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常被简称为中央党校，其历史可追溯至中央苏区时期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长征期间，该校的教学活动一度中断。然而，长征结束后，红一方面军和党中央迅速在瓦窑堡恢复了学校的运作。1937年2月，随着党中央迁至延安，中央党校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直接支持下，迎来了快速发展阶段。1947年3月，学校迁往东北。在延安的11年办学期间，中央党校成功培养了超过10万名干部，为中共党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建议重新开办学校
1935年11月，毛泽东与张闻天等人讨论后，决定在瓦窑堡龙公巷小学的天主教堂重新设立中共中央党校。长征刚结束就恢复党校，表明中央和毛泽东对干部培养的重视程度。党校的校长由董必武担任，教务主任是成仿吾。教员团队包括冯雪峰、马士良、朱子修等9人。第一期招收了300多名学员，分为三个班级，分别由成仿吾、习仲勋和冯雪峰担任班主任。
中共中央党校曾经的所在地位于瓦窑堡。这个地点承载着重要的历史意义，曾是党的教育和理论研究的核心场所。瓦窑堡作为党校的旧址，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成长与发展。这里不仅是培养党员干部的摇篮，也是党的思想路线和政策方针传播的重要基地。通过回顾这一旧址，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党的历史轨迹和理论传承。
党中央和毛泽东高度重视党校工作，领导人多次到校指导。1936年5月21日，周恩来在校内作了《论中国的抗日人民统一战线》专题报告。同年6月，中央党校搬迁至保安和定边两地。8月8日，毛泽东在党校开学仪式上发表讲话，强调：一个人去世后，群众的态度最能说明问题。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百姓深感悲痛，这证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他要求党校学员要以刘志丹为榜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2月29日，张闻天就党校发展问题向周恩来、秦邦宪提出建议：扩大招生规模，吸收白区干部接受培训后派往各地工作，同时明确党校和中央机关都将设在延安城。1936年到1937年初，中央党校共培养了近千名学员。1937年2月，党校正式迁至延安。
为中央党校确立校训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直接归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领导。毛泽东对党校的建设格外重视，他不仅在党内会议上多次研究党校事务，还常常亲临学校发表讲话，具体指导各项工作，投入了大量精力。
1938年8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重点讨论了如何做好学生、教师以及战争领导者这三个角色。他指出，真正的学习不仅仅局限于校园，社会才是更大的课堂，那里有无尽的知识等待我们去探索和汲取。孙中山的民族民主革命理论并非源于学校教育，而是从社会实践中学来的。同样，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列宁主义，也都是在实际斗争和工作中形成的。毛泽东强调，党校教育只是学习的开始，真正的学习是在走出校门后，通过实际工作和斗争不断积累经验。他鼓励大家要始终保持学习的态度，终身学习，并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
1935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举行了一次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重要讲话。
1939年2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发表了名为《反对投降主义》的演讲。他强调，要实现抗战胜利和建国的目标，关键在于加强和扩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巩固这一战线，必须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既要反对关门主义，也要抵制投降主义。统一和斗争是统一战线的两个核心原则：统一是首要原则，而斗争则是不可或缺的，这一点绝不能忽视。当前，国民党实施防共政策，试图从政治和组织上削弱共产党。我们的立场是：如果对方不挑衅，我们不会主动对抗；但如果对方挑衅，我们必将坚决回应。
1940年12月末，毛泽东与从前线返回党校学习的同志们会面，并与他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他指出，对窑洞生活的不适应是不可取的。延安的窑洞象征着革命精神，承载着马克思主义的智慧，是指导全国抗日斗争的核心。尽管蒋介石拥有豪华的洋房和电灯，但他无法赢得全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应自我贬低，也不应轻视窑洞的价值，因为全国人民的期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寄托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鼓励大家努力学习，认真总结抗战以来的各项经验。他强调，革命的道路漫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会一蹴而就。如果党能够有效领导，与人民紧密团结，避免或减少错误，革命胜利的进程可能会加快；反之，如果犯错且不及时纠正，革命胜利的时间将会延长。毛泽东还特别指出，干部必须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没有大量真正掌握这一理论的干部，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
