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明是跟三餐不饱的农民抢饭吃，但淳朴善良的农民还是接纳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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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想起那片土地，

春天，

有青青的麦田，

一块一块，

宛如绒绒的绿毯平铺在大地上。

秋天，

棉桃绽放，

吐出一团团雪白的纤丝，

阳光下灿烂得令人目眩。

……

这是我插队的地方，河北省赵县。 赵县盛产小麦、玉米、棉花，亦是“中国雪花梨”之乡。那里有闻名世界的古代单孔敞肩石拱桥——赵州桥 （安济桥）； 有香火绵延、高僧辈出的千年古刹柏林禅寺。

1968 年 12 月 22 日， 《人民日报》 文章引述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随即，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首当其冲的就是 66、67、68 届高、初中毕业生。1966 年，我读高中一年级，当属 68 届，正在其中。

1969 年春节过后，在南开中学校领导 （工宣队） 启动集体动员上山下乡之前，我们同班五个女生联名，主动申请去河北农村插队，获批准。

三月七日，我们告别了父母亲人，告别了同学朋友，坐上西去的列车。

……

我们五个女生和五个同是南开的初中学弟一共十个人被赵县杨家郭公社高庄大队接收。

高庄是个小村，自成一个大队，在公社里归类于穷队。它下设九个小队，我们被分到工分分值只有几毛钱的最穷的六小队和七小队。

两手空空的学生下放到农村，明明是跟三餐不饱的农民抢饭吃，但淳朴善良的农民还是接纳了我们。

曾记得，热心的高聚申大伯腾出房间安置我们住下；

记得好心的邻居奶奶给我们送来长着白醭的咸萝卜，一口一个“娃儿”的叫着我们；

记得我们刚开始学习摇辘轳打水，从湿滑的井边挑起水桶， 摇摇晃晃，走一路洒一路；

记得背着柳条筐往地里送粪肥，粪肥是湿的，死沉死沉，肩膀上压出血丝，红肿疼痛，不能碰；

记得在炎炎烈日下锄地，汗流浃背，直累得天旋地转；

记得六月天，天不亮就出工抢收麦子，累折了腰也赶不上当地的一个半大孩子。绝望之时，总有好心的社员从对面挥镰相助；

记得没有菜吃，咬一口窝窝头，啃一下盐粒儿；

记得大雨过后，地里汪着水，队长说“歇了”，我们乐得心花怒放；

记得我们取得村民信任，知青作为文化人被派上用场，进学校教书，管理生产队账务，负责组织社员政治学习；

……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知青”这个群体，已从青春年少，陆续走进白发暮年。但我还会经常想起那片土地，想起在田间一块儿干活的姑娘媳妇们，想起设施简陋的村办学校，想起那一群脸蛋脏兮兮的我的学生。

如果有人问我，这段充满艰辛的知青生活为什么难以忘怀， 它给我留下了什么？我会告诉他：1、下乡当农民，锻炼了筋骨， 磨炼了意志，让我更坚强、坚韧；2、和身处社会底层的农民一起劳动一起生活，亲眼目睹的事实，亲身的体验和感受击碎了多少虚伪和谎言；3、穷乡僻壤，天高皇帝远，让我获得了思想的自由。从此，我学会用自己的大脑思考问题，不再盲从。

二、令人尴尬的忆苦思甜： “那个 60 年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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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到高庄大队，大队书记给知青们安排的第一堂课是“忆苦思甜”。这是政治挂帅年代特有的必修课。

大队部占用一个单独的院子。院子里有一间大会议室。会议室里陈设简陋，只有一张破桌子和几只自制的长条木凳。我们就坐在木凳上等着上课。

村支书带来一个叫“不止”（音似）的老农民。

不止大叔看上去有 60 多岁，后来才知道，他只有50岁。矮矮的个子，头发稀疏、花白，黝黑的脸上沟壑纵横。不止大叔面对着我们弯了弯腰，“嘿嘿”地笑着，一脸的卑谦。两只粗糙的大手不停地在衣襟两侧摩挲，好像不知道放在哪里才合适。

