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曾志南下至广东，任广州电业局局长，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委员，她和丈夫陶铸，长期在广东工作。

1966年，陶铸被调到北京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时任广州市委副书记的曾志身体情况不好，也因病请假到北京来，进行疗养。

她陪伴丈夫陶铸，在北京的中南海，度过了漫长的、低落的时光。而在此期间，陶铸的健康状况越发不乐观了，他受疾病的困扰，恶心呕吐、全身酸胀，即使做了手术，病情也没有好转多少，眼看陶铸每日痛苦，作为妻子的曾志心疼极了，她劝陶铸：“忍不住的话，你就哼几声吧，也许会好一些。”可陶铸咬咬牙，摇头拒绝了。

1968年，就在曾志为陶铸的病烦忧不已时，汪东兴找到了曾志，与他谈话。

汪东兴告诉曾志，接下来计划将陶铸送到安徽合肥。至于曾志的去处，汪东兴告诉她：“你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不随他，就去广东。”

曾志将这个并不好的消息告诉了陶铸。

陶铸沉思良久，他决意自己到合肥去，拒绝曾志陪同。他对自己的身体情况心知肚明，深知自己命不久矣，他十分镇定地告诉曾志：“你千万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了，你去了，也帮不上忙......”

陶铸做了最后的决定，看到丈夫如此坚决，曾志没有多说什么，她选择听从丈夫的安排。

陶铸和曾志这对走过多年风雨的夫妻就要分开了，他们心里又是那样清楚，分别前的时光，大概是他们生命中的最后相见了。

曾志不舍落泪，病重的陶铸拉住她的手，安抚妻子：“不要难过，想一想早已牺牲的战友，我已经很幸运了。谢谢你，曾志，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总是在我的身边。”

1968年10月18日，在曾志依依不舍的眼神中，陶铸带着家人的照片，一步一步地走到汽车面前，曾志亲自为丈夫打开车门，这对夫妻最后握了握手，互道“千万保重”，陶铸坐上了汽车。

汽车启动，曾志远望着汽车离去的方向，她分明看到，身体虚弱的陶铸将自己的脸庞紧紧贴在车窗上，隔着车窗，向她挥手致意。

这一面，就是他们生命中的最后相见了。

陶铸在安徽合肥度过他生命中的最后时光，他饱受病痛的折磨，而在另一个地方，曾志无时无刻不担心着陶铸。1969年11月30日晚，陶铸告别人世，和曾志再也没有重逢的机会。

陶铸离世前夕，曾志在北京度过了一段时光。毛主席曾亲自给了她批示：“曾志同志，你是来养病的，就住在北京。”

但曾志在北京待了一段时间，还是在1969年11月，动身到了广州。曾志被安排到粤北翁源县渔溪大队。

陶铸去世的这一年，曾志已经年近六旬，已至高龄。

她住在邱屋，并在邱屋参加劳动。曾志的住处很简单，她是从战争的艰苦一路走来的战士，面对当前的困难依然毫不畏惧。她下定决心同劳动人们一样劳动，一样生活。

所以即使年纪大了，即使已经几十年没有挑担子劳动了，曾志也义无反顾地加入劳动。

不过她很快觉得力不从心了，劳动强度大，曾志之前还生过病，有时候劳动上一会儿，她就气喘吁吁，等劳动完一天下来，曾志的两个肩膀酸疼得举不起手来。

在邱屋的日子里，曾志为劳动所累，她的身体常常受到劳动的折磨，让她痛苦万分；但另一方面，和百姓们相处的日子，又能化解她心头的阴霾，带给她许多的快乐。

时间一长，曾志的身体难以承受。迫于无奈，她鼓起勇气，给远在北京的周总理、邓颖超大姐写了一份报告。

报告中，提到自己已经年过六十，广东气候潮湿，妇女劳动强度大，不利于她的学习身体情况。曾志提出，希望能调到北方工作。

没过多久，曾志就收到周总理的指示，同意她调到北方。

1972年，曾志收拾好行囊，准备出发去陕西临潼干休所，广州军区派人为她办理好去陕西临潼的手续，并有人送她去临潼。

曾志离开广东时，那些在朝夕相处中与她结下深厚情感的百姓们依依不舍地送她，许多人都禁不住落下眼泪，看着这一幕，曾志也忍不住感动落泪。她最终还是和大家告别，踏上前往陕西的路途。

曾志先被安排在西安，她到西安的两三天后，一位军队干部找到她，向她阐明了她的情况：

“第一，曾志的组织关系留在省委组织部；第二，生活上由干休所代管；第三，粮油关系由临潼县粮店按月送发；第四，医疗看病，可在干休所或者在二十六总医院看；第五，工资每月由陕西省直接发给。”

显而易见，曾志的组织、工资、医疗、生活不同方面，是由不同的地方解决。

她在西安住了几天，便一路被护送到临潼干休所。她受到干休所各位同志的欢迎，这让她觉得十分温暖。年过六旬的曾志住在平房，屋里还算宽敞，房前屋后的一部分空地上，曾志种上了果树、蔬菜，还种了菊花、月季花。

对于自己在临潼的生活，曾志大体还是满意的。但时间久了，让她觉得不方便的是，自己生活上不同方面，由不同的地方解决。这让曾志十分困扰，她希望能把这些关系都统一转到干休所管理，这也方便她接下来在临潼干休所的生活。

烦扰之中，曾志想到老朋友毛主席。

曾志（右一）

尽管这时的她已经与毛主席许久没有相见，但她还是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明她在工作上的困境，并向毛主席提出请求，让自己能转归军队，每年发一套军装。

不久后，曾志便收到毛主席的指示：“如果你愿意留在西安，就在省委安排你的工作，不愿意，可以调回北京。”

毛主席给她提供了两个选择：留在西安，亦或是回到北京。

后者是曾志意料之外的，她没想到自己还能回到北京去。原本，她接下来的打算就是留在陕西安度晚年。如今，想到可以回北京，她对北京也更为熟悉一些，曾志很快对陕西省委同志作出答复：“请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我愿回北京工作。”

当曾志1973年回到北京时，她先见到了汪东兴。

汪东兴告诉曾志：“来北京，就不要再做工作了，算离休，由中组部供养。”

党组织妥善安排了曾志的住处与生活。1977年，已有66岁高龄的曾志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即使在1983年离休之后，曾志仍不忘关心国家国家事务。她的晚年在北京度过，1998年，曾志在北京走完自己生命的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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