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卿曻

编辑|江卿昇

前言

他是一个传奇人物，跨越了从清末到新世纪的百年历史洪流，他是白崇禧和李宗仁的秘书，见证了“钢七军”的辉煌与覆灭。

他是新中国改革开放的建设者，88年官至副国级，他还是一位父亲，他的女儿以艺名“林黛”红遍亚洲。

然而在时局动荡，他如何在历史舞台中找到自己的定位？随着国共斗争和抗战全面爆发，他又是如何平衡家国情怀与个人抉择的？

风云激荡中的崛起

1926年，北伐战争如火如荼，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那一年，广西宾阳县关帝庙前贴出一张告示：“为本团出发布告安民”，招考文书四人。

年仅18岁的程思远看到告示，立刻赶去应考，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一个普通农家子弟能够参与革命事业，无异于抓住命运的稻草。

他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取第一，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钢七军”的文书，这个机会，为他后来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

加入“钢七军”后，程思远随军北伐，他不仅目睹了攻城略地的风云激荡，也亲历了“钢七军”如何以顽强的战斗力赢得“钢铁部队”的美誉。

七军将士纪律严明、作战凶猛，成为北伐军中当之无愧的王牌力量，而程思远，这个年轻文书，迅速展现了自己的才干。

他不仅能精准无误地完成机要文件，还对军务组织和战略规划表现出不俗的理解力，对于一个刚刚步入军旅生涯的年轻人来说，这是难得的历练和积累。

四年后，程思远的努力没有被埋没，新桂系领袖李宗仁注意到了他，将其调到身边担任机要秘书。

这一职务在当时的新桂系可谓举足轻重，新桂系是民国时期四大军阀之一，其“新”字正是因为比传统军阀更加注重教育和培养，军官多是军校出身，作战能力和组织纪律都独树一帜。

在李宗仁的指挥下，新桂系以高效、现代化的军事风格成为国民党内的强大派系。

在秘书岗位上，程思远展现了过人的记忆力和执行力，李宗仁口授一份函电内容，他总能一气呵成，无需修改。

1930年代初，新桂系与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矛盾加剧，内斗频繁，程思远坚定支持李宗仁，但他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并不被蒋介石看好，甚至屡屡遭遇排挤。

此时的程思远并未因此放弃提升自己，在李宗仁的安排下，1934年他远赴意大利罗马大学政治系深造。

这一留学经历不仅使他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还开拓了他的国际视野，在欧洲游历期间，他参与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旅欧华侨抗敌活动，宣传抗日救国。

正是这种家国情怀，令程思远在卢沟桥事变后果断中断学业，回国投身抗战。

回国后的程思远不仅要面对战火连天的抗战形势，还要面对复杂的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他的决策能力和执行力再度受到考验。

这一时期，他的职业生涯虽然步步高升，但内心的家国情怀也让他不断思考自己的未来方向，在风云激荡的年代，他的抉择将如何影响自己和国家的命运？

历史转折中的抉择

抗战胜利后，中国迎来了短暂的和平，但国共之间的内战随即爆发，局势动荡不安，此时的程思远，已然成为新桂系的重要核心人物。

他不仅在李宗仁身边担任机要秘书，还深度参与了白崇禧与李宗仁对抗蒋介石的诸多谋划。

从策划逼蒋下野到参与和谈，程思远在国民党内部风云变幻的权力斗争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正是这一系列复杂的抉择，逐步将他推向了历史的分水岭。

1948年底，国民党节节败退，蒋介石政府岌岌可危，程思远凭借他在新桂系中的核心地位，积极协助白崇禧与李宗仁策划逼宫。

1949年1月，蒋介石迫于各方压力被迫下野，李宗仁接任代总统，这场政治博弈的幕后，程思远的组织协调能力再次得到了验证。

虽然新桂系表面上获得了短暂的胜利，但程思远内心深知，蒋介石只是暂时退居幕后，新桂系若无法摆脱内部分裂和战略短视，终将难逃失败的命运。

果然李宗仁就任代总统后，国民党内部矛盾仍然尖锐，程思远积极奔走，试图促成国共和谈，他以李宗仁的私人秘书身份频繁联络国共双方，努力推动和平解决方案。

白崇禧却心怀“划江而治”的幻想，拒绝在战略上作出妥协，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与内耗最终导致和谈破裂，内战继续升级。

而程思远作为一名深具战略眼光的幕僚，已看清新桂系乃至国民党整体颓势，他不得不为自己的未来做出深刻反思。

1949年秋，解放军迅速席卷全国，新桂系的主力部队几乎全军覆没，程思远辞去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副秘书长职务，选择移居香港。