1941年末，彭真向毛泽东提出建议：既然其他学校都有校训，连鲁艺和陕公的校训都是您亲自拟定的，那咱们党校是不是也该有个校训？毛泽东思考片刻，回答道：“我们要讲究实际，不搞那些虚的。”
毛泽东为中央党校亲笔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字。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党校开学仪式上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到了2月28日，他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干部教育的问题。毛泽东提出，党校的课程需要改革，因为当时讲授的中国古代史和西方史与实际情况脱节。他建议，首先应该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教育，主要研究党的路线，并推荐了季米托洛夫的《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列宁的《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六大以来》作为学习材料。会议最终决定，党校将直接隶属于中央书记处，政治指导由毛泽东负责，组织指导由任弼时负责，日常管理工作则由邓发、彭真和林彪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同年4月3日，中央书记处进一步明确，延安各系统的整风及检查工作将由毛泽东负责指导。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在这次会议上，决定由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一职。
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主题为《党校的学习目的和方法》。他指出，学员们从前线返回党校学习，必须统一思想，不能随意选择学习内容。党校设置了六门课程，包括整顿三风、干部审查、党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军事课和文化课。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学员应达到季米托洛夫提出的干部标准：无限忠诚、密切联系群众、具备独立工作能力和严格遵守纪律。完成学业后，学员们将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大革命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完成。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所谓的“爱民”实际上是为了剥削人民，与农民爱护耕牛的性质相似。我们则应对群众表现出无限忠诚，这种忠诚可以通过群众在追悼会上的反应来体现。他还特别指出，必须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并呼吁大家认真整顿“三风”，深入学习党的历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增强党的团结。
毛泽东对党校的干部安排非常重视。当时，中央决定让张秀山担任中央党校教务处主任，但他觉得自己能力不够，便去找副校长彭真商量。彭真告诉他：“这是毛主席亲自点的名，你就安心干吧。”张秀山后来回忆说：“毛主席经常来党校和干部们交流，了解一些历史背景。我见到毛主席时，坦白说自己连中学都没读完，恐怕难以胜任教务处主任的职位。毛主席反问我：‘什么叫不行？谁行？那些只会纸上谈兵的人行吗？我们党不需要只会空谈的人，我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革命者。我很赞同你说的‘正确的革命路线是从实践中来的，不是凭空出现的’。党校的任务就是培养这样的革命者，只有脚踏实地，才能在各地生根发芽，推动革命胜利。毛主席还强调，整风就是思想上的清理，党校的任务就是通过整风学习，帮助干部们端正思想，提高认识，避免机会主义影响革命进程。’听完毛主席的话，我被他的深刻见解和务实精神打动，最终决定接受这个职位。”
1943年11月，为了改善学员的学习条件，丰富师生的精神生活，中央党校全体师生共同参与，建造了一座面积达1300平方米、能容纳两千人的大礼堂。彭真特意请毛泽东为礼堂题词，毛泽东欣然写下“实事求是”四个字。这四个字随后被雕刻在四块方石上，安置在礼堂正门上方。从此，“实事求是”不仅成为中央党校的指导原则，也被全党广泛采纳。至今，毛泽东的题词仍然矗立在各级党校的入口处。
