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是个大名鼎鼎的无产阶级革命斗士，还是中国共产党里的重要头头之一。他这辈子都特别谦虚，对人总是客客气气的，很少见他发脾气。长征那会儿，张国焘心里头就想着自个儿当家做主，老给朱德找不痛快，变着法儿地给他施加压力，还骂他是“老不明事理”、“死脑筋”。朱德遇到任何指责都从不生气，等张国焘发完牢骚，他就心平气和地跟张国焘一起探讨当前的局势，跟他讲明道理。后来，毛主席对朱德给予了高度评价，说他的“胸襟宽广无边”。1949年夏天的时候，党中央离开了北京香山，住进了中南海。到了1951年，负责的单位就开始对中南海里的那些老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理和维护。那时候，他们建起了一些新房，并让朱德和刘少奇两家搬到了离中南海西华门挺近的一个叫西楼的地方住下。一般来说，换到新家应当是件让人乐呵呵的大事。不过，朱德却因为这件喜事和老战友刘少奇有了分歧。两个人都寸步不让，谁也不想妥协。到最后，朱老总实在是生气了，对旁边的工作人员发了脾气，少奇同志见状，也只能勉强退了一步。

那么，平时总是宽容大度的朱德，怎么会因为搬家这件不起眼的小事和刘少奇闹起了别扭？这事儿后来到底是怎么摆平的呢？【一、北平和平解放，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住进中南海】1949年年初那会儿，历史悠久的北平城终于迎来了和平的日子。政务院里的秘书齐燕铭，还有中央统战部的三位处长，申伯纯、金城和周子健，他们一块儿接到了上面的命令：得赶紧往北平赶，好给中央机关进驻北平提前做好准备。1949年2月3号那天，齐燕铭他们一到北平，立马就接到了周总理的电报，说是得先把中南海和北京饭店给接管了。那时候，北平刚被解放不久，表面上看挺平静的，但其实底下乱得很。好多国民党的特务都藏着没动，正找机会想捣乱，破坏咱们的解放大事呢。为了确保一切顺利，周总理指示他们得赶紧把中南海和北京饭店管起来，这样中央的领导们就能顺利搬进北平了。1949年2月3号下午三点钟，齐燕铭和申伯纯带着几个手下，坐着军管会安排的吉普，一路开到了中南海。由于政权更迭，傅作义之前带着北平的军队全部投降了，中南海新华门大开着，门口空无一人守卫。齐燕铭他们一行人直接开车到了丰泽园门口，一眼就看到门柱子上挂着个牌子，上面写着“中南海公园管理办公室”。走进丰泽园的颐年堂大厅，齐燕铭喊来了管公务员的那个人，跟他讲明了自己是北平军管会派来，专门负责接手中南海工作的小组成员。为了减少变数，齐燕铭决定让夏杰和陈群海两位同志今天就留下，直接住在丰泽园，他还吩咐公园管理员给他们找两块睡觉用的木板来。齐燕铭跟那位负责人搞定手续后，申伯纯就对夏杰和陈群海说：“你俩可是中央机关进中南海的头两个，这任务重，意义也大着呢。”安顿下来后，咱们先大概了解一下中南海这边的具体情况。这院子里的状况估摸着不简单，所以晚上大伙儿可得留点神，注意安全啊。真没想到，三号晚上那中南海里，事儿还真不少，挺不消停的。那天晚上，夏杰和陈群海出去巡逻，结果撞见了一个“空中小偷”。那时候天还亮堂着呢，没完全黑下来。他俩走到丰泽园那块儿，夏杰猛地瞅见不远处屋顶上有点儿动静，嗖的一下，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就过去了。他赶紧叫住陈群海，两个人立马冲了过去，边跑边大声喊：“喂，前面的是谁，别动，站住！”屋顶上的黑乎乎影子沿着瓦片嗖嗖地窜，眨眼间就溜到围墙边，一溜烟儿地翻了过去。那时候，中南海里头还没解放军的身影，就几个穿着黑警服的老警察晃悠着巡逻。