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暗藏在社会各阶层的反革命分子尚未被完全清剿，中央和地方也鼓励群众对遗留的反动派踊跃举报。

1951年，因为一封匿名举报信，四川荣县地方机关将一名叫黄茂才的教师逮捕缉拿。

法官手中的大量历史材料，都在证明眼前这名“国民党特务”与大屠杀有着紧密关联，终审决定对其实施枪决。

黄茂才有口难辩，可又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自证清白。在生死关头，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说话也颠三倒四的。

“我没有杀害革命英雄！”

“江姐她还给我织过毛衣！”

“我给曾紫霞她们送过信，给党传递过重要情报，我真的没有作恶！”

这些话犹如平地惊雷，让整个法庭一片哗然，而黄茂才的判决也不得不延缓执行。

这其中究竟有怎样的曲折和不为人知的隐秘呢？

1937年正是抗战初期，国民党为了补充兵力，在全国范围内大肆征兵。说是征兵，实际就是抓壮丁。

黄茂才出身于一个贫困家庭，没靠山、没背景，正是被抓壮丁的首选目标。

家中只有这么一个孩子，母亲为了不让他死在战场上，四处求爷爷告奶奶，这才求到了地主家大少爷刘重威门下。

刘重威在当地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在川康绥靖公署任了个不大不小的官儿。这是国民党在自己划定的“绥靖区”里，专门用于镇压革命群众的单位，同时也负责抓壮丁。

刘重威感念黄母爱子之心，便让黄茂才进入特务机关得到了一份公职。

1945年，黄茂才被调到渣滓洞监狱，稀里糊涂的成了一名监狱看守，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看守的都是些什么人。

对此，“前辈”们曾好心提醒过黄茂才。

“你管他里面都是什么人呢？没犯事能到这来？咱们只管听上面吩咐，把人看牢了就行，其它的不要问。”

黄茂才老实本分，不是多事的人，这也是上面将他调来监狱的原因之一。

监狱的工作轻松且枯燥，每日固定巡逻、放风、提审和押送犯人回监狱，这就是他全部的任务。

一来二去，黄茂才和这些“犯人”的接触便多起来，慢慢也有了语言上的交流。此时他才发现，这些犯人都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有些甚至还是富家千金。

曾紫霞出身富贵，受教育程度高，且意识超前，自青年时期就投身革命。

1948年，她刚加入共产党就在一次任务中被国民党反动派关进了渣滓洞监狱。

黄茂才听到这里不禁内心一颤，左右看了看，才小声惊呼。

“看不出来，你这女娃子居然是闹革命的？不要命了？”

这段时间，曾紫霞和黄茂才有过几次简单地照面，她觉得这个黄茂才与其他看守有些不一样。

至少，黄茂才不像其他人那样，对这里关押着的“犯人”随意打骂、侮辱，所以偶尔也会同黄茂才说说话。

曾紫霞闻言，疑惑地看向黄茂才。

“你这问题好生奇怪，你是监狱看守，不知道这里关着的全是革命者吗？”

黄茂才倒吸一口凉气，踮脚看向了牢房内的其他女同志。

“上面说你们犯了事儿……”

望着面前这姑娘，黄茂才内心打起了鼓，声音也越来越小，最后甚至只有自己能听见了。

“这个曾紫霞看上去也不像坏人呐？”

曾紫霞看黄茂才这副木讷的模样，心里突然有了盘算，她一边说话，一边盯着黄茂才的反应。

“我们是闹革命，干的都是帮穷人打土豪分田地这些事，中国的老百姓不但要受洋鬼子欺压，还要受自己人盘剥，你说说这叫什么事儿？”

黄茂才听到“打土豪分田地”时，不自觉地流露出了敬佩的目光。他自己就是贫农，祖祖辈辈都在给地主干活，深知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性。

听完曾紫霞的话，黄茂才不知该如何回复。他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要豁出命去管别人的死活，但自己内心的善良下意识就想要帮助他们。

此时，其他看守向这边走了过来，黄茂才只能着急忙慌的对曾紫霞进行了嘱咐。

“你们有些人受了刑，下回我给你们带些伤药。”

曾紫霞看着黄茂才匆匆离去的背影，回头向江姐打听起这个人来。

江姐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区域的重要人物，在丈夫被国民党杀害之后接替了他的任务，江姐比曾紫霞早那么几天被抓进来，对黄茂才了解得并不多。

但是方才听到二人的对话，她与曾紫霞的想法不谋而合，看看能否将黄茂才策反，将其变成自己人。

黄茂才几乎每天都会接收被抓来渣滓洞监狱的“犯人”，但凡进来的人几乎都免不了严刑拷打，可这些人即便是被打得皮开肉绽也绝不透露半点消息。

黄茂才对监狱的手段非常不耻，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自掏腰包，暗中送药，而这对身受重伤的人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于是，江姐便替众人感谢黄茂才。

“黄先生，我们身上没什么金银财物来报答您，若是不嫌弃，不如去称一斤毛线来，我替您织件毛衣可好？”

黄茂才见惯了对他颐指气使的人，如今被这些知识分子以礼相待，反倒有些不习惯。

有了这次接触之后，黄茂才私下里开始自己琢磨什么叫闹革命。有不懂的地方，他就会去向江姐请教。

而曾紫霞也会主动邀请黄茂才，来参加她们私下组织的进步学习会。对革命了解的越多，黄茂才对渣滓洞监狱的革命者就越是敬佩。

“我没本事，也帮不到你们什么，你们有什么需要就跟我说，只要是我能办的一定会尽力替你们办。”

江姐和曾紫霞对视一眼，显得有些为难。

“黄先生，我们有封信需要送出去，您可否帮我们跑一趟？”

