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首富石崇在帝都洛阳有一座别墅，名为“金谷园”。金谷园内夜夜笙歌，是主人联络世家豪门子弟的高级会所。
这日，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王敦，带着堂弟王导到金谷园做客。
酒宴开始，石崇像往常一样，召来一众美女作陪，然后宣布喝酒的规矩：如果客人喝酒不能见底，劝酒的侍女就会被当场杀掉。
王导原本滴酒不沾，但怕石崇大杀侍女，所以每当侍女劝酒，他总是毫不犹豫一饮而尽，没多久便烂醉如泥。
王敦却是个“狠角色”，侍女劝酒他偏不喝，眼看着三个侍女被石崇杀掉。
王导被吓得酒醒了几分，连连责备王敦为什么不喝。
王敦笑嘻嘻地答道：“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石崇杀自己家里人，关我们什么事儿。
晋朝人从这件事看出了王敦、王导两兄弟的性格差异，而这，也终将决定二人后来的命运走向。
永嘉元年（307），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第一次“衣冠南渡”开始了。
移镇江南，是王氏兄弟的族兄王衍与权臣东海王司马越商定下来的，目的是为了保全琅邪王氏家族的血脉。当然，王衍不会对司马越这么说，他声称这是为赢得“八王之乱”最终胜利的司马越准备的后路。
因此，当司马越让自己的侄儿、琅邪王司马睿从下邳（今江苏睢宁）移镇建邺（今江苏南京）时，王导、王敦也跟了去。随后，王氏家族重要成员王舒、王含、王廙以及王羲之一家等皆举族南迁，并带动北方士族大举南下，开发南方经济。
▲王导。图源：网络
当时的江南，仍然是三国时期东吴士族的天下。北方大族的突然出现，打破了江南的宁静。一时间，侨姓士族与本土士族的地盘冲突此起彼伏，使江南陷入了动荡期。这一点，无论是身在北方的王衍、司马越，还是已经南渡的王导、王敦，都不愿意看到。
王导深知，北方士族大规模南下，首要的是与江南士族和睦相处。以当时的天下大势而论，渡江的北方大族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北返，必须做好长远打算，以江南为新的家族聚居地，繁衍生息。
但如何消解江南士族的敌意？恐怕还得借助“天子”的权威。
琅邪王司马睿是晋武帝的堂侄，受朝廷指派而南下，可以说是名义上的江南最高行政长官。王导认为，树立司马睿的权威，便能调解南北士族的矛盾。
然而，王敦却不认同王导的“造王计划”。
在王敦看来，司马睿为人太“弱鸡”了，正如王导评价的那样“琅邪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这个司马睿不仅毫无帝王该有的雄霸之气，甚至都不受江南本土名士的认可。最直接的反映就是，他们一行到达江东月余，名士们竟没有一个人登门拜访。没有地方士族的支持，这个“王”是没有任何号召力的。
▲司马睿。图源：网络
王导仍坚持己见。他以司马睿的首席谋士自居，认准了对方的价值，就一定要为对方打造专属的帝王威严。最终，他以“从龙大功”的诱惑，说服了王敦。
一个让司马睿露脸的计划，很快便敲定了。
永嘉二年（308）三月初三，上巳节。按照传统，这一天，建邺城官民需要到长江边祭拜河神，修禊祈福。
正值战乱年代，官民们自然以祈求天下太平、拯救不道为主要诉求。恰在此时，司马睿的肩舆出场了。紧随其后的是王敦、王导，以及一部分名望甚高的渡江名士。