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五部和六部发表了题为《时局问题及其他》的演讲，重点讨论了当时的局势、山头主义以及干部审查问题。他首先谈到国际形势，指出当前全球的关键在于几个大国能否持续合作，彻底击败法西斯。尽管大国之间存在摩擦，但团结仍是主流。对于中国，核心问题在于国共两党能否联手抗击日本侵略者。毛泽东强调，共产党愿意团结，但在国共谈判中提出的八项建议，国民党一项也未采纳。因此，共产党必须壮大自身力量，以击败日本侵略者。关于山头主义，毛泽东认为这是中国社会和历史条件的产物，特别是在根据地被分割的情况下更为突出。他指出，承认山头主义的存在是为了最终消除它，实现全党的统一。各派系应反思历史，这种反思应以团结为首要目标，其次才是分析和批评，最后再次团结。他提出“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认为这是辩证法的体现。毛泽东强调，必须坚持真理，摒弃错误。凡是正确的都应坚持，错误的则必须纠正，这才是真正的公道。在干部审查方面，毛泽东承认过去两年在这一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犯了不少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表示作为决策者，自己应为此负责。他提出，审查干部应既严肃又谨慎，严肃是为了防止右倾，谨慎则是为了避免“左”倾，这是一场两条战线的斗争。
毛泽东发表了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发表了一篇重要演讲，题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后更名为《整顿党的作风》。当时，毛泽东担任中央党校的校长，彭真则担任副校长。因此，在新一届学员春季入学之际，毛泽东亲自到校进行报告。此外，在中央领导人分工指导整风运动时，毛泽东主要负责中央党校的工作。可以说，中央党校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成为了整风运动的“试验田”。
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强调了党内作风整顿的重要性。他首先肯定了党的总体路线是正确的，党在领导人民对抗敌人的斗争中取得了显著成就。尽管有数十万党员在艰苦的环境中奋斗，但党内仍存在一些问题。毛泽东提出，为了有效击败敌人，我们的队伍必须组织有序，行动一致，士兵要训练有素，装备要精良。他强调，要实现战胜敌人的目标，首先必须完成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
整风运动的目标是什么？毛泽东明确表示，当时在学风、党风和文风上都存在一些问题。具体来说，学风不正指的是存在主观主义的倾向；党风不正表现为宗派主义的现象；文风不正则体现在党八股的形式主义上。因此，整风的核心任务就是通过反对主观主义来纠正学风，通过反对宗派主义来整顿党风，通过反对党八股来改进文风。正因为涉及这三个方面，整风运动也被简称为“整顿三风”。随后，毛泽东详细分析了这三种不良风气对革命事业的负面影响。
报告强调，党内存在两种主观主义倾向：一是教条主义，二是经验主义。这两种倾向的共同特点是片面性，缺乏全面视角。其中，教条主义当前对党的危害更为严重。报告深入分析了教条主义的问题，指出其机械套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错误做法。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深入理解并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的目的在于实践。关于如何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报告用“有的放矢”这一通俗比喻进行说明，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就像箭与靶的关系。主观主义是一种从主观出发的思想方式，主要表现为：脱离实际，仅凭想象；过分依赖书本或狭隘经验，忽视客观规律；固执己见，不听取群众意见；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或闭门造车，不做调查研究等。这种思想方式对革命事业极为不利。毛泽东后来形象地指出：“飞机飞得再高，最终也要落地，不能一直悬在空中。教条主义就像悬在空中的飞机，无法落地。我们反对教条主义，要脚踏实地，为实际服务。”
士兵们正在开展思想整顿教育。他们通过集中学习、讨论交流等方式，深入剖析自身问题，提升思想认识，改进工作作风。这种学习活动旨在帮助战士们纠正错误观念，树立正确价值观，增强纪律意识，从而提高部队整体素质和战斗力。整风学习是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定期开展，确保部队始终保持优良作风和旺盛斗志。
报告提到，经过二十年的实践，党内已经不存在占据主导地位的宗派主义现象，但其残余仍然存在，既体现在党内，也体现在党外。党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会导致内部排斥，破坏党的统一和团结；而党外的宗派主义倾向则表现为对外排斥，阻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努力。毛泽东强调，宗派主义在党内表现为只顾局部利益，忽视整体利益，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甚至试图脱离党的领导。这些人往往将个人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完全背离了党的宗旨。此外，在干部关系中，如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老干部与新干部之间，以及不同部队、不同地区和部门之间，也要警惕和防止宗派主义的滋生。在党外关系上，宗派主义表现为对党外人士的傲慢态度，轻视和贬低他们。这种倾向同样是错误的。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都是少数，因此必须团结一切愿意或可能与我们合作的党外人士，承担起与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最后，毛泽东总结道，宗派主义思想本质上是主观主义的，与革命的实际需求相悖。因此，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必须同步推进。