书记说：“不止是贫农，是受苦人，今天就让他讲讲旧社会的苦。开始吧，捡最苦的说。”

不止大叔坐下来，拘谨地假咳了两声，开始讲了。他的地方口音加上含混的不太连贯的话语让我们听起来十分费力。好像是说，……社员没粮食可吃了，就刨野菜吃，地里能吃的野菜都刨光了。后来呢，就把树叶子捋下来吃，树啊，就都成了光头，树叶吃光了，开始揭树皮，……观音土啊，也吃过……人们饿得浮肿……经受不起的老人、孩子就死了。队里的牲口没有饲料喂，也都饿死了……。在他含混不清的话语间，总能听到 “那个 60 年呐” “那个 60 年”的发音。我们越听越糊涂，年头不对呀。知青们你看我，我看你，不停地用眼神交换着疑问，场面有些躁动不安。

蹲在凳子上的书记似乎在思考着别的事情，心思就没在会场上，当他发现场面不对劲儿的时候才把注意力转移回来。这下， 他也听明白了，马上制止说：“忆错啦，忆错啦，让你忆旧社会的苦，你怎么忆开了 60 年度荒？哎！”

不止大叔依然谦卑地笑着，更加局促不安，却好像始终没弄明白自己错在哪里。书记有些着急了，说：“算了，算了，吃忆苦饭吧。”

忆苦饭已经做好了，是用谷糠和白薯面混合在一起用手攥成的馍，黑乎乎的，味道怪异，很难下咽。但每个人都强迫自己吃下去。

知青群里有人小声嘟囔了一句：“这个贫农大伯怎么分不清解放前解放后啊？”其他人都默不作声。

接受再教育的第一堂课，竟这样出人意料，让心怀理想、一腔热血的我们瞠目结舌。而正是从这一堂课开始，“社会学”这部大书，为我们掀开了它的首页……

三、知青有宿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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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进村的时候，大队安排我们分散住到大队指定的政治可靠的农户家里，吃派饭，由大队付给农户饭费和住宿费。听说，县里给安排知青的大队（村）都拨了专款。调拨物资给知青盖房，要求知青集中住宿。

一日，在大队部的院子里，我们看见了一大堆木材，都是齐刷刷的笔直滚圆的树干。有人告诉我们，那就是县里拨下来给知青盖房子用的，大家非常高兴，盼着早日住上宿舍。正值麦收，大队书记说，现时抽不出人手，等麦收忙过去就给我们盖房。

过了不久，我们去大队部开会，发现院子里的那堆木材变样了，树干细了一圈，也不那么整齐了，连颜色都不一样了。有个男生说， 原来的木材是松木，正经的建房材料，现在堆在那里的是杨木，是不是被谁换掉了？知青们悄悄议论了几句，谁也不敢询问究竟。到农村插队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哪能胡乱猜测、怀疑？

又过了一段时间，那堆木材又神奇地改变了摸样，树皮白花花的，直径小了很多，树干弯弯曲曲，还分着枝杈。有个社员告诉我们，那叫桦木。

收完麦子，打完了场，公粮运走了，社员们的口粮也都分到了家。大队宣布给知青盖房子了。支部书记说：“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尽量照顾你们的生活习惯。”

承担建房的是本村的地主富农，由他们出义工。大队干部把活儿交待给他们就走了，竟然没有人在现场监督。不过，这些人干起活儿来很卖力，也从不多言多语。

房子在建设中，我们迫不及待地前去观看。一个正在弯腰砌墙的地富分子站起来说：“你们看看满意不？不满意的地方可以推倒重来。”我试探着提出一个想法，能不能在一间房里砌两个单人小炕，在窗下垒一个“书桌”，像学校宿舍那样？他说：“没问题。”

