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杨尚昆将刘源带到陈老总面前，陈老总伸手去拍刘源的肩膀，说道:“你这个小子肯定是刘少奇的儿子，就你这特等射手的本领，连短短三个月都不够，你就能将自己练成这样，肯定是刘少奇自己严加指导过。”
没想到杨尚昆帮腔道:“老陈你可别误会了啊，人家少奇也说了，他这个儿子完全是自学成才的。”
于是我心中很好奇，我这个父亲算怎么样?
我知道自己的父亲刘少奇在学习和工作上十分严格，但对于我升学这件事上还是全力支持。
一直到如今，我所学过的专业都非常适合我去做，但是在我眼中我的父亲刘少奇就像是一个冷冰冰的大领导，在生活中几乎不会给我关爱。
幼时懵懂 热爱军营生活。因为家庭条件不好，我的父亲刘少奇为了能够让我接受更好的教育，就先让我的哥哥上学，从小我就向哥哥请教问题，然后自己进行一系列总结，但是由于早年接受的教育知识水平有限。
在我年级班上的话听得比较多，所以我就接纳了更多别人说的话听进去，牢记于心，但是我也在不断地完善自我行为规范，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
在我的印象中，我的父亲绝对是当之无愧的“大忙人”，他整日忙于工作，很少能够陪伴在我的身边，所以我小时候特别想念父爱。
而且我的个性十分内向，因为我从小就没有和同龄人玩过，至今都没法“打成一片”，常常是坐在一旁默默观察别人，在他们开心的时候感觉自己和他们一起开心，在他们不高兴的时候感觉自己也不高兴。
所以大家也给我取了一个外号叫做“芝麻酱”，就是因为芝麻酱有一种存在感缺失的意思。
后来在我的坚持下，我和同龄人之间的关系变好，接触的事情也变多了，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感受到了许多快乐，而我的个性也没有那么明显了。
我慢慢有了自己的主见，人也更开朗了起来，但是我却从内心深处渴望着一种像军营一般的生活模式，因为那种生活秩序井然，有着明确的分工，没有纷争，没有烦恼。
所以当我有机会可以走进军营的时候，我开心得几乎都要流下眼泪了，这样的生活让我倍受鼓舞，也一点点让我找到了过去缺失的自信。
后来我又有幸进入中南海警卫部队，生活中不仅充实，还能享受军营带来的快乐。
就这样从小一直到大，我都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着，而就在此时我的身上又多了一个外号，那就是“特等射手”。
偶然上山下乡 自学成才。初中毕业以后，我就来到部队，一方面是为了考入咱们国家最优秀的军事院校，另一方面就是为了聆听来自战场上英雄们所讲述的故事，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向组织提出申请，想来部队锻炼自己。
而且当时毛爷爷也发出号召，希望能够让更多青年人有着不同的经历，有着不同的成长过程，并且能够锻炼锻炼自己的意志力，所以有人就想让我到大山上去锻炼锻炼。
于是组织就安排我去西北地区，当时那个地方贫穷落后，连最基本的医疗条件都没有，但是因为那个地方非常缺乏医生，所以我就决定学点本领来帮助别人。
在进行本领学习时，我接触到了中医中的针灸学，它不仅技术简单，而且容易上手，所以就果断选择学习它，因为很多人受伤后都会肿痛难忍，而针灸能很快缓解那些肿痛的问题，没有那么麻烦。
再者，其它的一些药物需要配比、用量，多多少少都要费一些事儿，但是针灸的话基本上一两针就可以起到缓解症状的效果，甚至还可以起到一定的治疗效果。
所以对于当时简陋的小山村来说，针灸可以说是一种经济又便捷的治疗方法，并且这对于我们学的人来说，也是一个难得又好学的本领。
所以尤其是在那个年代，如果我们有一些专业技能，就可以很快找到合适自己的工作，而我们学习起来自然也更加容易，所以我的选择在当时看来是非常合适，同时也是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经过了一年的学习后，我回到了那个小山村，此时的我休整好以后，开始踏上了为民看病救人的旅程。
但是每天都有许多前来看病的人，已经将我看作是他们唯一可以治病的人，因为在那个年代我们国家还没有建立医保制度，当时看一次病可是非常烧钱的事儿，所以那时候的人们都是能不看就不看。
所以很多村民都是在病痛折磨下长大的，一直拖着自己的伤势也不去看病，但是当他们听说我来到小山村的时候，就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赶忙带着自己身边病痛的问题来找我。
所以我每天不仅要精研琢磨如何进行更好地处理患者的问题，还要利用闲暇时间将医书中的边边角角都看一遍，努力让自己能救更多的人。
当时一个月高兴得连睡觉都会笑出来，每天都有不少人送来感谢自己的米或者瓜果之类食物，从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感。
正是这些经历让我印象深刻，也让我有着巨大的满足感，我体会到了作为一个医生身上的责任感，也体会到了帮助他人所得到的快乐，这些都是金钱无法换来的。
逐渐崭露头角 走上权利高峰。1966年，全国达成了“上山下乡”的号召，让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回到农村，体验一下田间地头的农活，接受劳动人民挑战，同时也让我们锻炼锻炼身体。
一开始我是和一些干部子弟一起生活一起劳动，但是随着矛盾越来越严重，我们这些子弟才意识到自己的没有哪个地方脚踏实地，他们都是依靠家里的能力过日子的，所以对劳动没有足够的重视程度。
但我们这些普通家庭出身的人还是很努力认真地干着农活，而且当时我们住的是土炕，而冬天又特别寒冷，一天快结束时，我们浑身上下都会透出一股沁入骨髓的寒意。
直到现在，我还是能够清晰看见那时候每个人冻得通红通红的手和脸庞，但是他们眼中透出来的是坚定和不服输的态度，这是令我十分感动的一件事。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状态开始变质，大部分人都认为我们这些知识青年都是寻欢作乐，认为我们的存在影响了他们劳动生产，于是叫我们回城里。
但这件事到后来发展成另一番模样，因为河南大学生吴而凡等一批先进单位和示范单位对我们进行报道，让不少人认识到我们的存在，提高了他们对我们的认识，所以当全国人民都回去的时候，河南却没再决定让他们回去，并且还赶跑了一些大学生。
这个时候，他们意识到我们也是大学生，有着我们的能力和才华，所以一些想找我们工作的人就开始拉关系。
而我们中，有不少人就是那些干部子弟，但同时我们也面临着很多选择，所以就在很多人的拉拢下，我们来到河南工作。
起初，我们只是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等一些职务，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逐渐被升迁，被提拔，刘建涛更是成为河南省副省长。
1970年，我又被分配到了罗山县担任县委书记，在河南逐渐升迁后，我们先后担任了河南省副省长等职务，而刘建涛同样也是从河南走出去的人，后来成为了江苏省省长，所以如今想要通过“家世”走到权利顶峰已经变得行不通了。
1992年的时候，我被授予少将军衔，而在老家那儿，我获得了村民们称赞与认可，他们把我的牌匾挂在家门前。
像现在社会中少了当初那些“干革命”式培训，现在严厉程度早已大幅度降低，而忘年交、开明是现在人们所需具备的素养和价值观，同样也是社会发展所推崇和呼唤的。
如今家长们“望子成龙”的焦虑可以说是“家家都有”，但是如果像我的父亲那般严格的话，不知道如今社会孩子们会是什么感受?
所以你们认为现在家长们如果过于严格，会减少孩子们留存记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