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犹太人在中国东北和云南等地试图建立定居点甚至国家的计划，曾一度看似有望实现。然而，这些努力最终无果而终，那么到底是谁导致了计划的破产呢？

犹太人与中国的接触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唐朝。当时，通过丝绸之路，一些犹太商人来到中国，在开封建立了社区。他们修建了会堂，保存了希伯来文经卷，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当地生活，比如与汉人通婚。不过，他们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并未完全消失，直到19世纪，这个社区才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融入中国社会。这段早期的交往，为后来的犹太移民奠定了基础。

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新的犹太移民潮开始涌入中国。1843年上海开埠后，来自中东的塞法迪犹太商人，比如萨松家族和卡多里家族，带着资金和商业头脑来到这里。他们从事鸦片贸易和房地产开发，积累了财富，还在1920年建起了奥赫尔·拉切尔会堂。

同时，逃避俄罗斯革命和东欧大屠杀的德系犹太人也来到上海和哈尔滨。到1930年代中期，上海的犹太人口包括约700名伊拉克后裔和数千名俄罗斯犹太人，他们办报纸、开商店，形成了活跃的社区。

这些历史足迹表明，犹太人并非突然出现在中国，而是有着长期的联系。然而，直到20世纪30年代，他们才真正萌生在华建立定居点甚至国家的想法，这与当时全球局势的剧变密切相关。

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的崛起彻底改变了欧洲犹太人的命运。1935年的纽伦堡法令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1938年的“水晶之夜”更是掀起了大规模迫害浪潮。无数犹太家庭被迫逃离家园，寻找避难地。

然而，当时的国际环境并不友好，美国、英国等国家对移民设置了高门槛，许多犹太人被拒之门外。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尤其是上海，成为为数不多的避风港，因为上海的国际租界和法租界不需要入境签证。

从1933年到1941年，约2万名犹太难民陆续抵达上海。他们大多来自德国、波兰和奥地利，带着仅有的行李，乘坐意大利或日本的轮船，跨越大半个地球来到中国。1938年8月15日，第一批奥地利难民搭乘“康特·韦尔德”号抵达上海。

这些人初到上海时，在虹口区安顿下来，开设了学校、诊所和咖啡馆，试图重建生活。然而，1937年的淞沪会战让上海局势动荡，日本占领部分区域后，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

上海的开放政策为犹太人提供了生存空间，也为后来的建国计划埋下了伏笔。与此同时，日本占领下的东北地区和国民政府控制的内地，也出现了不同的安置方案。

1932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在这片土地上，日本军方和工业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富谷计划”。这个计划始于1934年，目标是邀请5万名德国犹太人定居满洲，作为开发经济的先锋，甚至有可能扩展到百万规模。

据1979年《纽约时报》披露的文件，日本希望通过犹太人的资金和商业才能，发展东北经济，同时将其作为对抗苏联的缓冲区，还试图借此赢得美国犹太社群的支持，增强“大东亚共荣圈”的影响力。

哈尔滨成为“富谷计划”的核心区域。这里早在1920年代就有了约1.3万人的犹太社区，大多是逃避俄罗斯革命的移民。他们从事贸易和铁路工作，生活相对稳定。1937年，远东犹太委员会在哈尔滨成立，讨论在周边地区建立定居点。

1938年，日本陆军中将樋口季一郎向东条英机提议接收更多犹太难民，尽管德国提出抗议，东条英机还是批准了这一想法。1939年，哈尔滨的犹太人开始参与定居尝试，他们租用仓库、修建房屋，街道上甚至出现了希伯来文招牌。

然而，这个计划并未发展成真正的国家建构。日本的初衷更多是经济和战略考量，而非支持犹太人建立独立国家。到了1940年，局势发生了转折。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签署三国轴心协定，正式成为盟友。德国开始通过外交渠道施压，要求日本放弃对犹太人的支持，以避免影响双边关系。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的政策进一步收紧。1943年，日本在上海设立“无国籍难民指定区”，将约1.8万名犹太人限制在虹口区，生活条件恶劣，计划彻底搁浅。

“富谷计划”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源于日本在国际压力下的妥协。德国作为轴心国盟友，间接扮演了阻止者的角色，而日本自身的战争需求也让这个计划失去了优先级。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在1939年提出了一个安置犹太难民的方案。这个计划由孙中山之子孙科推动，目标是在云南省接纳10万至20万欧洲犹太难民。

据2017年《国土报》报道，相关文件现存于中国国家档案馆，显示国民政府希望通过划拨土地和提供经济支持，换取国际援助，特别是美国的资金和物资，以支持抗战。每名难民需支付50英镑作为费用，这笔钱将用于中国的战争消耗。

云南地处偏远，靠近缅甸边境，地理位置相对安全，适合安置大规模难民。国民政府设想，犹太人可以在此建立社区，既缓解欧洲的难民危机，又为中国带来经济和外交上的好处。然而，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面临重重困难。

首先，战争局势不断恶化。日本军队步步紧逼，国民政府疲于应付前线作战，后勤资源捉襟见肘，根本无力组织大规模移民。其次，云南的地方官员强烈反对，他们担心外来人口会加剧当地的贫困和不稳定。

此外，德国的压力也不容忽视。作为日本的盟友，德国可能通过外交渠道警告中国，若收留大量犹太人，可能面临经济制裁甚至军事报复。1940年，国民政府在重庆召开会议讨论此事，但随着战况恶化，计划被搁置，之后再无进展。

云南计划的破产，主要归因于国民政府内部的资源匮乏和外部的国际压力。虽然没有直接证据显示德国亲自出面阻止，但其影响力无疑通过日本间接传导到了中国。

计划失败后，犹太人在中国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1943年，上海的犹太难民被限制在虹口区指定区域，生活条件恶劣，只能依靠国际援助勉强度日。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指定区解散，他们才重获自由。战后，大多数难民选择离开中国。

1946年，第一批人乘船前往美国，之后陆续有人移民到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地。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部分人选择前往那里重建家园。到1949年，上海的犹太人口仅剩数百，1950年代几乎完全消失。

在哈尔滨，情况类似。战后，犹太社区人口锐减至约1000人。1949年共产党接管后，许多人选择离开，1950年代社区彻底解散，大部分人移民到以色列或美国。东北的定居梦想随之烟消云散。

最终，犹太人在中国未能形成永久定居点，更不用说建立国家。战后，他们大多移居到美国、以色列等地，凭借商业才能和坚韧意志逐渐站稳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