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公主作为武则天之女,中宗、睿宗之妹,自中宗朝以来一直都是朝中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神龙政变时,她“预诛张易之谋有功,进号镇国太平公主”。李隆基发动反韦武政变,太平公主“又预其谋……因与玄宗、大臣尊立睿宗”。由于她在政治斗争中接连获胜,其权势也迅速膨胀起来。

睿宗以太平公主“屡立大功,益尊重,上常与之图议大政,每入奏事,坐语移时或时不朝渴,则宰相就第咨之。”中书令萧至忠、侍中窦怀贞、吏部侍郎崔提、刑部尚书岑羲等诸多大臣,都是她门下党羽。其权势滔天,可与前朝韦武相比。

因此她对李隆基政治势力的迅速发展感到十分忌惮,生怕其日后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更为致命的是,太平公主与李隆基之间在政治问题上的看法根本对立,这决定了双方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

自中宗朝以来,政治斗争一直十分频繁,而争斗的焦点就在于是否恢复李唐宗族的统治地位。“恢复李唐统治,最有号召力的自然是依‘贞观故事’,再现‘贞观之治’。”中宗即位后,就曾下旨“政令皆依贞观故事”。

然而武韦势力却认为“太后遗训,母仪也；太宗旧章,祖德也。沿袭当自近者始。”在其影响下,中宗又“诏群臣复循太后法”，背离了“依贞观故事”的路线。景云政变之后,随着武韦势力的消亡,朝中又兴起了要求重修唐太宗贞观之政的强烈呼声,认为则天中宗朝以来的种种弊政正是国家混乱动荡的根源,只有“依太宗之理国,则百官以理,百姓无忧,故太山之安立可致矣。”

如果“陛下续阿韦之丑迹,而不改阿韦之乱政。忍弃太宗之理本,不忍弃中宗之乱阶忍弃太宗久长之谋,不忍弃中宗短促之计。陛下又何以继祖宗、观万国。”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与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宋憬等人“协心革中宗弊政”,针对前朝遗留下来的弊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进忠良,退不肖,赏罚尽公,请托不行,纳纪修举,当时翁然以为复有贞观、永徽之风。”

姚崇、宋憬等人所进行的改革,主要针对的是两大方面。一是整顿吏治。早在武则天时期,官职冗滥的现象已经十分突出,中宗即位之后,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诸后妃公主“皆依势用事,请渴受眯,虽屠沽减获,用钱三十万,则别降墨救除官,斜封付中书,时人谓之`斜封官”。朝廷的正规选官部门也风纪败坏,“为权门所制,九流失叙,预用两年员阀注拟,不足,更置比冬选人,大为士庶所叹”。

整个朝廷充斥着“妃主之门,有同商贾举选之署,实均闻阖。屠贩之子,悉由邪而泰官黝斥之人,咸因奸而冒进”的现象,这严重降低了官员队伍的素质。而“斜风满路”的官职泛滥状况,也令国家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因此要想改革则天中宗朝以来的弊政,就必须解决吏治问题。

景云元年八月,姚崇、宋憬及御史大夫毕构上言睿宗,说服其停废前朝斜封官,一举罢免数千人。同时宋憬与侍郎李又、卢从愿等人严把官员选拔工作,“大革前弊,取舍平允,锉综有叙”,令朝廷风气大为改观。

姚宋等人改革的另一方面,是遏制宗教势力的过度膨胀。武则天为了利用宗教势力维护自己的统治,在其执政期间对佛教多方拉拢,为自己“加号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在全国各地大修佛像庙宇,使得佛教势力迅速膨胀,“今之伽蓝,制过宫网”,出现了“游僧皆托佛法,佳误生人里陌动有经坊,闻阖亦立精舍。化诱所急,切于官征法事所须,严于制救”的局面。

中宗更是宠信胡僧慧范等人,“发使赎生,倾国造寺”，诸公主外戚“皆奏请度人为僧尼,亦有出私财造寺者”,并从中大量收取贿赂,“钱三万则度为僧尼”。一时“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远近充满”。睿宗即位后又尊崇道教,广建道观,使得道教势力也壮大起来。宗教势力的过度膨胀,自然会损害到中央集权。

