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文坛恩怨录（下）|韩愈和李绅台参交恶，两败俱伤
文：枯木
（续上）
如前所述，中唐时期因为宦官专权、藩镇割据，造成皇权旁落，不少官员钻营舞弊，拉帮结派，不同派系之间相互倾轧驱逐，政治生态非常险恶。从而产生了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郑覃为首的李党之间的相互争斗，史称“牛李党争”，双方争权夺利，不秉公心，造成朝政混乱，也使得唐朝就此走向衰弱。
在派系党争愈演愈烈之下，很多人由于科举师门以及亲朋好友等关系裹挟其中，被打上派系标签，往往因对方得势而贬黜或难以中举入仕。当然也有朝臣以家国大局为重，秉持操守，忠心耿耿，不结党营私，比如中兴大臣四朝元老裴度、宰相韦处厚等就是其中代表。
然而，也有洁身自好、直言敢谏，不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正直官员，却因性格刚烈被人利用的，诸如穆宗朝，一代文宗韩愈和宰相诗人李绅之间，就爆发了著名的“台参事件”，双方你来我往，纷争不息，结果“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两人两败俱伤，却使得奸相李逢吉借机为排挤异己扫清道路，这次事件的原委和经过如何？下面我们就来简单回顾。
一、唐代的群相制度简介
要想解释“台参事件”，就必须先了解一下唐朝的群相制度。唐朝早期沿袭隋朝官职体系，武德七年设立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六省（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一台（御史台）、九寺（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国子监、国子学、天策上将府、十四卫和东宫诸司，到了唐太宗贞观八年，加设三师（太师、太傅、太保），原有基本不变（三公、六省、一台、九寺、三监、十二卫、东宫诸司）。
在这些官职里面，三师、三公为荣誉虚衔，御史台为监察机构，九寺三监和后期六部多有重合，十二卫为军事禁卫军制度，东宫诸司为皇太子府官职设置，权力机构主要在六省。六省里面秘书省为掌管图书典籍部门，主要是培育锻炼新进士，殿中省掌管皇帝生活诸事，内侍省掌管宫廷内部事物，唐代全为宦官，因而权利部门主要是尚书省、门下省和中书省，后来在尚书省设立六部（吏、礼、兵、度支（后改为户）、都官（后改为刑）、工），这就是著名的“三省六部制”，后来三省有变化，六部一直延续到清末。
而所谓的“宰相”并非官职，而是对行政长官的一种通称和俗称。就唐代而言，宰相指的是三省部门的长官，即尚书省的尚书令，门下省的纳言，中书省的中书令。尚书令因为唐太宗李世民曾经担任，因而无人敢担任尚书令，尚书令一职空缺，此后，尚书省由两位副长官尚书仆射领导。纳言后被改为侍中（又曾改为左相、黄门监，后改回），因而，左右仆射、侍中、中书令等被称为宰相。
按照管制设置，本来宰相也就三四个。不过，由于唐太宗时期比较开明，宰相权力很大，甚至可以和皇帝抗衡，到了贞观晚期，唐太宗为了分化宰相权力，便指定一些高官参与朝政，从而制约相权，并在贞观十七年（643年），因中书省长官中书令和门下省长官侍中都是三品，便正式授予这些官员官职名为“同中书门下三品”，因而这些官员也被称为宰相。
（《唐御史台精舍碑》局部 崔湜撰文，梁昇卿隶书，赵礼刻）
到了唐高宗时期，对于一些参与议政并且官职不到三品的官员，又加了一个衔，那就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比“同中书门下三品”位次要低。不过因为宰相实衔不多授予，因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了事实上的宰相，并且真正的尚书仆射除非被授实质宰相衔，否则不再被视为宰相。另外还有一种官衔也被视为宰相衔，如参知机务、参掌机密、参知政事、参谋政事，这相比前两种更要低，到了宋代成为正式的副宰相衔。