按县里的要求，一人一间，每间约8平米，一拉溜统一格式的平房很快盖起来了。我们五个女生五间房，其中四间连通着，走一个门。有门的一间作客厅，客厅左右各一间卧室。右卧室里盘了一个通炕，可以结伴伙睡。左卧室里盘了两个单人小炕，窗下用土坯垒了一个高台当桌子，小炕和“桌子”都用白灰抹面，洁白而光滑，正是我喜欢的样式。最边上的一间用于存放粮食、工具和杂物。第五间单开门，暂时没有派用场。房间里四面墙壁都挂了白灰，显得挺亮堂，只是一抬头就能看见房顶上白桦木檩条斑驳花白的树皮，枝干扭曲不直、粗细不一，不太美观。

还没等墙壁干透，我们五个女生就急渴渴地搬了进去。

知青有了自己的家，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间，生活便利了许多。为了安全，大队还派人给我们垒了院墙，圈起了一个大院子，盖了厨房、厕所，装上了院门。

有一天，书记找我们商量：“那间单开门的房间，闲着也是闲着，能否借给村里的一个五保户暂住？”当然可以，我们同意了。 那个五保户，一个70岁左右的孤身老头儿成了我们的邻居。

第二年的阴历七月初七下起了大雨。传说中的牛郎织女鹊桥相会泪雨滂沱，或倾泻如注，或淅淅沥沥，整整持续了七天。队长通知，地里灌满了水，无法下脚，歇了。

这于我们不啻是一次放假休整。我们在宿舍里看书、绣花、聊天、讲故事，不亦乐乎。而就在第七天的后半夜，一声闷响，把书记吓出了一身冷汗。

睡梦中，有人似乎听到了响声，但搞不清是什么声音，就又翻身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就见五保户老头儿坐在门槛上，垂着头，一付无精打采的样子。不一会儿，书记慌慌张张跑来，径直进了五保户的屋子。我们随即跟了进去，不禁被眼前的情形吓呆了。那间屋子塌掉了半个房顶，把老人的床埋在了里面。书记脸色煞白，不住地询问老人。老人说，这几天总是听见房顶子“咔咔”作响，睡不踏实。昨天夜里睡不着，起来坐着，眼看着房檩折断了，半拉顶子掉了下来。书记双手抱拳，不停地念叨着：“太险 了！太险了！谢天谢地，谢天谢地！”然后转过身对我们说：“幸亏老人岁数大了没觉睡，要是你们住在里面，非得出人命不可，那我，就得蹲班房去了!”

原来，屋顶上面铺了厚厚的一层土，连续七天的大雨，白桦树干承受不了湿土的重量，终于折断塌落下来。塌房事件没伤着人，感谢上苍，我们太幸运了。

一时间，全村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有人私下跟我们说，白桦树木质很脆，根本就不能当檩木用，更何况是那么细的枝干。

书记派人检查我们住的房间，没有发现危险。

天，开始放晴。我们又要下地干活了。

四、偷偷建起的小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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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队上的电磨出故障不转了，社员磨面成了问题。若到其他小队的磨坊磨面，社员是要花钱的。队长问会计：“还有钱么？电磨坏了得找人修哇。”会计为难地说：“上哪儿去找钱哩！咱还欠着供销社化肥农药的钱呢。”

当天，小队核心组开会，队长首先发言：“队里亏空了，大家伙儿出出主意，咋弄点钱？”会计说：“老蔫儿会做柳条椅子，那柳树不是现成的嘛，让他做椅子, 拿到集上去卖。”副队长老黄叔沉思片刻，说：“能有多少人买椅子呀。依我看，开一小块菜地吧，种上茄子、黄瓜、西红柿，拉到县城能卖个好价钱。”