所以，夏杰和陈群海俩人，没能逮住那个“空中小偷”。隔天，他们赶紧把这事儿跟齐燕铭说了，齐燕铭二话不说，立马就把中南海那边的情况归纳好，用文字的形式汇报给了军管会。军管会立刻催促傅作义以前的部下快点离开，并且马上派北平纠察大队进驻了中南海。从这个布局能明显感觉到，周总理那会儿已经选定中南海作为中共中央的大本营了。不过，当中南海真正重新成为老百姓的地方后，这个以前的皇帝后花园，早就变得大不一样了。在日伪和国民党掌权那会儿，这园子基本没人管。等到新中国快成立的时候，中南海里头那叫一个荒凉，杂草疯长，垃圾到处都是。怀仁堂那块儿，野草长得都比人还高了，房顶上也是绿油油的一片。池塘里的水，又臭又浑浊，根本看不出原来是啥颜色。那地方破得没法说，比鲁迅描述过的那个百草园还要惨，简直没法看。想了解中南海的具体情况，军管会的人翻出了相关资料。1928年，“北伐”大胜后，中华民国政府把首都搬到了南京，中南海就变成了市民可以去的公园。

“卢沟桥事变”一闹起来，那些伪满洲国的大使馆啊、华北的最高法院分院，还有其他的一些市委部门，都搬到了中南海公园里。等日本投降认输后，李宗仁、傅作义他们，也一个接一个地把办公室安在了中南海。这些人光知道用，却从来不去维护，结果中南海被搞得破烂不堪。那时候，守着北平的纠察队大队长张明河跟齐燕铭讲：“中南海那块地方得好好整一整，地雷啥的都得清干净，不然毛主席、周总理他们党中央的大领导们可不敢住进去。”齐燕铭和张明河跟彭真仔细讲了讲中南海那边的事儿。那时候，北平正闹“脑炎”，这病是蚊子咬了人传上的，所以得赶紧把中南海里的泥巴全清干净，免得蚊子滋生。彭真立刻做了决定，他吩咐张明河调动军队，对中南海和北海的水面进行彻底的疏浚工作。华北军区特地调动了一队货车和数百名战士前来支援，他们跟张明河的北平纠察队一块儿，没日没夜地忙着疏通淤积的泥土。因为中南海和北海这片水域已经有很多年，大概快一百年都没打理过了，士兵们就先把池子里的水给放没了，然后把里面的鱼都给捞了上来。好几百号战士忙活了三个多月，总算是把那块地方给整干净了。挖到最下面的时候，他们还在烂泥里翻出了不少子弹和手榴弹，估摸着是国民党还有日伪军投降那会儿落下的东西。由于中南海里的房子老旧破损，战士们在清理池塘淤泥的同时，周子健挑起了翻新中南海房屋的大梁。周子健先是对中南海里头的所有房子进行了详细的盘点，查了查它们都在哪儿、有多大、里面有啥家具，还仔细看了看房子损坏得咋样。接着，他就根据这些情况，琢磨出了一个修房子的方案。修缮活儿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其中改动最大的要数怀仁堂的重修了。听说，怀仁堂是慈禧太后以前看戏的场所，还是中南海里个头最大的房子，大门、柱子、照壁是红灰相间的颜色。中央打算在怀仁堂搞新政协的首次全体会，但那儿就一小四合院，开大会不太合适。周子健琢磨了好久，决定找梁思成先生帮忙，让他给怀仁堂设计一个全新的屋顶，好把那儿改造成一个会堂。新中国建立以后，好些重大的全国会议都选择在怀仁堂开办。到了1949年5月份，中南海总算是整修完毕了。经过一番精心打理，中南海红墙绿树相映成趣，四周被清澈的水环绕；园子里树木葱郁，房屋排列得整整齐齐，眼看中共中央搬进来的日子就快到了。【二、党和国家领导人入驻中南海的一些趣事】1949年6月份，毛主席跟党中央的其他几位大佬，一块儿从香山搬到了中南海里头。毛主席其实打心底里不愿意搬进中南海，原因挺直接：“他不想学李自成，不住那皇帝老儿待过的宫殿。”政协大会马上就要开了，手头的事儿一大堆，老住在香山那边，还得频繁往城里折腾，想找个人聊聊天都不顺畅。那时候，北平城里头，也就长安街、东交民巷还有王府井那几条路是铺了柏油的，剩下的全都是石子路。