但见司马睿器宇轩昂端坐肩舆，而王敦、王导等随行人员始终保持着谦卑恭敬的态度，这似乎在告诉世人，司马睿乃当世难得的“明主”，值得效命追随。
眼见各色达官贵人皆对司马睿毕恭毕敬，不明觉厉的百姓纷纷沿路跪地拜迎。
王导这波宣传造势，一下子令全城震动起来，江南士族领袖顾荣、贺循、纪瞻等人对司马睿这个南下皇族顿时充满了好奇。祭祀结束后，他们赶紧让家丁出门打听，并准备好拜帖，以便随时登门造访。
王导似乎能读懂江南名士的心，顾荣、贺循等人还没行动，他就给司马睿布置了“任务”，请司马睿亲笔写了几封态度十分诚恳的书信，交由王导出面造访江南士族。
▲江东名士领袖顾荣。图源：网络
王导意味深长地跟司马睿说，立足江南光靠立威还不行，还要笼络民心。像顾荣、贺循、闵鸿、纪瞻这些人，要么是“官三代”，要么是饱学之士，无一例外都在江南拥有广泛的人脉和资源。与他们结盟，咱们才能以江南为根据地，早日北伐复国。
就这样，在王导与司马睿的通力合作下，江南士族纷纷表示愿为琅邪王前驱。
与此同时，靠着皇族间的内斗而掌权的东海王司马越，在王朝内忧外患之际，却始终以排斥忠良、诛杀异己为己任，完全不顾胡人势力的崛起与入侵。新登基的晋怀帝司马炽忍无可忍，令征东大将军苟晞联合各方势力群起讨之，司马越忧惧过度而死。司马越的突然死亡，加剧了朝廷内外局势的动荡。在这个过程中，羯人石勒率军南下，王氏兄弟的族兄王衍仓促应战，导致最后一支朝廷精锐部队被全数歼灭。
至此，永嘉之乱彻底爆发，匈奴人刘聪趁势发兵洛阳，掳走了晋怀帝。
▲汉赵皇帝刘聪。图源：网络
一年多后，刘聪毒杀晋怀帝。一得到晋怀帝的死讯，长安城内，晋室的一部分忠臣就将晋武帝的孙子司马邺扶上皇位，史称晋愍帝。晋愍帝的登基，让司马睿手中的建邺城为避讳而改为建康城，而司马睿也成为晋愍帝心中的“救命稻草”。晋愍帝热切盼望被他任命为丞相的司马睿能发兵长安，保驾勤王。
对此，司马睿并非不遵旨，只是他还得征询王导、王敦两兄弟的意见。
此时，王敦忙于征讨在湘州（今湖南长沙）作乱的杜弢，王导则另有想法。
站在维护士族利益的角度，兴兵克复中原固然会得到各大门阀世家的精神支持，可打仗是要烧钱的。门阀世家此刻的舒适生活，靠的是祖辈的财富积累。倘若把“克复中原”的任务比作一项战略投资，那么，估计绝大部分的门阀世家都不愿拿出家财为司马家族陪葬。所以，当匈奴大军攻破长安、俘获晋愍帝时，琅邪王司马睿仍在江南的烟雨中徘徊。
尽管王导没有北上救国之心，但他依旧执着于自己的“造王计划”。
自洛阳城被攻破后，大量的北方士族拖家带口，尽数南下。他们不仅带来了财富和技术，在南迁队伍中，还不乏司马氏旧臣。王导相信，这群人的到来，兴许可以将他的“造王计划”升级为“造帝计划”。
于是，在王导的张罗下，司马睿广开府门，征辟了一百零六名当世能臣名士入琅邪王府充当秘书，时称“百六掾”。“百六掾”的出现，一方面使渡江士族暂时得以安定，另一方面也极大加强了天下名士对司马睿的归属感。
可即便江南和江北的士族均在名义上拥护司马睿，王导还是不放心。
两晋之际，南北文化差异甚大。在北方，魏晋流传下来的风气，让崛起的世家大族崇尚清谈、针砭时政之风；而南方士族则坚守两汉留下的经学传统，以著书立说、坚持儒教为己任。举个例子，北方士族居丧期间照样饮酒吃肉，而江南一带因儒学盛行，更加拘于礼法。如何让这两种看起来格格不入的文化混元归一，王导还得费一番心思。
▲《高逸图》，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图源：网络
