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梅，今年52岁，出生在河北省一个小农村。村子不大，周围都是一望无际的麦田，村里的房子多是土坯垒成，家家户户的院子里圈着鸡、猪或者几只羊。

我的父亲早逝，母亲一个人将我和弟弟拉扯大。那年我十岁，弟弟七岁，母亲还不到三十五岁，但日子已经让她的脸爬满了皱纹，头发里也夹杂着几根白发。

母亲没读过书，但她很能吃苦，能干活，也很要强。她常说：“咱们穷点没关系，但不能让人瞧不起。”

父亲去世后，母亲开始给村里的生产队干活，农忙时下地种麦收谷，农闲时织布、打草鞋，换来的工分不多，但好歹能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可1982年的冬天，日子比以往更难熬了。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腊月里几乎天天北风呼啸，地上结着厚厚的冰。

家里粮缸里的玉米面和红薯干已经见底，母亲几次哄着我们，说等过了年就能领到生产队分的粮食。可分粮还得等一周，而弟弟已经开始饿得喊肚子疼了。

母亲叹了口气，对我说：“梅子，咱们明天去姥姥家看看，问问能不能借点粮。”

那天晚上，母亲在灶台上翻了翻，只剩下半碗高粱米。她熬成稀粥，分成三碗，小心翼翼地端给我和弟弟：“先喝着，明天咱们去姥姥家，有吃的。”

我一边喝着，一边偷偷看母亲，她没动自己的那碗，只是看着我们吃。我知道，母亲又在撒谎，她的肚子肯定也饿得咕咕叫。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母亲就叫醒了我。我们穿上最厚的棉袄，踩着冻得硬邦邦的雪，向姥姥家走去。

从我们村到姥姥家得走十几里地，那条路弯弯曲曲，途中还要经过一条结了冰的小河。我看着母亲的背影，她走得很快，我得小跑才能跟上，但我能看出她的焦急。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终于到了姥姥家。姥姥家的院子比我们家大，门口挂着几串红辣椒，屋顶上还压着玉米秸。

母亲敲了敲门，姥姥开门时愣了一下：“秀英，咋来了？不在家准备过年吗？”

母亲勉强笑了笑：“妈，家里粮食没了，想着来看看，借点粮食，等过了年一定还。”

姥姥愣了一下，转头看向屋里。姥爷坐在炕上抽旱烟，听见母亲的话，皱着眉头哼了一声，说：“哪还有多余的粮食？你们家穷，咱家就富了？年年都来借，这日子还咋过？”

母亲低着头，眼圈红了，但还是硬着头皮说：“爸，秀英不是不孝，实在是孩子们饿得没办法了，借点玉米就行，咱们一定还。”

姥爷没有答应。姥姥看了看母亲，又看了看我，叹了口气，低声说：“秀英啊，不是妈不帮你，这家里也紧着呢。你看看屋后那几袋粮食，刚够你弟弟一家过年的。要不，你回去再想想别的办法？”

母亲的脸一下子白了，但她没再说什么，只是拉着我的手，转身出了门。路上，我回头看了一眼，姥姥站在门口，眼睛里像是有泪光。我想喊她一声，可母亲把我的手攥得更紧了。

我们一路走回家，天已经暗了下来，冷风刮得人脸生疼。我觉得肚子更饿了，脚也冻得麻木，但不敢跟母亲说。

母亲一路没吭声，脸上像是结了一层冰霜。快到家的时候，远远看见院子里有个身影在晃动，等走近了，才发现是二舅。

二舅是母亲的小弟，比母亲小12岁，平时在乡里的砖厂干活。

他站在院子里，身后还放着一辆推车，车上有两袋粮食。他看见我们回来，笑着说：“姐，我听说你家粮食没了，赶紧给你送点过来。你看看，够不够？”

母亲愣住了，声音有点哽咽：“你咋知道咱家……你这不是胡闹吗？你自己家够不够吃？”

二舅摆摆手：“姐，嗓子都哑了还嘴硬。你家日子不好过，谁不知道？这点粮食算啥，咱是亲姐弟，我不帮你谁帮你？”

母亲的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她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儿地抹眼泪。

那天晚上，母亲做了满满一锅玉米粥，还给弟弟蒸了几个红薯。我吃着热乎乎的饭，眼泪也止不住往下掉。我偷偷看母亲，她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连额头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后来，我才知道，二舅是听村里人说的消息，特地背着姥爷和姥姥，从砖厂借了粮，连夜送过来的。