不管你是走路还是开车，走那些石子路都挺费劲儿的，特别不好走。周总理为了这事儿，没少跟毛主席沟通。毛主席心里还是装着怎么把工作做得更好，因此决定搬进中南海去住。修好后的中南海里头有好多单独的院子，丰泽园就是其中的一个。丰泽园这个地方，深得乾隆皇帝的青睐。在康熙那个时候，它可是清政府搞“演耕礼”活动的重要场所。周总理带头搬进了中南海，有段时间先在丰泽园临时安顿了下来。之后，他逛了逛中南海的各个地方，觉得丰泽园里的菊香书屋挺不错的，周围环境安静又舒适，于是他就主动跟毛主席说，让毛主席住到丰泽园去，他自己则搬到了西花厅。丰泽园里头有个挺有特色的地方，叫菊香书屋，它是老北京那种典型的四合院。院子里头长着九棵老槐树，绿油油的叶子特别茂盛。这院子设计得挺讲究，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各有五间屋子。

毛主席选了北房东边的两间房当住处，这两间房是通的。靠外面的那间，他用来接待客人；里头那间呢，放了张大大的木板床，就是他在那儿看书、批文件的地方。毛主席的两间起居室挺简单，除了那张宽敞的大木板床，就只有一张办公用的桌子、一套坐人的沙发，还有摆放着书籍的几个书架。别的啥家具都没有了。北边的东厢房两间连在一块儿，在毛主席搬进来住之前，这儿是大家伙儿常来的地方，里头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花儿。毛主席走进来后，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讲：“别放这么多花了，我这儿经常来人，有干部也有农民朋友。他们要是看到我办公的地方弄得这么华丽，可能会跟着学，时间一长，可能就会养成个不好的习惯。”这两屋子主要是毛主席用来见客和处理工作事务的地方。菊香书屋年头久了，里面的设施跟不上时代。北京冬天特别冷，一到这时候，菊香书屋的暖气就彻底不顶用了。没办法，工作人员只好找个空地，自己动手建了个小锅炉。这样一来，毛主席冬天取暖和日常用热水的问题才算有了着落。毛主席搬进了菊香书屋后，中南海里就开始热闹起来，中央办公厅的好几个部门都跟着搬了进来，大家伙儿都在丰泽园那块儿找地方办公了。因为时间太紧了，为了不耽误工作进度，各单位都不计较太多，直接挑了些看上去挺牢固，而且离得不远的房子。有些院子被整理得井井有条，是大家共有的活动空间，而那些偏僻角落里的房间，就被当作宿舍来使用。得提一句，为了工作便利，中共中央的机要部门被安排在了离丰泽园不远的含和堂大院，而机要室的头儿叶子龙，就直接住在了那儿。聊完了毛主席住的菊香书屋，咱们接着聊聊为啥周总理会挑中西花厅作为住处？西花厅，这就是周总理选的地方，肯定有他的道理。咱们得琢磨琢磨，这地方有啥特别之处，能让总理大人情有独钟。说起来，西花厅的环境确实不赖，清幽雅致，适合办公也适合居住。可能总理就是看中了这一点，才决定在这里安顿下来。而且，西花厅的位置也挺好，离重要的办公地点不远不近，方便总理处理各种事务。再加上周边的设施也挺齐全，生活起来也挺方便。总之，周总理选择西花厅作为住处，肯定是有他的考虑的。这地方既符合他的工作需求，也符合他的生活品味。咱们就得多学学总理的智慧，看看他是怎么在繁忙的工作中，找到一处舒适安逸的避风港的。1908年11月那会儿，光绪帝和慈禧老佛爷连着两天就没了。接着，光绪帝弟弟的儿子溥仪就当上了皇帝，而他亲爹醇亲王载沣开始掌权。为了办公方便，他们在中南海紫光阁西边盖了个新的摄政王府。摄政王府盖好以后，载沣有段时间在西花厅住过一小阵子，并且他也在那儿请过客。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办公的地方挪到了以前的摄政王府。西花厅就在政务院办公厅那块儿的西北边儿，它的形状是南边儿到北边儿长，东边儿到西边儿窄。为了工作起来更顺手，西花厅跟东花厅里的政务院秘书厅，中间就只隔了两扇小门，走得可近了。西花厅的后院西边紧挨着中南海西街，南边和北边分别与府右街和文津街相邻。那地方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真是热闹非凡。

