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回信中说：“……男为生活计，只能漂浮于外，毫无恒产，真所谓做一日，算一日，对于自己，且不能知明日之办法，京寓离开已久，更无从知道详情及将来，所以此等事情，可请太太自行酌定，男并无意见，且亦无从有何主张也。……”

鲁迅是通过给母亲鲁瑞的信，把意思转述给朱安的。尽管鲁迅说，他并无意见，由太太自行酌定。可是字里行间，基本就是否定。虽然鲁迅住在上海，但北京西三胡同21号，他是这个家的主人啊。这么大的事，怎能不征求他的意见呢。

这是朱安一辈子为数不多的一个特别请求。平时，她一直嘱咐娘家人，轻易不要去打扰鲁迅。她知道自己人微言轻。

朱安：这是一位跟鲁迅先生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女人。无论先生生前怎样的忌讳，于公于私的场合都竭力压抑着不愿提起，但是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存在。从上世纪80年代起，人们开始正视她，不再努力遮掩。就像一点点惮掉她身上的尘埃似的，慢慢还原她真实的模样。

婚礼现场：

1906年阴历六月初六。马拉松长跑达7年之久的朱安，终于顶着红盖头，被一顶小花轿，吹吹打打迎进了绍兴城里的周家新台门。此时的新娘朱安，已经28岁。

在绍兴城，20岁的姑娘，已经被人称为“老姑娘”了。可以想见，28岁的朱安，此时的心情该是何等复杂。但所幸，终于还是等到了这一天。

但是这个良辰吉日里，并非事事皆顺。相反，还发生了几件挺滑稽的事。后来被有些人用此做脚本，注释了之后发生的不幸。

一是朱安的大鞋子掉了。为了考虑上过新式学堂新郎官鲁迅的感受，朱安在上花轿前，特地穿上了大一号的绣花鞋，假装大脚。没想到：

“花轿进门，掀开轿帘，从轿里掉出来一只新娘的鞋子。因为她脚小，娘家替她穿了一双较大的绣花鞋。脚小鞋大，人又矮小，坐在轿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鞋子就掉下来了……”这是鲁老太太回忆婚礼时的情景。

二是当天晚上，新郎新娘被送入洞房时，新郎走上楼梯的时候，宾客拥挤，有人踏落了新郎的一只新鞋。

三是有一位贺客，被招待住在一间装有玻璃的房子里憩夜。第二天早晨他起床以后，讲话欠检点，说他昨夜遇鬼。

贺喜的人们，还看到了更好笑的一幕。婚礼现场，新郎官头上戴着惹人注目的假辫子。原来，从日本回来的鲁迅，早就剪掉辫子。于是就有人给他制了一顶罗制的筒帽（有点像后来的拿破仑帽），装着一支拖出在帽下的假辫子，上面是红缨大帽。

（看到这里，笔者有点想哭的冲动。朱安和鲁迅就像两个木偶，被人们如此装饰着。尤其是鲁迅，他心里一百个不愿意，却不得不应付着场面。场面越是热闹，心里越是滴血得厉害。）

凡此种种，都应验了他们婚后的不幸。

之前的七年：

鲁迅在日本曾给母亲写信，要求悔婚。但鲁瑞强调：这婚事是她求亲求来的，不能退聘。否则，悔婚于周家朱家名誉都不好，朱家姑娘更没人要娶了。

1898年3月11日。鲁迅离家前往南京求学。这年年底，鲁迅的四弟椿寿得急性肺炎病故。时年6岁。而就在2年前，鲁迅父亲周伯宜刚过世。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则还在杭州蹲监狱。所以此时的周家，已从一个殷实之家迅速衰败下去。导致鲁迅在绍兴呆不下去，只能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鲁迅仿佛是一在夜之间，经历了家庭变故。弟弟没了，父亲没了，祖父坐牢去了。更重要的是，从一个公子少爷，一下子跌至为破落户子弟。乡人们皆不耻。