大规模建设寺观,亦是劳民伤财之举。而大量土地人丁流入不承担赋役的寺院名下,更是严重影响到了朝廷租役体系的正常运转,“国计军防,并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赋,何以备之”针对这个问题,谏议大夫宁原梯、左补网辛替否等众多大臣纷纷上书,请求睿宗停建寺观,裁汰僧尼。

姚崇也觉得大修寺观是劳民伤财之举,认为“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苍生安稳,是谓佛理。乌用奸人以泪真教”因此他对宁原梯等人的提议自然会抱着支持的态度。在改革派大臣们的推动下,睿宗也颁下救令,要求“僧尼、道士、女冠之流,并令修习真寂,严持诫行,不得假托功德,扰乱间阎。今州县严加检察,私度之色,即宜禁断。”令宗教势力的扩张势头受到了限制。

对于这场改革运动,李隆基虽然没有亲自出面支持,但作为一名胸怀复兴李唐大志的年轻政治领袖,李隆基自然十分希望能够革除前朝弊政,重现唐太宗贞观时期的兴盛繁荣。因此他即使不是这场改革的直接领导人,也很有可能是幕后的有力支持者。引人注意的是,改革派中的两大先锋人物宋憬和姚崇,此时还正分别担任着李隆基身边的太子左右庶子之职,更是李隆基政治上的坚决拥护者。

而李隆基后来登上帝位后,也继续任用姚宋二人实行改革。“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李隆基是赞同和支持上述姚、宋所主持的吏治改革的,甚至可以说这场吏治改革实际上就是在贯彻和执行李隆基的思想主张。”然而,以上种种改革措施,无不触及到了太平公主集团的痛处。如前所述,私授斜封官的现象在后妃公主当中十分普遍,太平公主自然也不例外。

在中宗朝,她便同韦后、安乐公主等人一样,“于侧门降墨救斜封授官”。到了睿宗时期,太平公主更是任意干涉朝廷官员的任用,“自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其余荐士骤历清显者不可胜数”。太平公主手下的党羽如崔堤等人,在掌管官员典选期间同样“倾附势要,赃贿狼藉,数外留人,授拟不中”,从中大肆谋取私利。同时,太平公主与宗教势力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宗朝时的宠臣,“畜货千万”、“殖货流于江湖”的大僧侣商人地主胡僧慧范,便是她的亲信之一。“公主与之私,奏为圣善寺主,加三品,封公”。正是在太平公主的庇护下,以慧范为首的僧侣地主势力如鱼得水,贪赃枉法,“估太平公主势,夺民邸肆,官不能直”,犯下了种种罪行。御史大夫薛登上书勃奏慧范,“反为主所构,出岐州刺史”。

而且,太平公主自身也十分热衷于经营佛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张夫人等皆度人造寺,竟术弥街”,以此获取利润。从上面所列举的种种事例,我们可以看出,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利用朝廷吏治混乱的局面,肆意卖官卖爵,结党营私同时还与宗教势力互相勾结,为其充当保护伞,从中获取了大量政治和经济利益。

这些人在朝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为则天和中宗朝以来的弊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姚崇、宋憬等人的改革,严重地触犯到了太平公主等人的利益,理所当然地遭到他们的强烈攻击。

殿中侍御史崔淮、太子中允薛昭“希太平公主意,上言`罢斜封官,人失其所,而怨积于下,必有非常之变。”,“太平公主“亦言之”。景云二年公元年二月,在太平公主及其党羽的压力下,睿宗宣布恢复斜封官,“诸缘斜封别救授官,先停任者,并量材叙用。”而对宗教势力的限制也逐渐放松。

到了景云二年四月,“天下滥度僧尼、道士、女冠并依旧”。改革派革除前朝弊政的努力,终于在太平公主集团的反对下失败,“自是纲纪紊乱,复如景龙之世矣。”

从这次斗争中,太平公主意识到,太子李隆基正是改革派的幕后支持者,其人很有一番政治主见,绝不会甘心受自己的摆布。将来一旦李隆基登上皇位,改革派必然得势,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将会受到严重威胁,因此“欲更择暗弱者立之以久其权”。继中宗朝之后又一场围绕着太子地位的政治斗争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