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尼克松在与周恩来总理谈判中提到了一件事，说是叛逃到美国的前外交官廖和叔想回国来，又怕回来后被抓去坐牢，这是他本人的意思。

周总理当时就回答尼克松：“可以回来，我们不会把他抓起来坐牢的。”

这等于周总理给了尼克松一个明确的承诺。既然美国总统提出来了，给他个面子。

已经叛逃的廖和叔自己要回来，多么好的反面教材呀！

廖和叔是“文革”前、“文革”中叛逃国外的最高级别的外交官，他的外交官级别是二秘，不算高，但是有一个驻荷兰代办处临时代办的头衔。

1963年熊向晖在英国做代办时，代办处也跑了个二秘，叫周湘甫，跑到苏联去了。这事没有对外公布，没有什么大影响。其他几例叛逃的多是低级别的外交官，翻译随员什么的，而且大都不是持正式的外交官红色护照。（国际上各国的正式外交官都是持红皮护照的，国际惯例如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护照

廖和叔叛逃西方，又是名义上驻荷兰的最高代表，报纸上都登了。

外交部新闻司发表声明，谴责荷兰和美国中情局合伙把他给拐跑了，要求荷兰、美国立即交还，否则要承担一切严重后果。

廖和叔叛逃的事外交部的孩子们都知道。他家住豫王坟外交部宿舍8号楼。儿子廖松，廖松还有个妹妹。妻子是军人，好像是个军医，出来进去穿着军装，戴领章帽徽，神气得很。

廖和叔是1969年1月在荷兰叛逃的。

廖和叔叛逃是怎么回事呢？他这个二秘是怎么当上临时代办的？

这得从1966年在荷兰代办处发生的事情说起。

李恩求

当时驻荷兰王国代办处的代办是1963年底到任的李恩求，他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广东人，在八路军新四军当过好几个级别的宣传部长，行政级别挺高的，不是九级就是十级，留一把大胡子。

李恩求到任后领导代办处的七八个人。驻荷兰的代办处在驻外使领馆中是个小馆，没有几个人，大家吃住、办公都在一起。代办处是一所临街的楼房。

1966年7月，国际焊接学会第19届年会议在荷兰海牙召开，国内派了焊接学会代表团一行四人参加国际会议。

代表团几个人就住在代办处，其中有一个专家叫徐子才。此人政治上不可靠，企图叛逃，在自己房间里留了一个条子，意思是自己投奔自由世界去了。代办处的大门夜里紧锁，不可能从大门出。徐子才在夜里偷偷从楼上凉台溜下去，没想到自己身手不行，掉到楼下摔伤了，挺重的。

事发之后，他被送到当地医院抢救治疗。代办处和代表团立刻就紧张起来。

出现出国人员叛逃可是重大事故，根据规定，代表团出国归当地使领馆领导，所有的决定得由李恩求拍板。

当时李恩求考虑，徐子才在医院里等于脱离了我们的控制，要是养伤治疗期间再跑了，那可了不得，是要担责任的，于是他带着廖和叔等人在医院守候。他处理问题非常果断：“此人不能留在医院。”

现中国驻荷兰使馆

我方跟医院交涉，表示此人要带回中国驻荷兰代办处疗养。医院鉴于伤情的严重程度，认为还需做进一步的全面检查和留院观察，不同意让伤员离开。李恩求、廖和叔等人一看不行，就强行驾着他进了挂着外交牌照的汽车，回代办处了。

医院报了警，警察来的时候李恩求他们已经离开医院回代办处了。警察跟着就去了代办处。因为是正式的外交机构，代办处享有与大使馆同等的外交待遇，所以警察无权进入搜查。李恩求下令，任何人不得外出，对警察不予理睬。荷兰警察只好与荷兰外交部联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更没有料到的是，第二天徐子才就死在办事处了。出了人命问题就大了，人得拉出来找地方火化呀。荷兰方面还要求验伤什么的，代办处这边顶着不让，结果弄得很僵，但进了火化场可就由不得外交官了。具体细节不清楚，反正荷兰方面弄到一些证据。当时荷兰警方怀疑有人在代办处把徐子才给干掉了。

是不是在代办处把徐子才给弄死了说不清楚，比较大的可能性是徐子才伤势过重，没有及时治疗而身亡。不久荷兰官方宣布“驻荷兰王国代办处代办李恩求为不受欢迎的人，限期离境”。李恩求仓促离开，由一秘接任临时代办。

1966年8月，上海红卫兵在南京路上张贴大字报

又过了几个月，一秘也回国参加文革去了，由二秘廖和叔担任驻荷兰代办处的临时代办。一般来说，驻外使领馆轮不上二秘来做临时代办，驻荷兰是代办处，比使馆低一级，其他官员都回国了，就轮到廖和叔出头了。