是在这样的境况下，鲁瑞开始考虑大儿子的婚事。

此时的朱安，年近20。像这样年龄的女子还没婆家，家人一样也是着急的。按照当地风俗，一过20的女子还没出嫁，那以后的路就会越来越窄，只能做人家的填房或补房，一进门就做后妈。

朱家显然不愿意。朱家说起来也是有些来历的。据说朱安的祖上，曾做官扬州，家境殷实。朱安父亲叫朱耀庭，虽然只活了50岁，但像很多绍兴师父一样，整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母亲俞氏，也是出身大户。夫妻俩共生育三个孩子，一个女儿朱安，另有一个儿子朱可铭，最小一个儿子早年夭折。所以存活的只有两个孩子。

朱家和周家虽属绍兴府，但中间隔着一条南北向的府河界，周家在河东属于会稽县，朱家在河西属于山阴县。

周家远房的谦少奶奶，跟鲁瑞属于妯娌关系。两人关系甚好，为解除鲁老太太伤子之痛，经常来帮她排解烦闷。顺便就把两家的婚事进行了撮合。

最后双方都考虑了自己的处境，遂订下了这门亲。周家是因为破落了，朱家是不想女儿做填房。应该是各取所需吧。用当时的眼光看，其实也没有什么错。

如果鲁迅还一直是周豫才、周树人，而不是后来的鲁迅，那么这也就是一段平常的姻缘。

有后人曾替朱安叹息：如果当年她不是嫁了鲁迅，而是一般的男人，那么她至少会过上几天平淡舒心的日子。

可是当时的境地，决定了他们的结合不是偶然，上述中的一些因素，其实是必然。

虽然订亲之后，鲁迅作过努力，在知道悔婚无果的情况下，曾写信要求朱安放足，同时进学堂，希望朱安能进步一点，怎耐太不现实，不要说20岁的朱安，脚早已定型了，就是这么大的姑娘，又到哪里去进学堂呢。

既然婚也不能悔，朱安也不能有所改变，那么这纸婚约迟早还是要兑现的。在鲁迅以去日本读书为借口，拖了一年又一年之后，婚事还是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再不迎娶过门，对双方都不好交待。

洞房花烛夜：

众人都知道，洞房花烛夜，鲁迅流了一夜的眼泪，把印花被的靛青都染到了脸上。但是没人知道，那一夜的朱安是如何熬过来的。据说鲁老太太曾在夜深人静之时去听房，发现他俩基本没有说话。而第二天晚上，鲁迅就依然绝然地睡到了母亲的房间。

鲁迅的好友孙伏园说过，鲁迅虽然当新郎，穿靴，穿袍，戴红缨帽子，一切都照办。但那时他心中已打好主意：

“结婚前一切我听你作主，结婚后一切我自己作主，那时你们可得听我。”

三四天后，鲁迅就动身再次去了日本。朱安的弃妇日子从此开始。

鲁迅给朱安的定位是：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鲁迅不忍拂母意，牺牲自己，成全大家。但对朱安而言，就此被搁在了活着的礼物层面。

“礼物”在《现代汉语词典》里释为：为了表示尊敬或庆贺而赠送的物品，泛指赠送的物品。朱安是一个人，怎么能说她是一件赠送给人的物品呢？然而事实又的确如此，按照法国人类学者列维.斯特劳斯的说法，在原始社会或者说是野蛮社会中，“婚姻是礼品交换最基本的一种形式，女人是最珍贵的礼物。”

在中国两千多年来多妻制的社会里，女性向来只是一件附属品，一件等待被接受的“礼物”，她的命运取决于能否被赠送到一个好人家，能否被接受者喜爱或善待。

从这一点上来说，朱安是被动者，至于主动接受的鲁迅，怎么处置她，她也只能被动接受了。

鲁迅是怎么安置她的呢。众所周知，鲁迅还是很负责任地供养了她。

从绍兴举家搬迁至北京时，鲁迅带上了她。这一年朱安已经40岁了。对于她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离开故乡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这无异于和娘家人生离死别；可是她又不能不跟去，嫁出去的女儿等于泼出去的水，没办法回到原地了。为此，朱安在告别故乡之前，特地和娘家人合了一张影，又让母亲俞氏单独照了一张像，带着这两帧照片，朱安从此踏上了不归路，再也没回过她的故乡。