针对北方士族崇尚清谈的风气，王导即便公务繁忙，也坚持与同好清谈至深夜，甚至通宵达旦。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让初到南方的名士们，能够在熟悉的风气中找回故土的感觉。但作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王导也不会对南方尚儒一事视而不见。他亲自给司马睿上书，请求遵照汉朝、东吴之例子，兴办太学，传授儒家思想。
王导倡议的“玄儒平等”，很快让他在江南名声大振，人们私底下都称他为“江左管夷吾”。
司马睿更是高兴地说，王导就是上天赐给他的萧何。言下之意，他自己就是刘邦。
司马睿的言辞虽有僭越之嫌，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此人称帝是迟早之事。
果然，少了司马睿发兵助力，晋愍帝司马邺很快被刘聪的汉赵政权击败。建兴四年（316）十一月十一日清晨，已经饿了将近一个月肚子的晋愍帝命手下反绑他的双手，抬着棺材，出城投降，西晋灭亡。
数月后，司马睿即晋王位（尚未称帝），改元建武，史称东晋。
建武二年（318），晋愍帝司马邺被刘聪杀害的消息传到江南。晋愍帝之死，意味着南方侨族再也没有机会回归故土。于是，在纪瞻、王导等人的劝进下，司马睿登基称帝，史称晋元帝。
司马睿登基后，为感谢王氏兄弟的付出，让王导内掌朝政，王敦外握兵权。王导、王敦两兄弟一文一武，执政内外，很快，朝野便有了“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而司马睿与琅邪王氏的合作，也开启了皇帝与士族门阀共治天下的“皇权变态政治”。
但随着司马睿坐稳皇位，“王与马”便不复从前那般亲密了。
与堂弟王导相比，长期领兵在外的王敦实在做不到凡事对司马睿毕恭毕敬。而司马睿也恰如史学家唐长孺先生所言：“他对自己的地位是很清楚的，但他又不安于自己的地位，总力图表现自己，使士族感到他的存在。”王敦对这种“做作”的行为，多少有些不齿。故而，当晋元帝司马睿对外发号施令，要求各地“正身明法，并抑豪强”时，王敦毫不客气地派人把这道诏令拦截下来。
随着王敦执掌江南诸军事，其野心开始成几何倍数膨胀。
▲王敦。图源：纪录片截图
王敦利用皇帝无法直接干预江南军事的漏洞，私设公堂、私募属员，引进一些不三不四的人物，如吴兴沈充、钱凤给自己当参军。这些人虽有士族背景，但无一例外都是极善吹牛之人。在他们的吹捧下，王敦越发否定晋元帝的价值。
王敦的骄横跋扈多少令晋元帝感觉颜面扫地，但长期接受士族扶持的他，却又不想公开得罪琅邪王氏。
不仅如此，自从王氏兄弟同掌内外后，王导虽然始终保持谨慎，但在对待皇室子弟的态度上也暴露出他的真实心态。据《晋书》记载，晋成帝司马衍年幼时，“见（王）导，每拜。又尝与导书手诏，则云‘惶恐言’，中书作诏，则曰‘敬问’，于是以为定制。自后元正，导入，帝犹为之兴焉”。另外，晋成帝任太子时，每次去王导家拜完王导，还得再给王导的夫人曹氏磕头。尽管此时王导已是三朝老臣，但以君跪臣，这还是头一遭。
于是，晋元帝加强了对王氏兄弟的戒心，并试图在次等士族中挑选出合适的人选，进一步分化王氏兄弟手中的权力。
晋元帝找的人，正是出自“百六掾”的刁协和刘隗。
史载，刘隗“雅习文史，善求人主意 ，帝深器遇之”，而刁协为人虽“性刚悍，与物多忤”，但他“尊君卑臣，崇上抑下”，恰到好处地维护了晋元帝的皇权尊严。因此，两人迅速得到晋元帝的提拔，以尚书令、侍中的身份分割宰相王导的权力。
面对晋元帝的举措，作为名义上的臣下，王敦还是给晋元帝留了些许颜面。他写了几封感人至深的信，诉说自己被猜疑的事情，请求皇帝多加谅解。