只要廖和叔老老实实地“看摊儿”，十年以后熬个大使、参赞当当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可惜呀！历史在他这儿拐了个弯儿。“文革”期间，他听到的来自国内的消息都是负面的，净是某某大使、参赞回国下飞机就挨批斗，谁谁谁被打倒、挨批斗或谁谁谁自杀了这方面的消息。

廖和叔出国几年，对国内的文化大革命完全不了解。可能他自己也有把柄，担心回国后挨整，终日心里慌慌，不得安宁，时间一长自己就崩溃了。

1969年1月24日夜里，廖和叔用衣服做了根绳子，从楼上出溜下来，叛逃了。这次倒是幸运，没有像徐子才那样掉下去摔成重伤。

廖和叔离开代办处后，到当地的一个警察局要求避难。警察局报告荷兰政府外交部。荷兰外交部研究了一下，不愿意惹我们，就拒绝了，但愿意提供方便让他去第三国。他提出要去美国，荷兰方面同意了，并联系美国使馆安排廖和叔出走的事。不应该说“出走”，是“叛逃”。

美国人迅速安排廖和叔去了美国。美国人在冷战时期对铁幕国家的外交人员叛逃是巴不得的。廖和叔是我们外交官中第一个叛逃到美国的人，影响极坏，罪恶当诛。

这件事弄得中荷两国关系进一步紧张，中美两国刚刚开始接触、准备缓和的气氛受到破坏。因为廖和叔的事，中美两国在波兰华沙准备举行的第135次谈判被我国取消，此时新上台的尼克松已有意打开通往我国的大门。

美国中央情报局

廖和叔到美国之后，被中央情报局审问了一个多月，问了个底儿掉，因为他是个低级别的外交官，经历中没有参与过什么机密的国家大事，又好几年没有回国了，所以不能提供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对美国人没有多少利用价值。之后，他们给了廖和叔一个美国身份，放出去让他自生自灭去了。

他在美国寸步难行，华人界都知道他是中国叛徒，没人理他。台湾方面想拉他，他又不干。他在美国工作没有，生活没着落。

中美关系从1970年开始松动。1971年基辛格几次秘密访华公开后，确定了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2月正式访华。

廖和叔在美国一年多实在混不下去了，又不愿意去台湾给蒋介石当局当枪使，就向美国国务院提出来想回中国，又怕回来后给“嘣”了，想通过尼克松访华探探我们的口风。不愧是搞外交的老手，把事情都捅到尼克松那儿去了。

他这一点还是不错的，没有跑到台湾去抡着胳膊跟我们干，愿意回来接受处罚。这就有了尼克松和周恩来谈判时提到廖和叔的事。

周恩来大概也看到廖和叔没有投奔台湾这一点，加上尼克松的面子，所以对他网开一面，让他回来了，答应对他不枪毙、不坐牢，自食其力生活。

1973年，廖和叔从美国到香港，国内做了交接，送他到北京，住进反帝路30号外交部招待所。

反帝路，也就是以前的东交民巷

廖和叔回来后，有关部门少不了各种审查和盘问，他在招待所住了得有一两个月，甚至更长。那时正好我也在。

他走路耸着肩，低头灰溜溜的，不怎么出门。食堂吃饭时可以碰见，一身打扮挺扎眼的，穿料子西装，不打领带。1973年国人穿戴非蓝即绿，一色儿的中山装、解放服，穿个西装出门绝对与众不同。电影里的外国人才穿西装呢。廖和叔的身份又要求他必须低调，不惹人注意，可他没有别的衣服穿。

70年代国人的着装

听招待所的人说，廖和叔提出要外交部发点儿布票，他想买件衣服穿。过了一阵子，我看见廖和叔穿了件中山装，估计外交部给他发了布票。

招待所的人还说，廖和叔想见前妻和孩子。前妻和孩子坚决不见。他叛逃后，老婆受牵连，被开除党籍、军籍，削为平民，办了离婚手续。外交部把他们一家人赶走了，不许再住外交部宿舍了。他的子女也改了姓，随妈妈的姓，好像姓王。

又过了一阵子，见不到廖和叔了。听招待所迎送组的人说，廖的老家来人，给接走了，就地安置，从此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作为外交人员，第一条就是要对国家忠诚。廖和叔的叛逃，不仅仅是他个人终生的耻辱，也是外交部的巨大耻辱。他不配成为外交官！我称廖和叔为“国家叛徒”。他落得个“人嫌狗不待见”、万人唾骂的下场是咎由自取！

新中国首批将军大使

毛老人家真是英明，建国的时候就说，就是要让那些上过战场打过仗的军人去当驻外使节，他们忠诚，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