到北京后，三兄弟一起住在北京八道湾的房子里。那是一个三世同堂的大家庭。本来鲁迅想一家人就这样永远不分开。在择房时，鲁迅特地挑了个大的，场地阔的，因为把侄儿侄女都算进去了。但仅仅过了3年多，鲁迅和周作人，兄弟间就出现了嫌隙。

1923年7月14日，鲁迅在自己日记里出现了这样一条记载：

……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今人自始也不知原因，但根据跟周家关系近的人士分析，问题多出在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身上。连老太太鲁瑞也是这么认为的。

兄弟失和之后，鲁迅没多久又找到了暂时栖身之所：砖塔胡同。

在搬进之前，鲁迅曾跟朱安有过对话，大意就是问她，决定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老家，无论在哪处，都会付她生活费。

从这个虽是商量的口气里，还是能看出，鲁迅最最想的是希望她能回绍兴，他宁愿出钱供养她。最最根本的意思，是借此能休掉她。虽然没有出齿。但倾向明显。

此时的绍兴朱家已经落魄得很，老房子卖了。她的弟弟朱可铭也是借租别人的屋子居住。朱安，即便想回，却连个家都没有了。回到哪里去呢。

何况她的概念里，早就烙下生是周家人，死是周家鬼的印记。绍兴本地的风俗是，如果妇女离开了夫家，或者丈夫死了改嫁，那么即便有儿子，也“不得母之”，不允许载入家谱中，死后也就得不到归宿。他们不仅不容于家族，也不容于社会，被人们看不起，很难找到活路，结局往往比守节还要悲惨。而朱安连个子女都没有。

朱安是这么回鲁迅的：

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鲁老太太）迟早也要跟你一起的，我独个儿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再说婶婶是日本人，话都听不懂，日子不好过呵。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

这是两人仅有的一次长谈。或者说，是鲁迅第一次听朱安说这么多话。鲁迅的那不为人知的小算盘落空了。

砖塔胡同住的时间不长，是作为临时过度救急。后来鲁迅又找到了西三条胡同21号，从此再没搬过。一直到朱安死。

无论是在绍兴，还是在北京三易其所，朱安最大的工作就是侍候老太太。她知道老太太的脾气，把老太太侍候得舒舒服服。老太太已经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心里非常认同。婆媳关系胜过母女。老太太把这个“礼物”用得特别顺手。以至于一时一刻也离不开。朱安一直把她侍奉之最后。

尤其当老太太跟儿子之间有争议时，朱安一直都站在老太太这边。

甚至老太太在临死之前，交待二儿子周作人，把给她的月钱，转给朱安，并叫朱安理直气壮地一定要收下，说这是属于她的钱，与别人无关。

这真是一个值得令人敬重的识大体的老太太。

在儿子和媳妇之间，她一边同情儿子，但更可怜媳妇。所以她也挺不容易的。

在得知鲁迅和许广平同居之后，朱安难过了很久。一向沉默寡言的她，有一次忍不住向小她30岁的邻家女孩说起了心事。这实在是她逼得太久太难受的缘故了。

她对俞芳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

她还打了个比方：

“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很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在那个死样寂静的日子里，从来不对外人言语的朱安，控制不住地诉说着内心的失落和痛苦。

北京西三条胡同的院落里，好像真有一只蜗牛在笨重地爬行，跌伤了，爬起来，再跌伤了，却再也爬不起来了。

其实在朱安的一生中，是努力过的，进步过的。只不过，像她自己形容的那样，蜗牛的速度太慢了。根本跟不上现代狂人鲁迅的节奏。

朱安曾偷偷跟来家里的女学生们偷偷学过体操。也曾剪去发髻。

有一次，老太太问儿子，媳妇有什么不好。鲁迅摇头道：“和她谈不来。”老太太问怎么谈不来，鲁迅道：“和她谈话没味道，有时还要自作聪明。”