由此可见，就唐朝而言，实行群相制度，这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分散宰相权力，从而使得皇权集中。然而，到了中唐时期，由于群相制的存在，也使得宰相之间为了争权，相互攻讦，或者通过提拔己方信赖的官员为相，以增加话语权，这也使得党争更加剧烈。而李绅和韩愈，就被卷入党争之中，被人操纵。
二、李绅和韩愈最早有师徒情谊，和元白则为好友关系
韩愈（768年~824年）我们前面介绍过，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年）中进士第，却三次选官不得，直到贞元十二年（796年）被推荐为宣武节度使观察推官。并在贞元十七年（801年）被征调为国子监四门博士，不久迁为监察御史，正式进入朝廷官员序列。
而李绅，相比韩愈，不但年龄要小，而且中举也晚的多，因而属于地地道道的晚辈。李绅和白居易、刘禹锡同岁，润州无锡人（今江苏），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不过中举还要比刘禹锡（贞元九年，793年）、白居易（贞元十四年，798年）要晚得多。
《旧唐书•列传•卷一百二十三•李绅传》记述，李绅，字公垂，六岁丧父，“母卢氏教以经义，绅形状眇小而精悍，能为歌诗”，可见李绅长得短小精干，幼时聪慧。并且李绅幼年艰辛，知道农民疾苦，于是很早就已经写出脍炙人口的诗《悯农二首》，其中“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到如今妇孺皆知，这在当时就获得不少人赏识。
然而李绅前期参加科举也不太顺利，在贞元十四年（798年）和白居易同时参加科举，白居易中举，李绅落第。不过二人从此结识，后来白居易的诗词《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中有：“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称呼李绅“短李”，可见友情甚笃。
贞元十七年（801年）秋又去长安应试，结果依然未中举。当时韩愈已经是国子监四门博士，以诗词古文著称于世，于是李绅前去拜访，获得韩愈赏识，便写信推荐李绅。当年主考官为权德舆，副手为祠部员外郎陆傪，韩愈陆傪交好，于是在《与祠部陆员外书》中，韩愈推荐了十位才能优秀的士子，其中就有李绅，“有沈杞者，张苰者，尉迟汾者，李绅者，张后馀者，李翌者，获文或行，皆出群之才也，足以收人望，得才实。”
然而，这次科举，李绅依然没有中举，不过应该说，韩愈和李绅有师徒情谊，最低也是前辈和晚辈的关系。不过当时人们忌讳自己学问不如人，耻于为徒，这也是为何韩愈写《师说》的原因之一。至于后来李绅认不认可，感不感谢，这又两说。
而李绅和元稹关系更加密切，这在元稹的自传体小说《莺莺传》里有记载：“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语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传》以传之。崔氏小名莺莺，公垂以命篇。”可知，在贞元二十年（804年），李绅再次赴京应试，依然未中（执事为对无官职的朋友尊称），寓居元稹处，曾为元稹《莺莺传》命题作《莺莺歌》。再对比元稹和白居易年谱，此时元白同为校书郎，因而三人此时就交往甚密，友情深厚。
三、李绅人品低劣：族叔变孙子，故人变流囚