按照老黄叔的提议，在离村口较远的地方，小菜园悄悄建起来了。精明干练的四片（音似）叔被任命管理菜园。菜园里搭了一个只能容纳一个人的窝棚，四片叔夜里就睡在里面。

自打队里有了小菜园，社员们下地干活路过菜地都要多看上两眼，走路的速度也慢了下来。

待到紫莹莹的茄子坠弯了枝桠，油光碧绿的黄瓜倒挂在藤蔓上的时候，队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们，每每走到菜畦边上都要借故磨蹭磨蹭，或者跟四片叔拉几句家常，或者夸四片叔种菜技术了得。这时，四片叔便眯起本来就不大的眼睛，脸上堆满了笑纹，有一句没一句的应对着。

队长的二闺女手脚麻利，趁人们搭讪的机会，瞅冷子揪下一个茄子，赶紧猫到人群后头，等过了菜地再拿出来，用镰刀削成几瓣，分给大伙儿吃。“可香甜呢，你尝尝。”她分给我一块，我没敢吃，递给了身边的一个姑娘。看着姑娘媳妇们吃得有滋有味，我才知道茄子居然可以像水果一样生着吃。茄子种在最靠外的畦上，她们只能偷摘茄子，黄瓜和西红柿是够不着的。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好几次。后来我发现，其实四片叔是知道的，他只是佯装没看见。

有一天，我一个人背着柳条筐赶着去田里。路过菜地时，见四片叔正在拾掇园子。他看见我，问：“华子，今天怎么迟了？”我说：“队里让我写个东西，刚交上去。”四片叔神秘地四下瞅了瞅，小声说：“进来看看吧，西红柿有熟的了，摘个大的给你尝尝鲜。”“不，四片叔，我不吃。”可四片叔一再热情相邀：“进来看看，没关系的。那帮丫头我惹不起，她们脸皮太厚。”我实在不好拒绝四片叔的好意，便进了菜园子。

小菜园让四片叔管理得还真像模像样，连棵杂草也见不着。西红柿秧架上已经挂满了大大小小的果子，有的已经粉红了，有的还是青绿色。四片叔摘下一个粉嘟嘟的小磨盘形状的柿子，在衣襟上蹭了蹭，递给我说：“吃吧，吃完再走。”多么诱人口水的大柿子呀，已经好久好久没尝过它的味道了。我不再矜持，捧着柿子吃了起来。四片叔笑嘻嘻地问：“好吃吧？”我说：“好吃，又沙又甜。”四片叔感慨起来：“我种菜的技术在村里也是数一数二的，只可惜现今不让种了。唉，种几颗菜还得偷着猫儿着。”

我问四片叔：“一年到头吃腌萝卜，吃不上新鲜蔬菜，怎么就不能种点儿菜供自己吃呢？”四片叔说：“咱是产粮区，蔬菜属于经济作物，上头是不让随便占地种菜的。地怎么种，种啥，都要听上头的。”

告别四片叔，走在散发着泥土清香的小路上，回味着大柿子吃在嘴里的那种美妙的感觉，仍然想不明白，产粮区的农民就不能种菜给自己吃吗？

小菜园收获了第一批蔬菜，泛着紫光的茄子，顶花带刺的黄瓜，粉红粉红的大磨盘柿子，被小心地装车，悄悄运进县城 ……

五、在孩子们的眼里，知青老师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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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8 月，我在一篇博文的跟帖上，看到一则留言：“老师，我是您的学生。我终于找到了您。我一直想和老师说：谢谢老师的鼓励，使我考上大学，改变了我的一生。”

大脑的鼠标迅速地搜索着记忆，历史的画面一页一页在脑际闪现。我只在村办的学校里当过一年的民办教师，40多年过去了，居然还有学生记得我，他是谁呢？

在记忆深处，有一个学生的印象一直清晰、生动。 瘦小的身材，端正、匀称的五官，浓黑的长睫毛包围着一双清澈的大眼睛。他是四年级的班长，叫李新华。我猜想, 最大可能是他。

