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女士的故事令人唏嘘。这位41岁的独身女性离世后，亲属因400余万房产和百万现金展开争夺，最终房产收归国家。这场纠纷背后，不仅暴露了无遗嘱、无法定继承人的风险，更折射出一个现实：在人口结构变迁与法律框架下，婚姻与生育仍是普通人规避社会风险的重要选择。

根据《民法典》，遗产继承遵循严格的顺位规则。无配偶、子女、父母等第一顺序继承人，且无有效遗嘱时，旁系亲属的继承权需以“尽抚养义务”为前提。赵女士的叔姑舅姨虽分得部分现金，但房产仍归国家，体现了法律对“权利义务对等”的坚持。这种案例并非孤例，上海七旬老人遗产归公、禅城公证处频繁处理的单身继承纠纷，均印证了法律对非传统家庭结构的刚性约束。

随着不婚、丁克人群增加，类似赵女士的困境可能成为常态。数据显示，我国单身人口已超2亿，其中部分人面临“身后事无人托付”的难题。遗产收归国家虽符合公益逻辑，但割裂了传统家族财产传承的纽带，易引发亲属矛盾。更现实的是，独身者在疾病、养老等场景中，往往依赖旁系亲属或社会救助，其稳定性远不及直系亲属构成的支撑网络。

婚姻与生育的本质，是构建法律认可的情感与经济共同体。配偶和子女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能有效避免财产处置的不确定性。例如，若有子女，赵女士的房产可通过法定继承直接传递，减少纠纷与行政介入。此外，家庭关系为个体提供长期照护：从疾病陪护到晚年陪伴，直系亲属的责任感远超一般社会支持。

当然，提倡婚姻生育并非否定个人选择自由，而是强调风险预判与制度衔接的重要性。对于坚持独身者，订立遗嘱、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是必要举措。但社会亦需承认，婚姻家庭仍是多数人降低生存成本、保障权益的最优解。政策层面，可通过减轻育儿经济负担、推广弹性工作制等，缓解年轻人对婚育的抗拒，而非单纯依靠道德劝导。结语赵女士的遗产纠纷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法律与人性交织的复杂图景。当社会为多元选择喝彩时，亦需正视其衍生的系统性风险。对普通人而言，婚姻与生育或许不再承载传统道德使命，但其作为“社会安全网”的功能依然不可替代。在自由与责任之间找到平衡，既需要个体的清醒规划，更离不开制度对家庭价值的持续赋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