鲁迅说：“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她说是的，是的，她也吃过。其实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就是全中国也没有，她怎么能吃到？这样，谈不下去了。谈话不是对手，没趣味，不如不谈……”

这是鲁迅就事论事针对朱安的缺点，虽然一点也不错。但从中，我们还是看到朱安蜗牛的影子，她多么努力地想靠近先生啊。只可惜，力道用错了。但她的动机和出发点都是向上的。

不过作为外人，我们还看出了先生话语里的潜道道，鲁迅是漂洋过海的留学生，见过大世面。而朱安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典型的封闭守旧女子，跟她说外面的东西，她怎么能知道呢。此道理即便放在今天，万物互联如此发达了，微信、微博把世界通道都打通了，都能和大洋彼岸的人面对面聊天了，但一个出过国，一个没出国，一个有文化，一个没文化，两者还是有差距啊，何况旧意识里目不识丁的朱安。

只能说，鲁迅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敷衍。给老太太看起来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吧。

有一年冬天，朱安给鲁迅做了一条新棉裤。趁鲁迅上班时，偷偷放在他床上，希望他不留神时能换上，万不料被鲁迅扔了出来。

可谓用心良苦啊，但不被先生接受。

人们奇怪，鲁迅为什么不要新棉裤，而是长年穿单裤？即便冬天也是。要知道北方的冬天是非常寒冷的。郁达夫曾和他的一个学生谈论鲁迅时，就这一点，那个学生说，鲁迅为了抑制性欲。

这里稍做一点解释。很多史料上都解释他们之间没有夫妻之实。也就是没有性。但是据荆有麟在《鲁迅回忆片断》文中，却提到鲁迅本人的自述：

鲁迅先生对于家庭——其实是对整个旧社会——的悲苦。在先生思想上，增加了不少的凄惶成为，先生对于自己的太太，认定只是一种负担义务，毫无恋爱成分在里边。我记得：在北平时代，先生谈话而讲到：Wife，多年中，也仅仅一两次。……

这里的“Wife，多年中，也仅仅一两次。”显然有明确指向，那就是性生活。否则，“多年中，也仅仅一两次”就很难说得通了。

张铁铮曾与晚年的周作人就此事也打听过：张铁铮问两人“琴瑟不调”的原因，周作人说，可以说是新旧思想上的冲突，鲁迅那时（指婚期）正在日本留学。张铁铮又问，朱夫人何以多年不育。周作人说，朱夫人有侏儒症，发育不全。张铁铮因“侏儒”二字听不准，周作人特地用钢笔，把这两个字写在纸上。

从这两个细节处推测，鲁迅和朱安曾有过夫妻之实。但到底真伪，谁也说不准。这也仅是一家之言。真相只存在于地下了。

为了弄懂鲁迅的口味，朱安不好明里问鲁迅，每次都是从他吃剩的饭菜里猜测鲁迅的偏好和口味。也真是难为朱安了。

总之，朱安在用她自己的方式，努力地往上爬，希望有一天能爬上去，至于这方法合适不合适，得体不得体，得另当别论。我们无法否认她的努力。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朱安的处境一下子尴尬起来。

因为鲁迅活着时，都是按时按月寄来她和老太太的生活费。每月还略有盈余。至鲁迅死时，家里还余了1000多元。

在鲁迅刚死不已，许广平就用鲁迅著作的版税，给她们生活。但是自北京沦陷后，物价疯涨，所有的生活用品，已翻了好几倍，钱不值钱了。

到1938年，上海也成了“孤岛”，许广平的生活也是捉襟见肘，因为战乱时期，书业萧条，鲁迅著作的版税往往延误，并且北京上海之间的汇兑费用大增，汇寄也很困难。所以两位老人差点断炊，亏得有北京的沈兼士、李霁野等先生生前的朋友关心，才不至于活不下去。

