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不婚不育，这一现象引发社会关注。数据显示，我国结婚率和生育率均呈下滑态势，2013年全国结婚登记对数为1346.93万对，2023年降至764.3万对；2023年全国出生人口仅902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11‰。年轻人更愿投入时间和精力在个人事业、兴趣爱好及自我实现上，背后原因值得重视。

年轻人不婚不育的背后原因，概括起来有：经济压力、个人追求、婚姻观念与社会环境四个方面。

经济上的“三座大山”令人窒息，经济因素是主要阻碍，高房价让年轻人为攒首付、还房贷压力山大，教育成本从胎教到大学一路攀升，日常生活开销如物价、交通、医疗等也不断增加，尤其是要房要车要彩礼，使得结婚生育意味着生活成本大幅提高，使年轻人对结婚生子望而却步，不是不愿而是不敢。

个人发展追求优先。时代多元化，年轻人更注重个人事业与自我实现。事业黄金期与适婚适育年龄重合，他们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在职场上拼搏，婚姻和生育势必成为事业发展的羁绊。同时，他们渴望丰富人生体验，追求自由生活，婚姻和生育的束缚让他们选择推迟甚至放弃。

婚姻观念的转变。社会进步使年轻人婚姻观念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他们不再将结婚生子视为必然，没有所谓传宗接代的概念，他们更注重婚姻质量、自身感受及伴侣间的平等、尊重、理解等。若遇不到理想的那一半，宁愿凭实力单身，对婚姻中问题也更注重沟通解决，甚至果断离婚，导致结婚率下降而离婚率却不断上升，不婚不育现象日益增多。

社会环境的影响。离婚率上升让年轻人看到婚姻破裂的痛苦，对婚姻产生恐惧。目睹现实生活中的所谓“养儿防老”，感觉就是一个笑话，心如死灰，失望透顶。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日益完善也使“养儿防老”观念淡化。加之社交媒体和网络文化生态的兴起，虚拟社交造就了一大批宅男宅女，大大减少了年轻人结识异性、步入婚姻的机会。

尽管选择不婚不育是年轻人的的基本权利，我们不应该对他们进行道德绑架，但实话实说，长远来看，它对国家和民族的危害是巨大的，如果一个民族的人口持续负增长，最终的亡国灭种只是时间问题，而且无需战争。

从短期来看，不婚不育首先就会导致人口老龄化加剧，人口结构失衡，劳动力短缺影响经济生产，社会养老负担加重，资源分配压力大。其次是经济发展受阻，随着年轻消费群体规模的缩小，消费市场需求萎缩，导致产能过剩，不能拉动内需，相关产业发展受限，社会创新活力不足，不利于国家经济增长和竞争力的提升。最后就是导致社会保障压力增大，

老年人口增多，养老、医疗等社保体系压力大，社保资金池必然出现入不敷出，医疗资源紧张又会影响社保体系可持续性，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如何提高生育率，如何采取措施缓解年轻人不婚不育的这一社会问题，是摆在我国政府面前的一大难题，尤其是当我们耳闻目见某些专家的雷人言论时，在为我们的专家感到自豪的同时又增加了我们的忧虑和危机感：

中国人民大学某王性教授将年轻人不生育的原因简单归结为 “不听话”，忽视了年轻人面临的实际生活压力和困难等多方面因素。还有经济学家黄某光提出 “一妻多夫制”，认为女性结婚后给一个男人做饭和给三个男人做饭本质上没区别。厦门大学教授赵某菁针对不婚不育的年轻人提出降低其社保待遇来倒逼他们生孩子，完全没有考虑年轻人当下面临的生存困境，惩罚措施无异于雪上加霜。

本人认为要真正做到缓解不婚不育这一社会问题，不雷人的做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下手：

首先是政策先行，政府要加大生育补贴力度。如攀枝花对二、三孩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500元育儿补贴至3岁，韩国也有高额补贴政策。还可推行税收优惠，对生育二孩及以上家庭减免个人所得税等，增加家庭可支配收入。

其次是完善配套设施。建设托育机构，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提供场地、资金补贴，增加数量、提高质量、提升托育服务专业性和安全性，减轻年轻人养娃的负担。

第三是职场友好化。保障女性职场权益，禁止性别歧视，确保生育女性返岗后恢复原岗位或获同等发展机会。推行弹性工作制度，如远程办公、灵活工作时间，帮助女性兼顾工作与家庭。

第四是社会观念引导。通过媒体、社区活动等渠道，倡导正确的婚恋观和家庭观。宣传积极婚恋故事和家庭案例，组织婚恋交友、亲子教育活动，引导年轻人尊重个人选择，理性决策。

最后，俄罗斯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来鼓励生育，这些政策和措施也值得我们借鉴参考，主要措施有：经济补贴“孕产资本”计划、产假补贴、荣誉奖励恢复“英雄母亲”称号

年轻人不婚不育是多因素交织的结果，给国家和民族带来诸多挑战。为提高生育率，需要我们从多方面着手，为年轻人创造良好环境，让他们轻装上阵，追求家庭幸福与个人价值，共同推动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