1949年春天4月份那会儿，周总理专门抽空去了趟西花厅，探望一位身体不适的同事。那会儿，西花厅里头花香四溢，开得正艳的海棠花儿让周总理记得清清楚楚。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就当上了政务院的一把手总理，1949年11月，他和邓颖超一块儿搬进了西花厅住下。但是，周总理和邓颖超仅仅选择了西花厅中的两间屋子，一间用来住，一间用来办公，而院子里还住着其他同志。【三、因为选房，朱德与刘少奇发生争执】当毛主席和党中央搬家到中南海后，朱德、刘少奇、彭德怀这些大领导也跟着中央的各部门，从香山搬到了中南海。那时候，新中国才刚刚站稳脚跟没多久，党政机关的建设搞得热火朝天，来办公的人员慢慢多了起来，结果中南海那边办公的地方就变得不够用了。1951年夏天的时候，上面决定要给中南海的怀仁堂那块儿加点儿建筑，具体来说，就是要盖五栋楼和一个开会用的大厅。那个被称作西楼的地方，其实是个会议厅。而且啊，西楼还细分为甲楼和乙楼两部分。说起来，甲楼比乙楼的房间要大上不少，位置也离街道远些，挺安静的。总的来看，甲楼的居住环境是要比乙楼好一些的。1952年那会儿，会议厅的西楼终于建好了。中央领导商量后，决定安排刘少奇、朱德他们两家，再加上一些重要的党政机关，都搬进新建的西楼去办公和居住。关于甲楼该由谁居住这事儿，朱德和刘少奇两人你推我让，互不相让。最后，还是朱老总忍不住，对负责安排这事儿的工作人员发了脾气，这事儿才算落定。这事儿背后其实藏着一个大家都没听过的小插曲。朱德起初住在中南海西门那边，那个地方叫永福堂，是个挺有年头儿的清朝老房子，院子里头有三间屋子。这老宅子已经上百岁了，墙皮都掉得差不多了，破破烂烂的。有的木头栏杆也松松垮垮的，感觉随时会倒。这屋里挺湿的，一到下雨天，就能隐约闻到木头有点发霉的味儿。刘少奇，那时候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他住在故宫的西边院子，南海北边那块儿的万字廊。说实话，他的住处跟朱德的永福堂比起来，也好不到哪里去。房屋扩建工程一完事儿，机关管理部门立刻就着手安排，让朱德和刘少奇住进了西楼。西楼那边挺不错，地方大得很，绰绰有余能放下他们两家的人。接到消息后，朱德和刘少奇两人没有丝毫怀疑，立马和家人一起动手打包行李，打算找个合适的日子就搬入新家。在搬进西楼之前，朱德先来这儿瞧了瞧。他一看，嘿，西楼这儿还分甲楼和乙楼呢。甲楼的房间挺宽敞，里头还附带了个会议室。朱老总小时候家里挺穷，日子过得紧巴巴，这让他从小就养成了爱劳动、不讲究吃穿的性子。加入革命事业后，朱老总即便职位很高，也从不摆架子，老爱往田里跑，亲自下地劳作；刘少奇也是这样，一点架子都没有。朱德直接去找刘少奇，跟他说：“少奇啊，你老得开会，得住个方便工作的地方。”甲楼那边挺大的，而且还有专门的会议室，要不你就住甲楼吧，我和我的家人就搬到乙楼去住，这样挺好的。”刘少奇一听这话，心里头肯定是不乐意，他就笑着跟朱老总说：“老总啊，你瞧瞧，我这岁数比你小点，再说你家里人多热闹，甲楼那边离街道远，清净得很，正好能让你歇歇脚，所以啊，甲楼还是留给你住吧。”