后来，我们联系上了，果然是他——新华。

1978 年，他考上了东北工学院。1982 年分到张家口宣化钢铁公司。如今已 50 岁出头了，面临从领导岗位退居二线。

记忆的闸门打开了。

1972 年，我被调入村办学校，教四年级的语文课兼班主任，和二十几个十一二岁的农家孩子共度了将近一年的时光。

那年秋收过后，我像往年一样准备回津探亲。远离亲人的知青，春节是一定要回家过的。就在我兴致勃勃地做回家准备的时候，校长召集老师们开会，传达公社的指示：今年冬闲期间照常上课，不得松懈……

我必须找人代课才可以脱身。 经过了解我才知道，学校里的师资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哪位老师走了，他带的那个班大抵就放羊了。即便有人代管一下，也难免力不从心，最终受损失的还是学生。

我犹豫了。走，还是不走？

这期间，不断有学生来问我：“老师，您回家过年吗？谁来教我们？”“老师，您走了还回来吗？”那种小心翼翼的表情，那种怯怯的、渴望的眼神， 突然让我从心底涌起一股莫名的温热。 我不再犹豫，决定不走了。

随即，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

孩子们知道我不走了，呼啦啦十几个一起相拥着把我围在中央，像一群快乐的小家雀，叽叽喳喳，欢呼跳跃。我看到那一张张并不干净的小脸蛋上，个个洋溢着幸福的光芒。

孩子们发自内心地喜欢知青老师。

农村的孩子生活半径很小，能跟着大人去一趟县城都会兴奋好几天。他们没坐过火车，没见过飞机，甚至不知大城市为何物。有孩子问我：“你们城里长啥庄稼？”我说：“城里的人不种庄稼。”“不种庄稼吃啥？”他眨着一双好奇的眼睛等着我回答。 于是，关于城市的话题就成为师生间课堂知识的延伸……

“外边”是什么样？孩子们对自己没见过的东西最感兴趣， 最渴望了解。在孩子们的眼里，知青老师很“了不起”，不光给他们讲解书本上的知识，还会给他们展示一个小村庄以外的大千世界。

我开始做过冬的准备。农村的冬季是难熬的，很冷很冷。

一天，我早早起来，推开房门，发现门口有几个孩子在鼓鼓捣捣地做着什么，说话声很轻很轻，像是怕惊动我。走近一看， 原来是我的几个学生，每个人怀里都抱着一些树枝、木条什么的，一份一份码放在地上，带头的就是新华。我问：“你们在做什么？”新华说：“老师不走了，怕老师冷，我们捡了这些木头 ……”顿时，一股热流充满全身，仅仅相处了几个月的孩子啊， 竟有这么厚重的情义！

过年了，有学生家长邀请我去他家吃饭，我婉拒了。因为我知道，农民的日子过得很艰苦，平日里不舍得吃的东西，只有在过年时才拿出来打牙祭。说来，也许令人难以相信，红薯粉条在城市人眼里算什么？可它却是农民餐桌上的奢侈品。我亲眼所见，他们把大白菜和粉条放进锅里，再切上几刀白肉片，一起加水煮， 煮熟了，放上盐，一人端着一碗，吃得香喷喷、美滋滋。乡亲们过着这样寡淡如水的日子，我如何忍心去叨扰？

新华和几个同学还是给我送来了过年的吃食——白面饼和年糕，都说是他们的娘让送的，一片真诚，我无法再拒绝。我感受着乡亲们的关照，享受着孩子们的热情相待，第一次在远离亲人的农村过了一个虽孤单却不失温暖的春节。

第二年的暑期，大学来招生，经过社、县两级考评，我被天津大学录取，我就要回津上学了。

孩子们跑到我的住处，非要送我去县城。我说，学校里有安排，你们就送我到村口吧。临别要说的话很多，依稀记得，我拍着他们的小脑瓜，一个一个叮嘱了一番，具体都说了些什么，早已忘记了。

