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的宗教史上，神道的地位一直是高于佛教的

佛教从6世纪中叶传入日本。

组织严密、法式健全，且有一整套宗教理论和经文的佛教的传入，对于原始神道无疑是一大威胁。虽然4～6世纪间，原始神道在中国的儒、道等思想的影响下，已开始了宗教化的进程，然而其宗教化的程度，截止7世纪初，与佛教相比，差距是十分明显的，因为它尚未建立统一的组织机构、祭祀的程式，更谈不上拥有作为宗教所必须的教义。在外来宗教的冲击面前，原始神道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改变自己，适应新的形势。

    从严格意义上讲，日本神道的变革是从大化元年（645年）开始的。大化宫廷政变成功后，新政权一成立，统治集团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大槻树下，集体向天神地祇宣誓。紧接着7月14日听取大臣苏我石川麻吕的奏言：“先以祭镇神祇，然后应议政事”。--《续日本纪》卷20

把祭祀神祇的大事放在政事之先，并派专人到美浓国（今岐阜县）征集“供神之币”。673年天武天皇继位以后，神道宗教化的进程加快。这种神道宗教化进程的加快，是与天武天皇一直对神祇的虔诚信仰以及在“壬申之乱”中，受到东部地区地方势力（常常是地方神的主祭者）的支持分不开的。

当大海人皇子（天武天皇）势单力薄悄然离开京城，潜入东部地区时，曾特意在伊势国（今三重县）朝明郡的迹太川河边，举行了“望拜天照大神”的祭仪。“对于大海人皇子来说，最后所以能打败大友皇子军，夺回朝廷权力，除了军纪严明、深得民心、指挥正确等原因外，天照大神为首的天神地祇的扶持的精神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因此，他登基皇位后，自然要首先把神道的建设纳入重要的国事之一。如恢复伊势斋宫斋王的派遣，规定神社所属神刻上交田租、庸调的分配（供神费用三分之一，神主开支三分之二）等等。

    自大化改新至平安时代的前、中期期间的历代天皇中，除了圣武天皇（724～749年在位）公开自称“三宝奴”，称德女皇（764～770年在位）自称“佛弟子”，并宣诏说：“三宝”在上位，天社、国社在次位外，大多数天皇也都是极为重视神道建设的。虽然各代天皇积极地扶植佛教，因为佛教的经文中有明显的护国、消灾、祈平安的内容，有益于古代天皇制的巩固，但是神道也具有佛教一样的消弭灾害，祈求国泰平安的作用，对皇室、上层贵族以及地方贵族来说，神道具有佛教无法替代的社会作用：第一，神道祭祀的天神地祇中，既有皇室的祖神、贵族的祖神，也有地方贵族的氏神，以及他们统治地域的地域神等；第二，基于传统信仰的背景，决定了皇室和贵族在面临重大事件、重大决策的时候，总是或亲自、或遣使到各主要神社去祈祷、祭祀和奉告，而这时候很少有遣使去佛寺祈祷的记载。关于神、佛的作用，757年4月孝谦女皇发过一份诏书，其中写道：

    佛法僧宝，先记国家太平；天地诸神，预示宗社永固。806年桓武天皇在诏书中说：“攘灾植福，佛教最胜，诱善利生，无如斯道”。

    --《日本后纪》卷13大同元年正月条。

虽然孝谦女皇、桓武天皇的兴佛活动都搞得轰轰烈烈，但是他们的心中，却十分清楚，佛法只能在维护国家与百姓的平安方面，如水旱灾、地震、病疫等时起到平息民情的作用，能诱利民生“攘灾植福”，而神道则不同，它是与皇室的权威，天皇制的长期存续，社稷的巩固紧紧连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类似于天皇继位、都城的迁移、立皇后、立皇太子、叛逆事件、出兵征伐、外交交涉、对唐派遣使团等等政治大事，朝廷都要遣使到以伊势神宫为首的大神社祭祀、祈祷，甚至请求神的“託言”，以获得神的同意和支持。

    因此，总体上看，在日本的宗教史上，神道的地位是高于佛教的。#世界史漫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