但王敦的主动来信，未能打消晋元帝对他的猜疑。为了进一步分化王敦的兵权，晋元帝启动了B计划——大力任用宗室。正如世家门阀壮大靠的是宗族血缘关系，晋元帝也需要一大帮宗室、亲信同心戮力，即便在此之前西晋出现过“八王之乱”的惨痛教训。
打着替王敦分忧的旗号，晋元帝让协助过王敦平定杜弢叛乱的老将周访出镇荆州。荆州地处长江以南中游腹地，地位十分重要。所以，周访一到，王敦立马就意识到来者不善。他立即坐镇荆州，并找借口将周访调到另一重镇梁州，驻守襄阳，让他离自己远点儿。
晋元帝的见缝插针虽然没有成功，但周访年老体弱，出镇梁州不到一年就病世。这当口，又给了晋元帝二次洗牌的机会。
太兴三年（320），晋元帝一次性派出了谯王司马承、江东豪族领袖甘卓、尚书仆射刘渊以及刘隗等分掌兖、豫、幽、冀、雍、并、梁、湘八州诸军事，将王敦手中的兵权悉数分了个精光。
王敦当然很生气。当初南渡时，王导就定下了“清静”“宽惠”两项国策。所谓“清静”，就是“镇之以静，群情自安”，大搞无为而治；至于“宽惠”，则要求执政者允许小的政治偏差，不要苛求，切忌为政过严。如今，晋元帝似乎并未打算回归无为而治。分完王敦的兵权，晋元帝又宣称，国防力量不足，无法抵御北方胡人，要求各世家大族贡献僮仆参军。
这无疑是动了广大世家大族的根本利益，所以，这次王导还没发话，王敦就造了反。
永昌元年（322），王敦骤然自武昌发兵建康，史称“王敦之乱”。他打出了“清君侧”的旗号，将此前琅邪王氏所受过的打压，通通归咎于刘隗和刁协。尽管王敦并未将矛头对准晋元帝，但晋元帝很快就看清了一个事实：天下的世家大族是绝对不会在自身利益受损时，宣誓效忠皇室的。
看着王敦起兵，王导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后来王敦羁押戴渊、周顗，打算对这两位“保皇党”动手时，王导依旧一言不发，以沉默的态度支持了王敦的行动。王导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做给当时的南北世家大族看的。这使得许多世家大族在“王敦之乱”中一直保持中立，直至战斗结束。
即便结果显而易见，晋元帝还是像个孤勇者一般对外宣称“有杀敦者，封五千户侯”。诸世家不为所动，而晋元帝在王敦军威的震慑下，成了这场叛乱中唯一的“巨婴”。
▲晋元帝司马睿。图源：纪录片截图
一个不甘于王敦以下犯上，又不愿放弃对皇权至尊幻想的“巨婴”。
王敦兵临建康城下，守城的大将就让城门洞开，放大将军雄师入城。
进城后，王敦也不着急着拜见晋元帝，而是先纵兵捕杀戴渊、刁协、周顗等人，继续他的“清君侧”行动。晋元帝赶紧派出使者去见大将军，并亲自修书痛悔前过，希望王敦放下成见，入朝继续“王与马共天下”的传奇。
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王敦无视了晋元帝的安排。率兵洗劫建康城后，他便返回了武昌，遥控朝政。
王敦一走，晋元帝就病倒了。
在病中，晋元帝对皇权的渴求再度升起。他巡视了一周，发现身边就一个年迈的老司徒荀组对自己还比较忠顺，所以王敦大军还没到武昌，荀组就受命出任太尉，参与朝政，钳制王导。
晋元帝的垂死挣扎，彻底惹怒了王敦。王敦在武昌建立大丞相府，自领宁、益二州都督，还取消司徒一职，将司徒府官属全部并入自己的丞相府。随后，他又计划将有勇有谋的太子司马绍废黜，另择晋元帝一子为储君。
晋元帝被彻底架空，不久就病逝于建康。而晋元帝死后，继承皇位的，正是差点被王敦废掉的晋明帝司马绍。