朱德连忙拒绝道：“我这革命生涯历经风雨，啥苦日子没过过？眼下正是咱们党政机关打基础的关键时候，你的作用可比我大多了。因此，从工作大局出发，你得住甲楼才行。”两个人你推我让，谁都不愿意先接手，搞得负责这事儿的工作人员都插不上话。最终，朱老总放下一句话：“要是少奇同志不愿意搬进甲楼，那我还是回永福堂住吧！”这可把大伙儿给难住了，最后刘少奇同志只能让步，硬着头皮搬进了那栋临时搭建的楼房里。尽管刘少奇住进了甲楼，但他平时工作特别忙，老是往外跑出差，所以很少有机会呆在家里。由于那两栋楼靠得挺近，刘少奇和朱德两家都是人丁兴旺，孩子一大堆，所以他们家的晚辈们就都去了同一所学校读书。每天早上，那些伟人的子孙们都会在中南海西门碰头，一块儿坐上一辆三轮小车去学校。刘建，朱德的外孙，在和记者聊天时，老提起他小时候坐着儿童车去学校的那段日子，真的非常开心。朱德和刘少奇一有空，就会跟家里的娃们聊起以前打仗的那些事儿。娃们特别喜欢听他们讲红军长征时候的故事。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起，新中国碰到了一段叫做“三年自然灾害”的艰难日子。那时候，国家过得挺不容易，领导们都挺身而出，自个儿先行动起来，把每个月的口粮都减少了。毛主席和朱德两位领导人报的重量是26斤；周总理呢，他报的是24斤；而刘少奇同志，他只报了18斤。这些粮食远远不够大家填饱肚子，工作人员琢磨着给领导们多分点，结果毛主席第一个不同意。朱老总拍了拍自己的胸口，豪爽地说：“想想当年，咱们在井冈山那会儿，啥难关没闯过？现在这点小事儿，根本不算啥，咱得知足。”朱德带着手下的人，在他们住的乙楼南边找了块空地，动手整了一片菜园子。他们在那儿种上了黄瓜、番茄、茄子这些蔬菜，还养了几只小兔子。就这样，靠着自己的双手，他们解决了吃饭难的问题。刘少奇和家里人一块儿，在甲楼南边那块地儿，自己动手整出了一片菜园子。他们种的主要是向日葵，那场面可热闹了。秋天一到，朱德就领着儿孙们去摘菜了。他们摘了不少蔬菜，一部分直接送到了公共食堂，一部分则分给了邻居刘少奇，剩下的就留在家里自己吃。刘少奇把搜集来的葵花籽交给了炊事员，让他炒熟了，然后挨家挨户地分给大家，让大家都能尝尝。1970年的时候，朱德自个儿决定搬离中南海。说起来是因为一件日常的小事，朱老总当时火冒三丈，特别生气。事情是这样的，工作人员留意到朱德家频繁拨出到石家庄的众多电话记录。朱德近期并没有和河北的领导干部通过电话，那这些电话究竟是谁拨出的呢？朱德一开始想到的是，家里有人擅自用了他的电话，这让他火冒三丈。他赶紧把家里人还有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叫到一块儿，说要弄个水落石出，到底是谁干的。之后，那个私自打电话的人被揪出来了，原来是朱德家常客的一个亲戚。他女朋友在石家庄那边。朱德叫人算了下打电话的次数，然后把电话费里缺的钱给补上了。从这件事情能明显感觉到，朱德对那些爱计较、一丁点儿小事都要算计着占便宜的人，心里头很不待见。朱老总一直对自己要求很严，他从不摆架子，也不为自己捞好处。对待家里的亲人，他也是讲规矩，讲原则，这样一来，家里就养成了清廉朴素的好习惯。

朱德经常跟他的子孙们讲：“你们这些小家伙，可都是革命的传人。得把老一辈的事业放在心里，别老想着自己是来继承啥财产的。我拥有的东西，从头到脚，就连这条命，都是党和人民的。”朱德一辈子攒下了两万多块钱，快不行的时候，他老人家有个心愿，就是要把这两万多块钱全都当党费，交给组织。另外，朱德一辈子都听从组织的安排，从不要求任何额外的东西，刘少奇同志也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