对于程思远而言，这一举动既是对时代大势的深刻认识，也是他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折，香港成为他的避风港，但也是他走向新生的起点。

在香港的生活，与他之前的军政生涯形成了鲜明对比，离开权力中心后，他从零开始，开设养鸡场以谋生。

可是一场大火让他的积蓄付之一炬，他不得不重新调整方向，凭借政治学博士的学术背景和几十年的从政经验，找到一份报社专栏作家的工作。

程思远每周撰写时政评论，以此为生，他笔下对局势的冷静分析和独到见解，逐渐引起了各方关注。

尽管生活艰难，程思远并未放弃对家国大势的关注，身处香港，他始终保持着与大陆的联络，每当有从大陆来港的朋友到访，他都会详细询问内地的情况。

从一个旁观者的视角，他敏锐地观察到新中国成立后局势的稳定与发展，这让他意识到新的历史机遇正在向他招手。

1956年，一个改变程思远命运的机会终于到来，北京方面通过友人向他传递消息，希望他秘密访京，参与一次特殊的历史使命。

程思远心存顾虑，但还是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当他抵达北京时，才得知这是周恩来总理一手安排的行动。

总理希望他作为桥梁，劝说李宗仁回归祖国，程思远明白，这不仅是对李宗仁，也是对他个人的重大考验。

从1956年开始，程思远以中间人身份，开启了长达十年的奔走，在这十年间，他五次赴北京，两次前往瑞士，与李宗仁及其家人耐心沟通，最终促成了这位曾经的国民党代总统回到祖国的怀抱。

1959年，李宗仁在程思远的陪同下，通过香港返回大陆，最终选择定居北京。

周恩来总理对此评价为“李宗仁一生做对的两件事之一”，而程思远的努力则被称为“中国统一事业的关键一环”。

然而程思远的个人抉择并未止步于此，在见证李宗仁的回归后，他做出了一个更加深远的决定——他决定留在大陆，亲自参与到国家的建设与统一事业中。

从政治权力的核心到香港的普通人，再到新中国的见证者与参与者，程思远的人生选择体现了一种大局观和家国情怀，他的下一步，又将如何影响新中国的未来？

平凡中的非凡使命

1965年，程思远在北京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在交流中，毛主席得知程思远尚无字，亲自为他取字“近之”。

从此，“近之”成为程思远的另一个象征，代表他从新桂系骨干到新中国无党派爱国人士的身份转型。

之后程思远留在大陆，进入全国政协工作，他担任了全国政协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等职务，积极推动海峡两岸以及海内外的和平统一事业。

他还担任中华海外联谊会第一届名誉会长，为联系侨界、促进国际合作贡献了巨大力量。

程思远的贡献不仅限于统一事业，他还利用自己的政治学背景和丰富阅历，为新中国的改革开放献计献策，成为一名卓越的智囊人物。

然而程思远并非没有遗憾，他的长女程月如（艺名林黛）在香港进入演艺圈，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亚洲影后。

林黛凭借《金莲花》《千娇百媚》《不了情》等经典作品风靡亚洲，在短短7年内蝉联四届亚洲影后，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可是在1964年，林黛因事业和家庭压力过大，选择在寓所自尽，年仅30岁，林黛的离世是程思远一生的痛。

他在悼文中写道：“我以骨肉至亲，悲痛尤难言宣，”他认为，林黛的悲剧源于她不懂得“退一步”的道理，而“退一步”正是他立身处世的哲学。

1988年，程思远当选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迈入副国级行列，1993年，他又当选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他虽身居高位，却始终保持低调，过着简朴的生活，他每天坚持锻炼，饮食清淡，还常以书信和文章的形式与国内外朋友交流。

2005年，程思远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他的一生横跨三个时代，从民国的风云激荡到新中国的辉煌崛起。

他以“退一步”的人生哲学，践行了低调务实的做人之道，也在关键时刻推动了国家统一和发展事业。

结语

程思远他“钢七军”的文书成长为新桂系的高级幕僚，从养鸡谋生的普通人，转身成为推动李宗仁回归的关键人物。

毛主席为他赋字“近之”，不仅象征着他靠近共产党的政治转变，也承载了他一生中“不争而退，退中求进”的哲学智慧。

参考文章

南方周末2005年8月4日《程思远传奇片断》的报道

青岛新闻网2006年1月2日《政治家是怎么起名的》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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