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炜，记住，不能对任何人泄露。”在某一天的工作中，周总理略带严肃地对自己的秘书赵炜叮嘱道。赵炜默默点头，明白总理的每句话都是对党和国家绝对忠诚的体现。对于周总理的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而言，保密不仅是责任，更是一种信仰。随着岁月流逝，周总理的严谨与保密精神逐渐成为了时代的符号，而他身后所留下的那个特殊保险柜，至今仍然令人回味无穷。

周总理和邓颖超的夫妻关系，一直以来都被党内外人士称为模范。二人不仅在革命的岁月中携手并肩，更在日常生活中严守党纪，事事保持着极高的纪律性。即便是夫妻间最亲密的交往，他们也从不谈及党的机密。在这个严酷的环境下，邓颖超和周总理的感情，不仅仅是个人间的信任，更是对党、对革命事业无比坚定的忠诚。

1925年，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姻便开始于革命的号角下。两人在婚后的生活中，虽有着普通夫妻的亲密与关怀，但他们始终将党纪放在首位。周恩来严格要求自己与邓颖超，虽然是夫妻关系，但在工作的分配上却严格按照党内的规定行事。周恩来曾告诫邓颖超，不管何时何地，任何机密的事情都不能互相传达，即便是婚姻中的两个人，也不能有所疏忽。

1926年冬，周恩来因党派任务调往上海，领头策划工人武装起义。此时，他并未将具体任务与邓颖超透露半点。直到南昌起义发生，邓颖超才从报纸上得知周恩来是起义的主要领导之一。这种“夫妻不谈机密”的原则，几乎贯穿了二人一生。在邓颖超的回忆中，她对于丈夫的每一次出差任务，往往也只得到了简单的答复——去执行任务，究竟是何种任务，周恩来始终未曾透露。

周恩来对党的保密工作，尤其在建国后，显得尤为严格。即使是作为总理，日常工作中的文件与信件也常常是由他亲自拆阅，秘书甚至不得擅自查看。邓颖超作为周恩来的妻子，亦是如此，严格遵守着不进总理办公室的纪律。即使是周恩来外出时临时交给她保管的钥匙，邓颖超也会小心翼翼地处理，始终保持着严格的保密规定。

周总理办公室的保密工作并非只是对外界的谨慎，更多的是对自己身边的亲人、同事甚至秘书的要求。周恩来的秘书赵炜在回忆中提到，周总理的办公室是一个严格的禁区，连她作为秘书也无法随意进入。即使是她日常工作中需要传送文件，也要按照严格的程序，一步步通过周恩来的批准。每一份机密文件的存取都有详细记录，每一封来自领导层或重要社会人士的信件，周恩来也必须亲自拆阅，确保每一项信息的安全与准确。

而周总理一直携带在身边的保险柜，更是体现了他个人对于保密工作的极致严谨。直到总理去世后，这个保险柜才在党中央的安排下被正式打开。令人惊讶的是，即便是作为总理的妻子，邓颖超也对这个保险柜的内容一无所知。周总理的保密工作，甚至连最亲密的伴侣都没有例外。

周总理的保险柜成了一个时代的象征，尤其是在他去世后的那一天，赵炜再次打开了那个曾经与总理亲密接触的神秘保险柜。那时的赵炜，仍然记得第一次打开保险柜的场景。她记得那时周总理递给她的钥匙，以及他耐心讲解打开保险柜的步骤。尽管赵炜曾见过不少大场面，但面对总理如此神秘且严谨的工作方式，依然令她感到一丝惊讶。

当保险柜的锁被打开时，赵炜看到的是三张存折。她吃惊地发现，这些存折上显示的金额远超她的预期——四万元。当她看着周总理，内心充满了疑惑与惊讶。周总理神情凝重地告诉她，这四万元是傅作义同志亲自交给他的党务津贴款，考虑到特殊情况，傅作义同志将这笔钱暂时交由周总理保管。周总理的保密工作不仅仅体现在国家机密的保护上，连日常事务中的细节，他也严格保密。

傅作义，这位曾在北平和平起义中发挥过巨大作用的老将军，曾因其为新中国所作出的贡献而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敬重。周总理不仅是在政治上信任傅作义，也在生活中给予了他极大的支持。四万元的存折，不仅是周总理信任傅作义的象征，也是周总理在保密工作上的一丝不苟。

然而，赵炜第二次打开保险柜时，保险柜已经空了。周总理去世后，邓颖超告诉她，自己甚至不知道总理保险柜里曾经存放过什么东西。可以想象，在周总理的心中，那个保险柜不仅是存放个人物品的地方，更是他对党的忠诚与对机密信息严守纪律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