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抗日战争已经开始了数年之久，全国人民抗日之心不断高涨，只有蒋介石不顾民族大义，满心想着的都是一己私利，不仅当年命令张学良不抵抗，而且还长期对抗日的红军进行打击，逐渐令人心生不满。
出人意料的命令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陈立夫突然接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命令，蒋介石让他主动联系中共，商谈国共合作的问题。对于蒋介石的这个“古怪”的命令，陈立夫很快就想清楚了个中缘由，一来是迫于国内各界的压力，二来是中共刚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赢得热烈反响。
其实，陈立夫当时也已经有了抗日之心，这一点从他此前打算亲自前往苏联与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取得联系就能看出来，只不过因为此行的计划被日本间谍提前获悉，这才最终没有成行。但这次蒋介石的命令有些不同，需要他与国内的中共中央取得联系，这两者间的区别可就太大了。
陈立夫掌管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不低，按理说与中共取得联系并不难。但问题在于，就在一个月前，中统刚刚进行了一次行动，对中共地下组织破坏非常严重，导致中央特科的人员纷纷撤离，就连特科负责人徐强都隐蔽起来了，这个时候让他去哪联系共产党员？谁能相信他现在诚心谈“国共合作”？
但这些困难与蒋介石说不着，陈立夫也只能照办，最终将难题甩给了得力干将曾养甫。曾养甫之所以被称为“得力干将”，能力主要体现在基建方面，平时与共产党没什么接触。但他同样很无奈，只好找来下属谌小岑，因为他记得谌小岑以前当过共产党，甚至还认识周恩来。
不得不承认，曾养甫虽然是死马当成活马医，但找谌小岑这步棋确实走对了。谌小岑接到曾养甫命令以后，主动去联系了两个人，一个是时任征集部主任的左恭，另一个则是时任北平中国大学教授的吕振羽。
埋下阴谋的种子左恭确实是中共秘密党员，但这个身份谌小岑并不知情，只是谌小岑前几年与左恭一起办《生力》杂志时，觉得左恭的做事风格像共产党员。就凭借这个直觉，谌小岑找到了左恭，将蒋介石希望“国共合作”的想法说了出来。
左恭闻言，立刻意识到事关重大，自然也不敢怠慢，便介绍了中央特科与他单线联系的交通员张子华与谌小岑面谈此事。张子华先见谌小岑，又见曾养甫，确定了此事的真实性，便去见了宋庆龄，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张子华与董健吾拿到了国民党的通行证，后续又得到张学良的帮助，顺利抵达瓦窑堡，将此事上报中共中央。同时，他们还带来了张学良的一封信，原来张学良得知蒋介石的意思后，抗日念头更加坚定。
彼时，毛主席正在山西前线指挥作战，而周总理则在刘志丹部，也未在瓦窑堡。不过，毛主席几乎在差不多的时间里，也得知了该消息。一方面是博古发来的电报，另一方面是王世英的汇报，而王世英的到来，则与谌小岑当时找到的第二个人吕振羽有直接关系。
吕振羽从谌小岑口中得知蒋介石希望“国共合作”以后，顿时很兴奋，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认为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更何况他确实与中共北平市委有联系。于是，吕振羽积极为了此事奔走后，得到了北平市委重视，安排原上海特科负责人王世英亲自走一趟，向毛主席说明此事。
巧妙化解王世英差不多和张子华、董健吾同时将消息带到，两者互相印证之下，这件事的可信度就更高了。毛主席与张闻天接到消息以后，立刻找到杨虎城、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开了一次会，极力促成国共合作，同时也希望得到了这些地方实力派的支持。
毛主席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他认为抗日统一战线，不应该局限于“国共合作”，而应该将社会各界人士和地方实力派，甚至那些国民党元老都纳入谈判的对象中来。毕竟抗日统一战线，可以争取更多人加入进来，这样做对抗日更有利。
毛主席此举，极大的调动了各界的抗日情绪，令当时的抗日情绪高涨，就连许多地方实力派也都表示了抗日的决心，其中也包括张学良。在如此高涨的抗日热情之中，毛主席提出了五项意见，而蒋介石方面也派人转达了诚意十足的四条意见，由张子华亲自带回，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汇报。
周总理见到这四条意见，对此次国共合作十分有信心，并亲笔写了两封信交给张子华表示诚意，邀请国民党代表来陕北“共商大计”。对此，周总理持乐观态度，始终安排人极力促成这次面谈，潘汉年为此还亲自去了一趟南京。
就在此事轰轰烈烈的进行时，毛主席却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想法，那就是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同时，一定要坚持党的独立性，以及对国民党的警戒性。而对于当时提出的“联蒋抗日”，毛主席也有自己的想法，认为应该是“逼蒋抗日”，因为蒋介石主动提出国共合作的原因是迫于压力，而非真正关心民族危亡，此事未必顺利。
事实证明，毛主席的眼光非常独到，在各界的努力之下，国共谈判开始之后，蒋介石立刻将此前提出的四个意见抛诸脑后，转而换成了想趁机收编红军的真实想法。并在我方提出了异议时，嚣张至极的表示，“不缴枪，就剿灭”，令各界一片哗然！
蒋介石为何如此反复无常？这件事在《苏俄在中国》中有所体现。原来，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以后，虽然顺利抵达了陕北，但在蒋介石眼中，早已经将红军视为强弩之末，他随时可以派兵剿灭红军。
但迫于当时的抗日形势，蒋介石在各界的舆论压力之下，不得已提出“国共合作”，但此举并非真心，而是他实施“剿抚并举”的手段罢了。只是蒋介石没料到的是，毛主席对此早有防范，并未仅仅争取蒋介石，对社会各界和地方实力派都进行了争取，这才有了后来的西安事变，巧妙的破解了蒋介石的阴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