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以“能源大国”而闻名，但少有人知，它还是一个“卵子帝国”。

俄罗斯女性通过捐卵、代孕等方式，将自己的生育能力“出口”到了世界各地，成了不少发达国家不孕家庭的救命稻草。

但背后隐藏的故事却让人心酸不已.....

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显示，全球约17.5%的成年人都受不孕不育问题困扰，差不多每六对夫妇就有一对面临生育难题，在一些发达国家，这比例更是高得吓人。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工作压力大得喘不过气，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再加上不良生活习惯，越来越多夫妇难以自然受孕。

好在辅助生殖技术给这些家庭带来了希望。从人工授精到试管婴儿技术，再到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PGT）等，技术不断更新迭代。

卵子作为生殖的关键因素，重要性不言而喻。

对于卵巢功能衰退、患有遗传性疾病，或是其他原因导致卵子质量不佳、数量不足的女性来说，获取健康卵子成了实现生育梦想的关键。

在这样的市场需求下，俄罗斯凭借自身优势，成了全球卵子交易的热门地，并且俄罗斯的辅助生殖技术发展迅速，处于世界前列水平。

这里汇聚了一堆经验丰富、专业性超强的生殖医师和科研人员，他们不断探索创新，在胚胎培养、基因检测等方面成果显著。

像俄罗斯NGC、ICRM国际生殖中心等知名机构，设备先进不说，在三代试管技术（PGT）的研究与应用上也走在世界前沿。

能在胚胎移植前进行遗传学检测，筛选健康胚胎移植，大大提高试管婴儿成功率，降低遗传疾病风险，这可吸引了大量有卵子需求的人群。

而且，俄罗斯政策相对开放。虽然法律明确禁止商业代孕，但在卵子捐赠和辅助生殖方面，有着完善法律体系。

通过辅助生殖技术诞生的婴儿享有与自然受孕婴儿相同权益，同时规范卵子捐赠等行为流程和准则，让许多人在俄罗斯进行卵子相关辅助生殖活动时，更有法律保障。

而且和一些欧美国家比起来，俄罗斯辅助生殖技术费用相对较低。这得益于俄罗斯健全医疗体系、充足医疗资源，还有政府对医疗事业的大力支持。

可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一切的发展和苏联的解体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面临着经济转型的剧痛，国内经济形势严峻，传统产业发展受阻，大量民众生活陷入困境 。

这种大环境下，女性就业更是难上加难，即便获得工作机会，工资待遇也普遍低于男性。

相关研究表明，俄罗斯女性平均工资比男性低约30%，在高层管理和技术岗位上，女性占比微乎其微。

在圣彼得堡，32岁的安娜曾是普通办公室职员。经济危机来袭，公司大规模裁员，安娜不幸被裁。

失业后，她四处求职却处处碰壁，投出的简历大多石沉大海，偶尔有面试机会，也常因性别原因被拒。

此时，安娜家庭陷入困境，丈夫收入微薄，难以支撑家庭开支，孩子学费、家庭日常开销等重担都压在她身上。

在生活绝望边缘，安娜偶然得知卵子交易信息。尽管内心挣扎恐惧，但为了家人能维持基本生活，她最终还是选择了卖卵。

于是在这种需求和供应之下，衍生出一大批灰色产业，其一就是“生殖旅游”。

他们以医疗旅游名义，申请专门医疗签证，前往俄罗斯知名生殖医疗机构，购买心仪的卵子。

就拿来自美国的约翰和艾米夫妇来说，他们结婚多年，一直渴望有自己的孩子。

可艾米因卵巢早衰，卵子质量极差，自然受孕希望渺茫，在美国尝试多次试管婴儿均失败。

了解到俄罗斯先进辅助生殖技术和相对宽松政策后，他们决定前往俄罗斯。

通过正规医疗旅游中介机构，办理医疗签证，预订前往莫斯科机票和当地酒店。

到达俄罗斯后，在中介安排下，来到一家在辅助生殖领域颇具声誉的医院。

医院为艾米全面身体检查，评估身体状况后，开始从俄罗斯当地卵子捐赠者中筛选合适卵子。捐赠者同样经严格身体检查和基因检测，确保卵子质量和健康。

确定合适卵子后，医院将约翰精子与捐赠卵子在实验室体外受精，培育胚胎。经过一段时间胚胎培养，医生挑选优质胚胎移植到艾米子宫内。

整个过程中，约翰和艾米按医院和中介要求，支付高昂医疗费用、中介费用以及在俄罗斯期间生活费用，最终成功迎来宝宝。

这样看似正规的生殖旅游背后，却隐藏诸多问题。

一些不良中介机构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夸大宣传俄罗斯辅助生殖技术，隐瞒风险和可能出现的法律问题。

而且，在整个生殖旅游过程中，卵子捐赠者权益保护存在漏洞。捐赠者往往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捐赠，对自己卵子去向和可能产生后果了解有限。

除生殖旅游这一合法外衣下的操作，俄罗斯还存在庞大地下卵子交易产业链。

在互联网隐蔽角落，如暗网论坛、私密社交群组，充斥着卵子交易广告和信息。

这些广告通常隐晦发布，打着“爱心捐赠”“帮助不孕家庭”旗号，实则进行非法商业交易。

中介机构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通过各种渠道寻找有卵子需求客户和愿意出售卵子的俄罗斯女性。

