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60年,距离案发32年后,真相才逐渐浮出水面。原来在很早之前日本人就在策划这场暗杀行动,详细情况我们继续往下看。
1928年6月4日,晨曦初破,一列满载要员的列车缓缓驶入皇姑屯车站的轨道,这不仅是一趟普通的旅程,因为车上坐着权倾一时的“东北王”张作霖。
这列特制的政府专列,由二十二节车厢组成,张作霖的座驾位于第三节,与他同行的有政坛显贵靳云鹏、潘复等人,还有他的六姨太、三子张学增及一位日本顾问,一列装有压路设备的列车在前开道。当列车缓缓驶入那座看似平静的陆桥时,一场惊天动地的灾难骤然降临。花岗岩桥墩在巨响中化为碎片,钢轨扭曲,桥梁断裂,仿佛天崩地裂。
张作霖的专车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仅余残破的底盘。前半截车厢脱轨后狂奔二百余米,最终倾覆;后半截则迅速被烈焰吞噬。
现场火光冲天,烟雾弥漫,哀嚎与呼救交织成一片混乱。车厢内更是惨不忍睹,张作霖的车厢内血肉模糊,吴俊升被铁钉穿颅,当场毙命;张作霖则被炸出数米之外,咽喉重创。周大文手部受伤,六姨太脚趾断裂,莫德惠亦未能幸免。校尉处长温守善被废墟掩埋,苏醒后不顾自身伤痛,爬向张作霖,以手绢捂住其喷血的咽喉,与张学增合力将张作霖抬上汽车。
回到大帅府,张作霖血流如注,尤其是颈部伤口,私人医生虽迅速赶到,全力抢救,但终因失血过多,张作霖含恨离世。
临终前,他对六夫人留下遗言:“告诉小六子,以国为重,勿忘国家!我这条命不算什么,让小六子速回沈阳。”
为防止日军趁虚而入,奉天当局紧急封锁了张作霖的死讯,同时急电张学良速归。6月6日,奉天当局发布模糊通告,称张作霖“微伤”,日本人亦不敢轻举妄动。
大帅府内,灯火通明,“张作霖”躺在床上,绷带缠身,杜医生每日例行检查,厨房照常准备三餐,官员们如常应对心怀叵测的日本人,五夫人身着华服,与日本太太们周旋于社交场合,一切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
张学良接到噩耗,悲痛之余迅速恢复冷静。6月18日,他抵达沈阳,先访密友伊雅格,深夜方回帅府。为稳定局势,避免军内分裂,张学良在奉系元老支持下,伪造张作霖遗嘱,接任奉军统帅。
直至6月19日,张作霖逝世的消息才公之于众。次日,张学良被任命为奉天军务督办。掌握东北大权后,国民党元老力劝其归顺中央,共谋国家统一,而日本政府则极力阻挠。
最终,张学良在大帅府宣布:“吾将遵循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易帜归宗。”次日,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同时改四省督办为省政府主席。
回顾张作霖的一生,始于1875年的贫寒之家,16岁涉足绿林,1902年投身清军。辛亥革命后,他崛起为奉天霸主。然而,日本的“满蒙独立”计划视其为眼中钉,多次图谋不轨。
早在1916年,日本将领土井少将接到密令,欲除张作霖而后快。5月27日,张作霖险遭暗杀,虽侥幸逃脱,但已深知日本人之心。此后,张作霖在与日本人的周旋中,既利用又防范,多次化解危机。
1926年,张作霖与直系联手对抗段祺瑞,成功占领多地,直逼上海。然而,内忧外患接踵而至,郭松龄反叛,冯玉祥趁机进攻,张作霖只得求助于日本,却遭其要挟。
1927年,日本“东方会议”确定对华政策,张作霖成为“新满蒙”政策的最大障碍。他逐渐摆脱对日本的依赖,试图利用英美势力制衡日本,此举令日本极为不满。1928年,蒋介石发动“二次北伐”,日本要求张作霖离开北京,张犹豫不决。5月30日,张作霖决定撤退,6月3日晚,列车启程。尽管途中多次收到警告,张作霖仍未足够重视。
4日凌晨,皇姑屯一声巨响,张作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这一刻。事件发生后,各方猜测纷纷,但真相逐渐指向日本。日本领事企图将责任推给南方便衣队,但被奉天交涉署拒绝。日本军方破坏现场,使案件调查陷入僵局。
1960年,距离案发32年后,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原来,早在1928年5月,日本政府已决定铲除张作霖。
河本大作负责策划并执行了这次暗杀行动,他精心布置,最终成功实施了爆炸。尽管事后他制造假象,掩盖真相,但历史终会揭开一切伪装。
河本大作在战后继续参与中国政治,直至1949年被捕,1955年在狱中病逝。他的罪行,如同皇姑屯事件的阴影,永远镌刻在历史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