他自己家里日子也不好过，两个表弟都还小，二舅妈听说后还和他吵了一架，但二舅还是坚持把粮食送来了。

那年春节，我们终于没有挨饿。家里虽然还是穷，但有了二舅的帮助，日子总算熬了过去。母亲一直记着这份恩情，过了年就去砖厂帮二舅干活，攒钱把粮食还了回去。

虽然过去了四十多年，但每次想起那年的事，我的心里总是酸酸的。母亲的倔强，姥爷的冷漠，姥姥的无奈，还有二舅的仗义，都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

有时候，亲情就是这样复杂又温暖。二舅后来搬到县城开店，生活越来越好，但每次回村，他都会带一大堆东西给母亲，说：“姐，这辈子是你最苦了，我不能让你再吃苦。”

如今，母亲已经七十多岁，身体还算硬朗。我每年过年都带着孩子回老家，陪母亲住几天。二舅也总会来，坐在炕头和母亲聊以前的事。

每次提起82年的那场雪，他总是哈哈大笑：“姐，你那时候可真倔，不肯开口，我要不去，你是不是打算饿一天？”

母亲笑着摇摇头，眼里却闪着泪光：“还好有你这个弟弟，要不然，咱可真熬不过去。”

母亲今年已经七十四岁了，虽然满头银发，但身体还算硬朗，耳不聋、眼不花，平时还能在院子里种点菜，养几只鸡鸭。

村里现在早就不种地了，年轻人都出去打工，田地荒着。母亲不愿搬到城里和我们住，说城里空气不好，人也冷清，住不惯。她喜欢守着老房子，养点花草，到了冬天就坐在炕上织毛衣，或者去村头和那些老姐妹闲聊。

每次我回去，她总是早早起床，做好我和孩子们爱吃的菜，嘴里还念叨：“你们住城里，吃得太精细，回来尝尝农村的味儿。”母亲虽然嘴上嫌我城里住得“娇气”，但我知道，她是真高兴看到我们回来。

弟弟张强今年四十九岁了，当年跟着母亲挨过饿的那个瘦小男孩，现在成了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

他初中毕业后没继续念书，十八岁那年跟着村里人去了南方打工。后来，他在外地做起了小生意，赚了些钱，三十岁时回村盖了新房，娶了媳妇，现在家里两个孩子都已经上大学了。

他偶尔会发牢骚，说孩子上学压力大，但每次聊起过去的苦日子，他总是感慨万分：“咱小时候那日子是真难，现在孩子们想吃啥都有，咱再苦也值了。”

二舅今年六十二岁，身体还挺硬朗，精神头也足。年轻的时候，他从砖厂辞职后，靠着一股子拼劲跑起了生意，后来在县城里开了几家小超市，日子越过越红火。

二舅妈当年和他吵过不少架，可看到家里慢慢富裕起来，也不再说什么了。

二舅的两个儿子现在都成家立业了，他和二舅妈住在县城，偶尔会回村里看望母亲。每次回去，他总是带着一车东西，什么米面油、水果、营养品都往母亲家里搬。

他嘴上说：“姐，你年纪大了，别省着，想吃啥就吃啥。”但每次母亲转手把东西分给村里更困难的老人时，二舅只笑笑，也不说什么。

姥姥和姥爷已经不在了。姥爷在90年代初去世，姥姥比他多活了十几年，一直到84岁才去世。

姥姥晚年的时候，常常和母亲念叨：“秀英，当年欠你的，我这辈子也还不上了。”

母亲却早把那些事放下了，她说：“妈，那时候你也没办法，咱都是穷人。”姥姥去世后，二舅把他们的老房子翻修了一下，每年清明节都会带着儿子去扫墓。

而我，现在在市里生活，早些年和丈夫一起开了家小饭馆，虽然辛苦，但收入还算稳定

两个孩子都已经工作了，日子过得轻松不少。只不过，我每年一定会带着一家人回老家看母亲，尤其是过年前后，总觉得老家过年才有味道。

孩子们虽然在城里长大，但每次回到村里，总是特别兴奋，帮着母亲劈柴、扫院子，跟村里的小伙伴玩得不亦乐乎。

生活的苦难早已过去，但那年的记忆却让我时时想起亲情的珍贵。

二舅舅每次见面都会说：“姐，这辈子你是最苦的，但看你现在过得踏实，我也就放心了。”

母亲听了，总是笑着摇头：“弟弟啊，要不是你那年送来的粮食，咱哪有今天？这辈子，我最感激的，就是你这个弟弟。”说这话时，母亲的眼里总是带着一种满足的光。

人这一辈子啊，苦日子终会过去，但那些温暖的瞬间却一直留在心里，支撑着我们走过风风雨雨，迎接如今这安稳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