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1年的时候，央视有一档节目叫作《半边天》，专门报道与女性相关的故事，这一年节目组收到了一封来自咸阳一个农村妇女的来信，节目组的人看过信件都感到很震惊，主持人张越当即打电话要联系她，并且表示希望能给她做个专访，然而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因为一个农村已婚妇女，不安分守己的在家带孩子伺候公婆，给陌生人“写信”，这在村里人眼里是一件“不正经”的事。节目组为了消除她的顾虑，只有主持人张越带着摄像师悄悄的来到了她的村子，见到了身穿一袭红色的她，刘小样。

虽然刘小样念书不多，但她的谈吐和思想深度却超过了人们对农村妇女的普遍认知。刘小样，1968年出生在陕西咸阳渭河旁的一个村子里，上到初二便辍学了，随后跟哥哥姐姐一起在家里的果园里帮忙，对于父母让她辍学的事，她并没有太多的概念。在她记忆里好像农村女孩子认识几个字就好了，这是很自然的事，大家都是这样。

辍学后的刘小样总喜欢从收音机里了解外面的世界，她从收音机里听完了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同时还通过《新闻和报纸摘要》学会了说普通话，收音机就是她触摸外界的一扇窗，但越是了解外面的世界，对外界就会越向往，甚至有些不甘。

直到1991年，23岁的刘小样经过妇女之命媒妁之言，与隔壁村的青年王树生结了婚。王树生在青岛做生意，也算是村里少有的见过世面的人，在刘小样看来，遇到这样的人，能给自己带来一种新的生活。就这样结婚生子，日子也算是衣食无忧，但刘小样内心的躁动却依旧无法平静。

婚后的她尽职尽责的打理着家里的一切，是所有人眼中的好媳妇，但她觉得自己仅仅是别人眼中的好媳妇而已，她有自我价值的深层思考，也正是有了这种思考让她与周围家长里短的农妇显得格格不入。她始终觉得穿的再好都只不过是外表在变化，但心里还是停顿在过去的认知，她觉得这样不好。

所以她在给节目组的信上写道：在农村有钱可以盖房，但不可以买书，可以打牌闲聊，但不可以去逛西安，不可以有交际，不可以太张扬，不可以太个性，一切都有约定俗成的规矩，你要打破它就会感到无助、无望、孤独，好像好多双眼睛在盯着你，不需要别人去阻止你，你会自愿的去遵守这些规矩。刘小样觉得尽管她的身体在自觉的遵守这些规矩，但她的内心并没有遵守，也不愿去遵守。

而这便是她痛苦的根源，她意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对于生活她又不得不屈服于社会对女性的规训和期望，只能隐藏起自己的不同。而小样住的地方离车站和铁路都很近，家门口不远的两条大路都直通西安，可即使这么方便，她却从没有去过。在她的心里，西安像一个梦一样，而这个梦强烈而清晰的召唤着她。

后来丈夫带她去了一趟西安，看着车水马龙的城市，刘小样泪流满面，她好像是与这个世界隔开的。看着繁华大街上的都市男女，她感觉到深深的自卑和孤独。她对主持人说“我老是羡慕人家，走路的姿势那么优雅，穿的衣服那么合体啊，”从西安回来后，刘小样并没有觉得开心和满足，反而觉得内心的躁动欲加强烈。然而她向往的一切生活都只能从电视上来了解。

“我宁可痛苦，也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很满足，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这就很好了，我不满足这些的，我想要充实我的生活，我想要知识，我想看书看电视，从电视上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因为我不能出去”这是刘小样内心的世界。其实刘小样即是她自己，又是我们每一个人。这期的访谈名称为《我叫刘小样》，节目播出后，刘小样也获得了更多人的关注，出名后的她更加低调，她婉拒了所有的善意的捐款和书籍资助，因为她渴望的生活从来不是施舍。

后来刘小样确实经历了几次所谓“改变”的出走，孩子们长大后，她一个人去了贵州、西安、江苏，当过商场售货员、化妆品店员和生活老师，她确实感受到了不一样的生活，但这些工作都是昙花一现，最终由于婆婆生病，刘小样决定不再折腾，安心回家照顾婆婆。

她曾对主持人张越说过一句话“生活没有机会再改变了，如果我还年轻，我是待不住的，你知道我一定会走出去的，可是我现在的生活没有机会改变了，别再让别人来勾我了，我现在都觉得我待不住了，可是我只能这么待着，”从表面看刘小样的故事，不过是一个乡下人试图走出农村融入城市，最终却失败重回农村的故事，然而很多人从她身上感受到的，却远远超过了这些。刘小样的思考和挣扎其实是她作为一个女性的觉醒，是她对她当下生活的反思和追问，是对另一种人生可能性的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