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一期（308）

何应钦义子，兵临城下时被俘，国军中将——袁嘉猷

袁嘉猷（1906-1981），又名鸿逵，别字仲虎、忠烈，云南省顺昌县人。县立高等小学毕业。其祖上世代为官，父袁恩锡是老同盟会员，曾任滇军总司令李根源的高级参议。

1921年，何应钦在昆明遇刺落难，幸遇袁恩锡搭救，结为好友，见袁恩锡之子袁嘉猷聪明伶俐，甚为喜爱，便提出收其为义子，并举行了收子仪式。1922年，袁嘉猷随父赴广州，充任驻粤滇军第三军第七师（师长李根沄，李根源胞弟）中尉副官。1924年5月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四队学习。

军校毕业后，跟随在何应钦身边，任教导第一团（团长何应钦）团部中尉随从副官，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特务连（连长桂永清，黄埔一期）副连长，北伐东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何应钦）卫士大队大队长 ，先后参加了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1927年任宪兵第二团团长。

1928年，任浙江省诸暨县警察局局长，同年调任江苏省青浦县公安局局长。

1929年4月，青浦县国民党县党部和机关团体向省府请愿，控告袁嘉猷“引匪作恶，烂使职权”，要求撤换袁嘉猷，后省府决定，袁嘉猷与江苏省警察队第四大队大队长刘璠（黄埔一期）职务对调。未及上任，正逢江都县公安局局长伍翔（黄埔一期），以水土不服，发生胃病，急须就医请辞。苏州公安局长郑诚之接任了江都县公安局局长，袁嘉猷则接任郑诚之，担任了苏州公安局局长。

同年6月，追随担任了武汉行营主任的何应钦，任武汉行营副官处交际科科长，不久，调任汉口公安局第三署署长，同年末，因“亏空公款”遭通缉。

1930年，暂避到其父好友，时任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参谋总长的朱培德手下，任中校参谋，后返回云南。

1932年，出任云南省元谋县县长。1934年10月，与姐夫鲁道源（滇军将领）等创设大众电影场（后为五一电影院所在地），任董事长，大众电影场是昆明第一家对号入座的电影院。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滇军于1938年组建了第五十八军，开赴抗日前线，袁嘉猷担任该军补充团团长，不久改任该军少将副官长。

1942年4月，受昆明行营委派，任滇越、川滇两地线编部少将副司令。袁家在昆明是名门世家，被当地人称为“袁大官人家”，袁嘉猷的私宅别墅（据说是一座中西式结合的三层大楼，长宽高基本相当，形似一座方形炮楼，解放后成为了军区干部疗养院）在抗战后期，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社交场所，当时云南汇集了众多的中央军主力部队，许多的黄埔一期同学都在云南，何应钦召集的军事会议有时就是在袁嘉猷的别墅里召开的。网上有许多国军将领和他们的夫人在一起的合影，很多都是在袁嘉猷家里照的，据说袁嘉猷是一个性格爽朗，交游广泛、应酬灵活、心直口快的人，他与陈明仁（黄埔一期）是亲家，和杜聿明（黄埔一期）是干亲家，和黄杰（黄埔一期）、关麟征（黄埔一期）、宋希濂（黄埔一期）等何应钦派的黄埔系重要将领关系都很密切，这些人都是他家里的常客。

1945年4月，原昆明行营兵工厂厂长曾恕怀奉调第一方面军总部副官处少将处长，袁嘉猷调任昆明行营兵工厂，任少将厂长。同年12月，接替升任昆明市长的陈玉科，任云南第五区（蒙化）行政督察专员。

1946年秋，袁嘉猷到沈阳，投靠时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杜聿明，任长官部少将高参。

1947年7月，派赴营口，接替王家善（东北军出身，暂编第五十八师师长兼营口市长），担任营口市长，由于驻营口的交警总队和保安团队都不愿接受王家善的指挥，杜聿明派袁嘉猷到营口，目的是协调各方的关系。

被抢走了市长的位子，上峰又派了一个第五十二军的副军长郑明新（黄埔五期）来指挥军事，王家善内心是不服气的，再加上东北民主联军包围了营口，1948年2月，王家善以召开紧急城防会议的名义将郑明新、袁嘉猷等国民党营口市党、政、军要员扣押，同时宣布率部起义。

记得有一部老电影叫《兵临城下》，描述的是国民党杂牌部队，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动下，于兵临城下时，扣押国军嫡系将领后起义的故事。故事是虚构的，但其中有部分细节与袁嘉猷的经历很相似。如电影一开始，国军杂牌师团长郑汉臣被俘后又被释放，民主联军的江部长说“国民党的嫡系军官我们也放过”。袁嘉猷也是属于这种情况。

被俘后的袁嘉猷，由于他与众多的国民党将领关系不一般，身份非常特殊。随即被转送到哈尔滨，受到了林彪、罗荣桓等人的接见，并同意释放他回去，希望他多多的宣传中共反对内战和优待俘虏的政策，后由时任松江省副省长的云南人张冲担保，于同年7月被释放，经北平赴南京，向最高当局述职，并汇报了李仙洲等被俘将领关押在佳木斯，杜聿明关押在济南的情况。后由何应钦保荐袁嘉猷挂职国防部中将部附。

1949年3月，原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改编为第六编练司令部，由李弥（黄埔四期）任司令官，而李弥和袁嘉猷关系非同一般，他是袁嘉猷的父亲袁恩锡的义子，如何应钦与袁嘉猷之间的关系。李弥邀袁嘉猷担任第六编练司令部高参（有一说是副司令），袁嘉猷回到昆明，下飞机后不久即遭逮捕，理由是为中共做宣传，有通共嫌疑。这段经历，在沈醉的回忆录里有提到，沈醉当时是军统保密局的云南站站长，袁嘉猷被捕后，被逼着写了一些违心的反共言论，后又有何应钦的保释，才被释放。后来袁嘉猷在战犯管理所见到沈醉，还埋怨要不是沈醉逼他写了反共的言论，他也不至于被中共关押。

同年12月，卢汉领导云南昆明起义，并派兵保护了袁嘉猷一家。

解放后袁嘉猷遭逮捕，先到重庆，之后被押往北京，后来被关押于抚顺战犯改造所。1964年，做为第五批特赦释放的战犯，被安排在昆明定居。1966年，“文革”开始后，袁嘉猷在昆明市第二农场劳动改造。1975年，袁嘉猷写信给周恩来和邓颖超。不久，中央指示：袁嘉猷按起义人员对待。1979年10月，袁嘉猷担任了云南省昆明市政协秘书处专员。

1981年4月，因病在云南昆明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