毛泽东曾批评党八股，认为它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体现，充满了不良思想，对革命事业有害，必须彻底清除。由于时间有限，他在当时并未深入讨论这一问题。随后，毛泽东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
报告深入剖析了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具体表现，明确提出了整风运动的核心原则：“以史为鉴，治病救人。”毛泽东指出：“任何人犯了错误，只要他们不回避问题，不坚持错误到无法挽回的程度，而是诚心诚意地愿意改正，我们就应该接纳他们，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使他们成为优秀的同志。”这一处理错误同志的原则，被党长期坚持并沿用。
毛泽东在观看了中央党校推出的新编京剧《逼上梁山》后，对该剧赞赏有加，并随即撰写了那封广为人知的信件。
1943年5月4日，中央研究院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并入中央党校，成为其第三部门。当时，一批精通历史、喜爱京剧的专家学者聚集在此。他们深刻理解“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并认真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他们认识到，虽然过去的文艺形式可以借鉴，但必须经过改造，注入新内容，才能转化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文艺。在副校长彭真的鼓励下，他们以《水浒传》中林冲的故事情节为蓝本，着手创作一部符合时代需求的新型京剧。
中央党校制作的京剧《逼上梁山》的演出照片。
中央党校历史研究室的杨绍萱在1943年9月到10月期间，以《水浒传》第六回到第十回的内容为基础，创作了新编历史京剧《逼上梁山》的初稿，共23场。剧本因其情节引人入胜，被认为适合舞台表演，随后由中央党校“大众艺术研究社”的京剧专业人士进行排练、讨论和修改。经过调整，剧本扩展为3幕27场。这部作品是团队协作的成果，逐步发展完善。它通过展示阶级压迫，反映了人民被迫反抗统治者的革命精神，与毛泽东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相契合。
中央党校的“大众艺术研究社”经过近半年的打磨，终于在1月2日晚对《逼上梁山》进行了首次彩排。这次彩排采用了领导、专家和观众三结合的方式，所有人都可以对剧情、台词、表演和化妆提出改进建议。朱德、周恩来、彭真等领导人也到场观看，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齐燕铭回忆道：“1月9日，我们的戏只演了十来场，剧本还不算很完善。那天上午，教务处突然通知我，毛主席要来看我们的戏，并要求提前把剧本送过去。我们非常激动，立刻紧张地准备起来。但由于剧本没有完整的版本，我们决定由五个人分工，每人负责几场，根据当时的演出情况，在旧剧本上进行修改，然后用延安最好的延边纸誊写清楚，中午前迅速送到中央办公厅，转交给毛主席。”
致绍萱、燕铭同志：
你们的演出非常出色，我要向你们表达诚挚的感谢，也请转达我对所有演员的谢意。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但在过去的戏剧舞台上，人民却被边缘化，舞台被贵族阶层垄断。你们成功扭转了这种局面，让历史回归真实面貌，为传统戏剧注入了新的活力，这值得庆祝。郭沫若在历史话剧领域有突出贡献，而你们在传统戏剧改革方面同样功不可没。你们的这次尝试标志着传统戏剧革命的开始，想到这一点我就倍感欣慰。希望你们继续创作和演出，让这种新风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
致敬！
毛泽东，原名毛润之，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政治领袖。他生于1893年，湖南湘潭人，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毛泽东早年投身革命，参与并领导了多次重大历史事件，如秋收起义、长征等，最终在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成为首任国家主席。他的思想和政策，尤其是“毛泽东思想”，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他的执政时期也伴随着争议，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给国家带来了巨大挑战。毛泽东于1976年逝世，但其政治遗产至今仍在中国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
1月9日晚上
鉴于党校在推动京剧革新方面成绩斐然，毛泽东做出决定，将尚在筹备阶段的延安平剧研究院纳入中央党校管辖范围。到了1945年8月，杨绍萱被任命为党校平剧研究院的院长。
毛泽东对《逼上梁山》这部集体创作的剧本评价颇高。1945年6月，他在《七大的总结》报告中提到：“《逼上梁山》是集体创作的成果，这种方式有何不妥？创作的话语权不应只掌握在一个人手中，应该让大家共同参与。”同年，延安正式出版了《逼上梁山》的剧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