李绅前期的屡次不顺利，大概压抑了他的性格，以至于后来中举后变得刚愎自用。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李绅34岁才中进士第，补国子助教，教育学生非李绅所愿，便回归金陵，被节度使李锜赏识，辟为从事。然而李绅认为李锜专横不接受，李锜大怒，要杀李绅，李绅逃走得免。后来李锜造反被杀，朝廷认为李绅有气节，便在元和十四年（819年）召拜李绅右拾遗，此期间和元白二人积极参与新乐府运动，从而得以朝野知名。
元和十五年（820年），唐宪宗暴崩，穆宗即位，召李绅为翰林学士，与李德裕、元稹同在禁署，时称“三俊”，三人情意相善。穆宗作太子时，素闻李德裕父亲李吉甫之名，因此对李德裕非常器重；元稹贬谪诗结交的宦官崔潭峻受到穆宗宠爱，李绅又和元稹有多年情谊，于是三人便结成一个小团体，一致对外。
然而，虽然李绅的两首诗词传诵千古，可是人品却很差，据史料记载，一是趋炎附势，再就是刚愎自用，唐末范摅所撰笔记体小说《云溪友议•卷上•江都事》记载了几则李绅故事，其中一个是说李绅没有中举的时候，其族叔大理寺评事李元将和弟弟李仲将寓居在江都（扬州），李绅去江都就住在李元将家，以叔称呼二位。结果李绅任淮南节度使后，“元将称弟称侄，皆不悦也；及为孙子，方似相容。”
还有一则故事，说有一个崔姓巡官，和李绅有同科进士之谊。李绅发迹之后，崔姓官员有一次特地前来拜访，结果他的仆人在客栈中和市民发生了争斗。在得知是崔巡官的仆人之后，李绅将那个仆人和与之争斗的市民都处以极刑，还将崔巡官抓来问他：“昔尝识君，到此何不相见也？”崔只好求饶，然而李绅却不讲情面，还重打了崔巡官20大板。时人相谓曰：“李公宗叔翻为孙子，故人忽作流囚。”
四、京兆尹和御史台，相互纠葛难下台
（《唐御史台精舍碑》局部崔湜撰文，梁昇卿隶书，赵礼刻）
李绅当上翰林学士后，由于结交李德裕、元稹，从而得以迅速升迁，长庆元年（821年）三月，改司勋员外郎、知制诰，二年（822年）二月，超拜中书舍人，虽然没有进入中枢，却炙手可热。此时宰相有李逢吉、裴度、李德裕、元稹等，李逢吉是一个非常阴险的小人，嫉贤妒能，排除异己，品性忌刻，险谲多端。
在裴度平定淮西的时候，李逢吉恐怕裴度建功立业，于是排挤裴度，被唐宪宗出为剑南东川节度使。穆宗上位后，李逢吉被召回为兵部尚书。为了谋取宰相之位，看到元稹同样憸佞，嫉妒裴度立功，结交宦官，恐怕最后受制于元稹。于是暗中诬告元稹谋杀裴度，结果裴度和元稹都被免去宰相职务，李逢吉顺势上位。
上位之后，李逢吉认为牛僧孺好控制，而牛僧孺和李德裕相互争斗，于是便先排挤李德裕，将之出为浙西观察使，让牛僧孺为平章事，成为宰相之一。搬掉李德裕后，针对“三杰”最后一个绊脚石李绅，受到穆宗宠幸，说不定哪一天李德裕就会翻身，便想出了一个“妙招”掀翻李绅。
考虑到李绅性格刚愎自用，而同样性子刚烈的韩愈，因为谏佛骨名闻朝野，如今被召回从兵部侍郎转为吏部侍郎，正好可以利用两人的性格特点做文章。于是在长庆二年（822年）六月任命韩愈为京兆尹，加衔御史大夫，而针对李绅，则任命知制诰中书舍人李绅为御史中丞，使之脱离中枢。由于二人的官职和官衔有冲突，以二人性格，肯定会发生龃龉。
（《唐御史台精舍碑》局部崔湜撰文，梁昇卿隶书，赵礼刻）
这要说到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官职上来。《唐六典•卷十三•御史台》记载，御史台是唐代最高监察机构，长官为御史大夫，下设御史中丞二人，然而到了中唐时期，御史大夫由于弹劾百官，位高权显，因而经常不予任命，于是副手御史中丞即使实际上的御史台长官。按照《唐会要•卷六十•御史台》记载：“京兆尹及少尹两县令，合台参官等”，也就是说，京兆尹在上任之初，应该到御史台进行参见御史中丞。然而御史大夫又是御史台的名义长官，不可能让一把手参见副手的道理。
