明白了事情原委。蒋光鼐把过去他和别人合影的旧照片撕了一大堆，但他留下了几张，其中之一就是在台湾郑成功祠堂——明延平郡王祠门口的一张与余汉谋等的合影。
抗战期间，余汉谋是第七战区司令长官，蒋光鼐是副司令长官。余汉谋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时，蒋光鼐是副主任。对日作战，余对蒋光鼐是言听计从，两人私交甚笃。1949年，余汉谋担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时，策反余的人选，蒋光鼐是最恰当不过了。
早在1939年，经叶挺和廖承志介绍，蒋光鼐和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曾有一次长谈。1946年5月23日，周恩来曾致信蒋光鼐：“争取和平民主之实现实为当前之急务。先生以抗日前导而为华南和平民主之支柱，力挽狂澜，举国瞩目。”
在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入进攻时，周恩来交给蒋光鼐一个重托，希望他争取余汉谋起义。但余汉谋顾虑重重，下不了决心。他对蒋光鼐说，他只能做到一点，“共军”进攻广州，他将命令部队不战而撤。
余汉谋没有起义，但兑现了自己的诺言。解放大军南下时，他没有死守广州，使广州人民免受战争苦难。他把部队集中到雷州半岛，从海南岛逃到台湾去了。后来，政协开筹备会，有一次，总理去看大家，有人提到蒋光鼐做余汉谋的策反没有成效时，总理说：“我们对憬然先生要借重的地方很多，不在乎这次策反的成功与否。”
国民党政府逃到广州后，蒋光鼐家所在地梅花村周围住满了国民党的军政要人。特务经常“光顾”他们家。在广州太危险，蒋光鼐的妻子带着一群孩子跑到乡下暂避。
由于列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蒋光鼐只得放弃了再去广州做两广国民党部队策反工作的计划而坐船北上，由乔冠华陪同，带着一只小皮箱到达北平。1949年8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做出决议，永远开除蒋光鼐的党籍。有人报信说，特务要动手抓人了。于是，他妻子又带着一群小孩，连夜乘小艇逃到香港。
铁路刚恢复通车，他妻子即赶到北京照顾蒋光鼐的生活。随后，老朋友袁煦圻受蒋光鼐之托，来到香港，将蒋建国等四个年龄大些的男孩带到北京。这是1950年夏天，蒋建国正好初中毕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