她们本以为黄茂才会多少推脱一下，但他不假思索的就答应了下来。次日，他按照江姐给的地址，将新送到了目的地。

其实，江姐为了稳妥，只是先给了几封无关痛痒的信来试探他，看到这几次送信之后都平安无事，黄茂才这才获得了江姐等一众革命者的信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解放，但重庆尚在国民党控制之下，黄茂才既喜又忧，急忙回到监狱通风报信。

“我有一好一坏两条消息要告诉你们。好消息是，新中国成立了，革命胜利了，你们有机会出去了。可……坏消息也是这个，国民党着急撤退，决定将各地关押的革命者都处死。我也不知道渣滓洞什么时候就会执行命令，你们可要早做打算啊？”

大家听到前半段的时候，都抑制不住地低声欢呼起来，可听到后半段时，监狱中马上又陷入了一片死寂。

江姐率先打破低沉的氛围。

“黄先生，不知道您是否还愿意帮我们传递消息？这可能会让您冒着生命危险……”

今时不同往日，自从国民党开始大规模撤退，各地监狱看守得比之前更加严格了，但黄茂才还是应承了下来。

想到自己跑这一趟，能救下这么多人，黄茂才便生出了一股莫大的勇气。

他在国民党当差这些年，虽然没有作恶，可也是在助纣为虐，他希望自己能有一个赎罪的机会。

黄茂才拿到信件之后，立刻找借口离开了监狱，马不停蹄地将信送给了况淑华。她所在的组织是重庆地区专门营救被捕同志的中间站。

组织上对渣滓洞的同志非常重视，于是，他们立即策划了营救行动，而首先要营救的是曾紫霞。

因为曾紫霞的家庭略有背景，最重要的是有钱。国民党高层在撤退之时，到处搜刮民脂民膏，下面办差的人也是有样学样大肆收受贿赂。

最后，曾紫霞在组织和家人的斡旋之下总算被救了出来，可是其他人就没有这样的好运了！例如江姐。

江姐不是一般的革命人士，她早已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借这些狱卒十个胆，他们也不敢放人。

江姐知道自己难逃一死，便找到黄茂才为她最后传递一次消息，这是一封临终托孤的信。此时，黄茂才身上穿着江姐织给他的毛衣，手里攥着那封信，瞬间红了眼眶。

但江姐对此却十分坦然。

“黄先生，这些天多谢你了。我们联名替你写了报告，可以证明你不是反动派，希望以后对你有用。”

江姐的预感是正确的。1949年11月27日，组织紧锣密鼓准备的营救行动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国民党将渣滓洞的革命人士全部杀害，遇害人数高达300余人。

大屠杀之后，渣滓洞监狱的看守也做鸟兽散，各自逃命去了。黄茂才望着空荡荡的监狱，手里握着江姐临终前给他的联名信，忍不住失声痛哭。

这群革命人士，在临死前都不忘给他找一条出路，可是他呢？他是国民党的爪牙，间接害死了300多名革命者，想到这里，黄茂才拿出火柴将联名信燃烧成了一抔灰烬。

他哪里有脸拿着联名信去邀功呢？

后来，黄茂才悄悄回到了四川老家，没有和任何人提起过他曾经在渣滓洞监狱当过差，并成为了一名小学教师，日子过得风平浪静。

直到被荣县机关以残害革命人士的罪名逮捕，让他重新回忆起那饱含血泪的往事。

荣县机关记录了所有黄茂才所说的细节，经过推敲，他们判断黄茂才应该所言属实，可是证据应该上哪儿找？

唯一能证明黄茂才清白的联名信已经被他烧了，而法庭也是左右为难，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于是黄茂才被改判为了15年有期徒刑。

黄茂才对审判的结果没有异议，他认为这也是一种变相的赎罪，但也正是因为这次入狱，让他重新燃起了自证清白的想法。

黄茂才在狱中积极表现，获得了提前出狱的机会。出狱之后，他四处打听当年那些逃出渣滓洞的革命人士，如今身在何处，是否可以替他证明。

当初在渣滓洞里，许多革命人士用的都是化名，黄茂才对他们知道的并不多，在有限的信息下找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当黄茂才以为，这辈子可能要背负着反动派的罪名过一辈子时，这件事情却意外地出现了转机。

重庆机关整理有关渣滓洞的历史资料时，发现了革命者们在狱中多次提到了一个叫黄茂才的看守。

上面记录了诸多黄茂才替同志们传递消息，偷送伤药，还有江姐策反他做线人的等等信息。

重庆机关找到黄茂才，邀请他到重庆烈士陵园纪念馆为群众们讲述当年的红色事迹，也正是因为这个契机，黄茂才得到了曾紫霞正在成都华西医科大任教的好消息。

黄茂才听到曾紫霞还健在的消息，内心五味陈杂。

当年在渣滓洞认识的时候，大家都还是年轻小伙子小姑娘，现在却都成了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他们没想到，两人有生之年还能够见上一面！

当黄茂才出现在门口时，曾紫霞一眼就认出了他，连忙起身相迎。

“黄先生，我们好多年没见了，您过得好吗？”

黄茂才不知从何说起，但与老友重逢的喜悦让他暂时放下了忧愁，曾紫霞得知黄茂才这些年的遭遇，内心充满了愧疚。

“当初我们逃出来之后到处找你，但你已经不在重庆了，没想到你过得这么辛苦。”

为了帮助黄茂才洗刷冤屈，曾紫霞拖着病躯，四处联络当年一起被关押的同志。

幸存下来的革命者们，再一次给黄茂才写了封联名信交予荣县机关。至此黄茂才从1951年被戴上的反革命帽子，终于在1982年摘去了。

与此同时，黄茂才作为红色历史的见证人，被聘为了荣县政协委员，向后代们讲述着当年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