村里文化人很少，原因是太穷了。公社每年都统计入学率， 大队干部也没少做工作，挨家挨户动员孩子们上学，但辍学者依然很多，往往小学没毕业就被父母拉回家挣工分去了。

跟孩子们接触久了，我发现村里不乏头脑聪明、有培养前途的孩子，若中途辍学，是很可惜的。我就对班里几个学习好、悟性高的学生说过：“你们很优秀，并不比城市里的孩子差，争口气，考出去，外面的世界很大很大。”这些话，新华牢记在心，努力践行，并最终如愿。

真没想到，我的一句叮嘱，一个鼓励，会成为一个孩子的梦想，从而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想来，深感欣慰。

六、书，是滋润心田的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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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以为，学生上山下乡感觉最痛苦的是不胜体力的劳动和艰苦的生活。我的回答: 非也。

其实，人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三个月下来，所有女生都学会了挑水。两只大木桶，湿滑的井边，费力摇动的辘轳，压出血丝的肩头，日复一日，每个人的肩膀都在扁担的重压下“化蛹成蝶”，磨出了厚茧，最瘦弱的女生挑起沉沉的水桶也不再摇摇晃晃，东倒西歪。至于吃饭少油没肉，你该相信，只要饥饿存在，便没有吃不下的饭。农民也是人，他们能吃的东西，我们不能吃吗？我们有什么特殊吗？我们不过有幸生在城市里罢了。 生存是人的本能。想起母亲说过：“人，没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

念过书的人，最痛苦的是没有书看。他 （她） 可以忍受物质生活的清贫，却无法忍受精神世界的荒凉。

有一次，刚下过雨，庄稼地里汪着水，进不去人，队长发话休息两天。

感谢上天的眷顾，让我们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们几个人，看书的看书，写字的写字，有人画画，有人背诵英语单词，忙得不亦乐乎。

一个同学的表弟在邻县插队，那天他来看望表姐。走进大院， 看到这情景，非常好奇：“你们还看书？还学习？有什么用啊！”

“那你们不下地的时候都干什么呢？”同学反问。

来客说：“睡觉呗。要不就哥几个凑一起喝酒。”

他看见我在记笔记，竟用那样不解的眼神瞅着我。他哪里知道，那是好不容易借来的一本记载隋唐历史的书。我把那些重要史料抄在本子上，以便把书还给主人以后，还可以看笔记。那个年代，视知识为粪土，很多宝贵的书籍都被当作“封资修”烧掉了，在那个穷乡僻壤，找一本书来读谈何容易！管它是历史还是小说，用饥不择食来形容并不过分。

我当然无法知道，当了农民还有没有读书的必要。至少在当时，高、初中毕业的知青，只是在政治学习的时候，念念报纸社论，发挥一下文化人的作用。至于种地，好像没有用得上的地方。那时的看书学习，或许只是一种惯性，一种对书的热爱，一种在只需活动四肢的生存状态下大脑的自娱自乐。

想想刚下乡的时候，每个同学的行囊里都带了几本自己喜欢的书，先是看自己的，然后互相交换着看，直到把所有的书看完。

因为书太少，每一本书都显得极其珍贵。所以，一本书看过，都要把书中精美的段落抄录下来，以便在日后反复阅读。

日复一日，大大小小的笔记本里记下了不少内容：有唐诗宋词，有 《红楼梦》 《水浒传》，有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鲁迅的杂文，有高尔基的三部曲、伏尼契的 《牛虻》，以及普西金的诗作等等。这些读书笔记，今天拿出来已微不足道。但是，在那个贫穷闭塞的小村里，在单调、枯燥为生存而劳作的日子里，她是滋润我们心田的泉水，是擎起我们精神世界的支柱。