因而，韩愈被任命为京兆尹御史大夫后，并没有去御史台参见御史中丞李绅，其中原因主要是因为御史大夫衔。当然也有人认为韩愈和李绅有师徒过往，并且举荐过李绅，让老师韩愈前去参拜弟子李绅，这是给韩愈难看，以韩愈性格自然不会去。笔者认为这个理由比较勉强，另外韩愈在《京尹不台参答友人书》中也明确说明原因：“容桂观察使带中丞尚不台参；京尹郡国之首，所管神州赤县，官带大夫，岂得却不如，事须台参？圣恩以为然，便令宣与李绅不用。台参亦是何典故？赤令尚与中丞分道而行，何况京尹？”
韩愈给有人的书信意思是，其他地方观察使代御史中丞衔都不参见御史中丞；而京兆尹是皇家国都，并且官衔代御史大夫，是御史中丞的上级，自然更没有台参的道理。况且这件事也汇报给皇帝，“圣君使行，即是故事。自古岂有定制也？”皇帝下旨不用参见御史中丞，因而自己不可能前去参见。
《旧唐书》：“制出，绅果移牒往来，论台府事体。而愈复性讦，言辞不逊，大喧物议，由是两罢之。”正如李逢吉所料，李绅是火药捻子，一点就着，看到韩愈不台参，没给老师汉语面子，便下公文指责，韩愈据理力争，同样不让，结果引起朝廷纷纷议论，于是皇帝下令两个人都与免职，出外地任职。李绅被任为江西观察使，韩愈改为兵部侍郎。
（《唐御史台精舍碑》局部崔湜撰文，梁昇卿隶书，赵礼刻）
这里面有一个漏洞，那就是如果按照韩愈说法，应该是有诏令允许自己不去台参，如果这样，李绅就不应该胡搅蛮缠。然而李绅自然没有看到这个诏令，那么中间一定有人捣鬼。其结果只能是宰相李逢吉在中间耍阴谋。二人闹的结果，韩愈又回到原来的官职，李绅却要外放。而皇帝还蒙在鼓里，以为李绅自己想外放，由于宠幸李绅，于是“乃令中使就第宣劳，赐之玉带”，结果李绅哭诉，才知道这是李逢吉捣鬼，于是重新安排，李绅被改授为兵部侍郎，韩愈为吏部侍郎。
李逢吉的就中操作的结果，既打击了韩愈，又打击了李绅。韩愈本来就是兵部侍郎，改为吏部侍郎，没有了御史大夫衔，算是贬职；李绅没有了知制诰中书舍人这一接近皇帝的机会，而且按照本意是外放刺史，远离中枢，从而帮助牛僧孺一派把李党全部驱逐出朝廷，虽然最后被改授兵部侍郎，表面是平级，实则不再担任御史中丞这一重要职位，也算是达到了既定目标。可以说，韩愈李绅鹬蚌相争，李逢吉渔翁得利。
五、韩愈止步于侍郎，李绅却晚年拜相
韩李二人交恶后，从此再无往来。韩愈在改为吏部侍郎后，长庆四年（824年）病逝，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而李绅在后来李德裕得势后，于唐武宗开成五年（840年）入京拜相，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晋升为尚书右仆射、门下侍郎，封赵国公。居相位四年。会昌六年（846年），病逝于扬州，终年七十五岁，赠太尉，谥文肃。
不过，李绅貌似善终，可是在死后却被人告发枉杀扬州江都县尉吴湘，原因是李德裕素来憎恨吴湘，李绅巴结李德裕，罗织罪名，说吴湘贪赃枉法，并且违例娶百姓颜悦女儿（唐律例明确规定，禁止良贱通婚），将吴湘处斩。调查的结果，吴湘虽坐赃，罪不至死，至于颜悦是前青州衙推，女儿是前妻所生，前妻是衣冠女（士子女儿），因而纯属诬陷。最后李绅被剥夺以前所有官告，并且后代不允许参加科举。
（中唐文坛还有很多恩怨，限于篇幅，下文详谈）
2021/4/20榆木斋
主要参考文献：
《云溪友议•卷上•江都事》
《唐会要•卷五十七•左右仆射》
《唐会要•卷六十•御史大夫》
《唐六典•卷十三•御史台》
《旧唐书•志•官职志》
《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一十•韩张孟刘柳传》
《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一十六•元稹白居易传》
《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三•李绅传》
《新唐书•列传•第九十九•二李元牛杨传》
《新唐书•列传•第一百零六•李绅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