事情闹到这种地步，王敦深知自己已成骑虎难下之势。更要命的是，他又是改革官制，又是迁徙百官，不仅把朝中大臣得罪了个遍，还严重损害了南北士族的团结。
王敦专权后，追随他起兵的党羽都做了大官。像前文提到的沈充，凭借王敦的信任，出任当时只有江东高门士族才可充任的吴国内史。尽管沈充出身的吴兴沈氏在东汉以来的政坛中曾涌现出不少杰出人物，但此时江东士族皆以顾荣、纪瞻等“五俊”为首，王敦的做法显然动了这些高门富户的利益蛋糕。不仅如此，王敦专权后，还相继将当初反对过自己的甘卓、张茂以及周札等江东名士领袖全族屠杀，这更是引发了朝中江东一派的极度不满。
此时王敦已经58岁，在这个尴尬的节骨眼上，他也颇费踌躇。
于是，太宁元年（323）三月，王敦派人给晋明帝送去了一枚玉玺，暗示对方可以下诏征辟自己入朝，这样战事就能提前终止了。晋明帝是个聪明人，见王敦抛来了橄榄枝，他立马赐给王敦“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殊礼。王敦也识趣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打算一步步向建康靠拢，以便更好地控制朝廷。
当王敦在持续扩张势力之时，晋明帝也在步步加强建康城的防卫。
终于，一切到了摊牌的时候。
太宁二年（324）六月，王敦病重。为便于监视朝廷，他特命左司马温峤为丹阳尹，管理京畿要务。没想到，温峤调头就跑到晋明帝那里告发王敦谋反。
▲东晋名臣温峤。图源：网络
事态紧急，晋明帝立即组织四路大军回防建康，并下旨令退休的王导出山“大义灭亲”，就任讨逆军总指挥。
晋明帝的操作，使王导陷入了从政几十年来最矛盾的局面。他十分清楚，自己要是接受任命，便只能与堂兄王敦为敌；自己要是不奉诏任官，则会被晋明帝视为王敦的同党，到那时，站在旁边看笑话的士族，必将蜂拥而至，以推倒琅邪王氏为己任。
这是王导不愿看到的结局。
晋明帝为了消除将士对王敦的畏惧之心，对外宣称王敦已死，只是以王敦的谋主钱凤为讨伐对象。王导则配合晋明帝做戏，以琅邪王氏长辈的身份率族中子弟给王敦发丧，再以族叔的名义代表朝廷给王敦的家人们写去劝降信，希望他们放下兵器，避免人伦惨祸。
得知王导的态度后，王敦愤然举兵，但已病重，无法赴前线督战，不久就真的病死了。他生前同样矛盾，当得知讨逆总指挥是王导时，他也曾犹豫过。可在最后一刻，他明白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他临终遗命，让侄子王应先即位称帝，再为自己操办丧事。
孰料，王应竟还不如阿斗。王敦刚断气，他就命人以蜡封尸，然后大办宴席，吃喝玩乐。就这样，在晋明帝数路大军的围剿下，王敦之乱被彻底平定。
王敦之乱平定后，王导毫无疑问地成为琅邪王氏的绝对领导者。可由他和王敦，以及晋元帝共同缔造的“王与马共天下”格局，却走入了消亡阶段。这对王导的打击很大。
▲维持“王与马”的政治格局倾注了王导毕生的心血。图源：网络
晚年，他身居丞相高位，却以糊涂著称。据说，下属给他送文件，他几乎看都不看就通过了。为此，晋明帝及之后的晋成帝都对这位老臣颇有微词。而王导只是笑了笑宣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
恶果终由自己种，鲜花不为恶人开。那时的王导，是否会想起王敦当年带他到金谷园喝酒做客的情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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