我曾反复捧读那些名著。智者们对人生的深刻思考，对人性善恶的揭示、剖析，无不一次又一次地感动、震撼着我年轻的心灵。那些美轮美奂的诗赋则让我陶醉其中。这种精神的滋养，使我在缺盐少油的日子里仍然不忘记欣赏落日余晖的绚丽、神奇；使我在承受超体力劳动、疲惫不堪的日子里仍然有心情望着远方黛色的山脉， 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编织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但是，未来在哪里？我们无法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预测自己的未来，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规划自己的未来。

单调的劳动，枯燥的生活，千篇一律的日子，只有书，让大脑思考，让心温润。

七、终于圆了大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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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年夏季，我正在插队的小村里当民办教师。闻听大学招生就要开始，便跟校长提起报名之事。尹校长说：“今年可能要考试入学。”我说：“考吧。考上就上，考不上，还回来教书。”

我翻腾出下乡带在身边的书，也不知道应该看些什么，脑子里一片茫然。

一天，尹校长通知我：“明天去公社参加口试吧。”我料定报名者不会少，不可能都去县里参加考试，“口试”应该是第一轮筛选。

第二天，我一头雾水地跑到公社学校。只见一间教室里，主考老师已然威坐其间：有教高中的物理老师，有数学老师，还有中学的校长，公社主管教育的领导等等。应试的有几个本地高中生，有插队知青，约六七个人。

开场白过后，那个物理老师首先提问：“压强的定义是什么？举例说明压强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哦，这太简单了！一瞬间，压强的定义反射般从脑海中弹出。我第一个回答，并例举出诸如拖拉机履带、掘地的镐头就是应用了压强的原理。

而后，老师们又相继提出数学里有理数的概念及运算法则， 三角函数的基础概念以及勾股定理等等，都是简单的基础知识， 于我而言，毫不费力。我从老师们的眼神里，从他们的微笑中看到了希望。

那些学过的定理、概念就像刻在脑子里一样。我惊讶四年多单调闭塞的农村生活并没有把我的大脑“荒漠化”，我更感谢南开的老师们在课堂上精彩的讲解竟然能在学生的记忆中打下如此深刻的烙印，历久不忘。

走在回村的土道上，感觉脚步是那样轻快。路边一簇簇不知名的野花，红、黄、粉、白，争相开放，分外艳丽夺目。天空好高，好蓝。

再次见到尹校长，便得到了去县一中参加笔试的通知。 记得笔试包括一份数理化综合试卷，一份二选一的命题作文。

从考场出来，见没有熟悉的人可以交流，便匆匆赶回去了。 听天由命吧。

试后等待结果的时间似乎很漫长。

一天，正好与大队会计走了个碰头，他笑着说：“县里传出话来，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这个消息让我信心十足。可是没有高兴多久，便传来张铁生交白卷的新闻。说“考试”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复辟，考试成绩都作废。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尹校长还给我带来一个更坏的消息： “考试成绩很好，但是你的政审不合格。”“为什么？”“你父亲的问题还没有结论。”听到这句话，心中陡然升起一股愤懑。下乡四年多，亲身体验了中国最底层人民的生活，尽管对一些大事还不明白，但我们不再天真，不再幼稚。对那些非白即黑的极左说教，对那些割断历史、有悖常识的批判定罪，已经产生了朦胧的质疑。 我控制着情绪跟尹校长说：“我父亲是我父亲，我是我。等有一天落实了，我父亲没有问题，那谁能给我上学的机会？尹校长，请您帮我说句公道话。”尹校长是个极严肃的人，话很少， 从不承诺什么。

再后来，我接到了录取通知书：天津大学电力自动化系发电专业。这是全县唯一的一个天津名额。

1973 年 9 月 7 日，尹校长到县城汽车站送我，“进了大学好好学习吧。因为政审问题，老师们都没少为你费劲啊。”我说： “谢谢校长。”我知道我遇到了“贵人”。在那个政治压死人的年代，是尹校长，是县一中的老师们，顶住了压力，为我争取到上学的机会。

那是个不幸的年代，而我还算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