例如先在网上发布虚假信息吸引目标人群。有女性回应愿意出售卵子时，中介会要求提供详细个人信息，甚至要照片，以便根据这些信息“定价”。

对有需求客户，中介展示所谓“卵子资源库”，包含不同女性资料，供客户挑选。

交易地点选择上，为躲避执法部门监管，地下卵子交易十分隐蔽。废弃工厂、偏远私人诊所，甚至居民家中，都可能成为取卵场所。

这些地方卫生条件恶劣，医疗设备简陋，根本无法保证取卵手术安全和卫生。在俄罗斯一个小镇，警方就曾捣毁地下卵子交易窝点。

窝点在废弃仓库内，摆着几张简易手术床和破旧医疗设备，现场血迹斑斑，卫生状况令人作呕。

被抓获中介和非法行医者交代，在这里为多名女性进行取卵手术，这些女性大多来自周边贫困地区，为获取高额报酬冒险前来。

在这样环境下取卵，女性面临极大健康风险，如感染、出血、卵巢损伤等，严重的甚至危及生命。

而且，为获取更多卵子，一些不法分子给女性注射大量促排卵药物，这些药物副作用极大，可能导致出现严重并发症，对女性生殖系统造成永久性损害。

乌克兰姑娘 “17P”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年仅 23 岁，却因生活的窘迫来到俄罗斯捐卵。

当她坐在圣彼得堡一家生殖医学中心的门诊室里，看着面前的取卵合同，心中或许充满了无奈和挣扎，但最终还是在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在后续的捐卵过程中，她差点因激素过量死在了诊所。那是一段怎样的恐怖经历，或许只有她自己最清楚。

而她所得到的报酬，仅仅只有几百美元。与西方富裕国家不孕家庭为卵子支付的高昂费用相比，这简直是天壤之别。

常春藤盟校毕业生或有着运动员体格的女性，她们的卵子能卖到5 万美元以上，而像 “17P” 这样的乌克兰姑娘，却只能在贫困的泥沼中苦苦挣扎，用自己的健康去换取那微薄的收入。

而代孕母亲的处境，同样令人唏嘘不已，他们大多是年轻、未受过高等教育、来自农村的女性，

很多人是单身母亲，或者丧偶、离婚，生活的重担压得她们喘不过气来，经济窘迫和就业机会的匮乏，让代孕成为了她们看似 “唯一的选择”。

例如来自叶卡捷琳堡的娜塔莉亚・佩特洛娃，经济危机让她失去了收入来源，开的幼儿园也没能挺过去，孩子的父亲拒绝支付抚养费，还有房贷要还。

在这样的绝境下，她经过长达半年的痛苦思考，最终选择了代孕。

代孕的过程充满了艰辛，不仅要承受长达十月怀胎的身体负担，还要面临心理上的巨大压力。

在怀孕期间，她们需要小心翼翼地呵护腹中的胎儿，按照医生的要求定期进行产检，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那笔对她们来说看似丰厚的报酬，在莫斯科，代孕母亲完成孩子登记后，能拿到大约 100 万卢布的报酬，在较小城市，这一数字会降低到 70 万卢布左右。

但代孕母亲所面临的困境远不止于此，伦理困境才是她们心中最深的痛。当孩子出生的那一刻，她们的内心是复杂的。

这个孩子是她们孕育了十个月的生命，是她们身上掉下来的肉，然而，根据法律和合同，她们对孩子没有任何权利。

一旦孩子被委托家庭抱走，她们就必须割舍掉这份母子（女）之情。

更残酷的是，当孩子出现先天缺陷，被委托家庭拒绝时，代孕母亲往往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她们没有能力抚养这个孩子，却又不忍心看着孩子被抛弃，那种痛苦和无奈，旁人难以体会 。

在疫情期间，这种伦理困境被无限放大。由于边境封锁，许多国外客户无法入境，导致大量代孕婴儿被 “滞留” 在俄罗斯。

这些孩子原本是代孕母亲和委托家庭之间的 “契约产物”，如今却成了无家可归的 “孤儿”。

代孕母亲们看着这些无辜的孩子，心中满是愧疚和无奈。她们为了生计选择代孕，却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伤害到这些幼小的生命。

她们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被政府接管，自己却背负着沉重的心理负担 。

2022年，俄罗斯国家杜马正式通过“禁止为外国人及无国籍人士提供代孕服务”法案，明确规定今后仅为俄罗斯公民提供代孕服务，且代孕妈妈也必须拥有俄罗斯国籍。

代孕申请者必须是结婚一年以上、年满25岁不超过55岁的俄罗斯夫妇，或者俄罗斯单身女性，申请代孕的女方还需提供不孕的医学证明。

卵子商品化将女性卵子视为可交易商品，女性身体被物化，卵子明码标价，按年龄、学历、外貌等条件定价。

这如同将女性生育能力商品化，把身体器官变成市场交易品，严重侵犯女性尊严和权利。

而代孕更是将女性子宫工具化，把婴儿商品化，违背基本伦理道德原则。希望这样的事情还是要正确对待，避免对女性造成更深层次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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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取卵生子成为一门生意 澎湃新闻 2024年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