到1943年4月22日，鲁老太太在痛失长子鲁迅后，也紧跟后尘，去了天国。此时的物价更是大涨。朱安已经贫困至极。

有记者来到西三条胡同时，曾亲眼目睹，朱安的饭桌上，只有汤水似的稀粥，另几块酱萝卜。

此时周作人向她建议，出售鲁迅的藏书，以解断炊之急。远在上海的许广平知道后，急忙给朱安写信，加以劝阻。同时还有内山完造及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都很焦急。最终派人来北京了解情况，在得知众人的用意后，这个轻易不发声更不会在外人面前说话的女子，先发了一通牢骚：

“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 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低眉顺眼的朱安，第一次在众人面前情绪失控。

她其实也不愿意卖掉鲁迅的藏书，但是她被人们遗忘得快活不下去了，除此外，没有任何生存能力的她，又有什么法子？

在众人告知她上海情形，尤其是许广平被捕一事说了之后，她才明白一切。

识大体的她，至此再没提过卖书之事。

更重要的是，鲁迅生前好友及社会人士纷纷登门来看望她，并送上钱款。她都拒受了。而且她还把情况告知许广平，言一切听从许广平的安排。她在信中说：“宁自苦，不愿苟取。”只有鲁迅好友沈兼士送来的准备票五万元（合法币一万元）收下了。还有蒋介石曾派人送来的法币十万元，因为送者拒不肯带回，还说别人的可以不受，但委员长的一定要收，才只好收了下来。

（备注：那时的钱都用亿计，万计，当时的九千元，只抵探亲访友时买点水果糕点用。在北京档案馆里有当时的北京物价表，1937年-1945间。以1944年为例，酱油每斤32元，绿豆芽每斤4元，花生米每斤22元，白糖每斤170元，茶叶每斤27000元，毛巾每条60元。）尤其以1945年为最厉害，物价以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地幅度上涨。

所以在1943年前后，朱安还欠下债务4000多元。

不过最终，在保护鲁迅遗物方面，朱安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她委托许广平全权受理先生遗著出版一事。今天，我们之所以能读到先生的各种著作，千万别忘了这个小脚女人，在最最困难时候，所作的努力。

1947年6月29日。这个旧式女子，走到了生命尽头。享年69岁。

有记者感叹道：朱夫人寂寞的活着，又寂寞的死去，寂寞的世界里，少了这样一个寂寞的人。

同时，又颇为公允地做了评价：

“鲁迅先生原配朱夫人病逝了，她无声息地活了六十九个年头，如今又无声息地离开了人间，然而，她确曾做了一件令人钦敬的事，鲁迅死后，任凭穷困怎样地逼近她，也不忍卖掉鲁迅先生的遗物，当我们凭吊与瞻仰这时代的圣者的遗物时，谁能不感激朱老太太保留这些遗物的苦心呢？”

回过头来看，一生唏嘘，一声长叹。她没有错。错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那种制度。她生不逢时。没有生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

鲁迅先生也没有错。他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幸福，又有什么错呢。

后人经常把他们拿来和同时代的胡适夫妇相比。共同点是，他们都是旧式婚姻的包办者。而且都是母亲赠送的礼物。只不过胡适的脾气相对谦和，极力搞好和江冬秀的关系，对母亲尽孝。其实胡适心里也是一百个不愿意。再者，江冬秀是个典型的悍妇。所以胡适最终成为了“妻管炎”。

但鲁迅和朱安情形完全不同。最主要鲁迅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表达过孝心之后，他就走自己的路了。朱安又是典型的温顺贤良之人，玩不来江冬秀的泼。当然即便换成了江冬秀，以鲁迅的性格，也根本不吃那一套。拿着菜刀，先要杀两个儿子，再要自杀的江冬秀，估计鲁迅也就是冷眼瞅一瞅，甚至一言不发，那意思：随你的便！

（胡适和江冬秀）

鲁迅的冷峻比刀子还要厉害。你江冬秀悍又能怎样？

令人欣慰的是，如今人们再提起先生时，总会想到这个礼物一样存在过的夫人。这就够了。在彼岸的那一头，她至少可以得到一丝欣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