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于关外白山黑水区域崛起，凭借此地之势，逐步发展壮大。
由于是“小兵面对大国”，凭借武力夺得天下，清初统治者勤勉治国，仅百余年间便造就了与汉唐盛世相媲美的康乾盛世景象。
经研究，乾隆朝末期，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全球之首。
为何如此壮观的经济繁荣，在百余年间就落后于西方，且在先进武器的攻击下显得如此脆弱，不堪一击？
尽管朝代的兴衰更替乃历史必然，然而短时期内出现的巨大变故，依然令人深感震惊，触目惊心。
奢靡骄怠之风在封闭自大的清朝环境中肆虐，加速了其衰败。晚清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微薄俸禄，便是清政府内部腐化的一个缩影。
【“嘉道”中落，渐成颓势】
清初统治者勤勉治理百余年，自康熙中期起，清朝迎来鼎盛，社会安定，国家昌盛，百姓安居乐业，呈现一片繁荣景象。
清朝疆域较明朝扩大一倍有余，至乾隆末年，人口数亦大幅增长，由清初的9000万激增至3亿。
康熙初年，虽历经平三藩之战，军费高昂，但至后期，国库存银仍丰，保持在千万以上，史书载“户部库存常达数千万之巨。”
此时清朝展现着盛世恢宏之态，然“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这个曾至极盛的王朝，背后暗藏巨大危机：贪腐盛行。
经济的蓬勃发展让乾隆帝日渐放松，他不再如往昔般勤勉，转而沉湎于过往的辉煌成就之中。
乾隆六次南巡江南，途中赏景游玩。沿途官员趁机大兴建设，竭力营造奢华热闹的场面，以彰显排场。
部分王公贵族与商人借势敲诈民众，强征捐税，肆意搜刮民财，导致贪污受贿、奢靡之风迅速蔓延，社会风气败坏。
乾隆极为宠信的大臣和珅，以擅长拉拢党羽、进行贪污腐败活动而闻名，其行为尤为显著。
和珅在六部及各省督抚间广结亲信，安插亲信人员，构建复杂权力网络。随后，他倚仗权势大肆贪赃枉法，积累了巨额财富。
查抄和珅府后，民间流传谚语：“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这反映了和珅掌权23年间，贪污巨额财产，中饱私囊的事实。
嘉庆时，满人阿克当阿任两淮盐政，任内搜刮财产无数，成为当地巨富。百姓私下戏称他为“阿财神”，以此讽刺其贪婪。
张集馨，历经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曾任江西藩司，在《自述年谱》中直言，当时手握实权的官吏几无不贪，其任职过的各省，均有挪用公款自肥之现象。
每年被贪污的官银数额巨大，至少达百万两，多则可超过千万两。
据查，乾隆四十二年国库储备达八千万余两，至嘉庆三年已减至不足两千万两，道光三十年更是仅剩八百九十六万余两。
嘉庆、道光时期已显颓势，至晚清末期，贪贿之风更是愈演愈烈，弥漫朝野。
随着社会经济日渐衰退，清朝财政逐渐陷入困境，似乎已走到了山穷水尽、难以为继的边缘。
【中兴之臣，箪食瓢饮】
曾国藩诞生于晚清，正值社会动荡、国力衰退之际，他降生于这一乱世之中。
彼时，社会矛盾激化，列强环伺欲动，清廷内部腐败至极，封建统治如风中残烛，岌岌可危。
可以说，中国封建制度这艘古老船舰，历经二千多年历史洪流的浸泡与冲刷，已由内而外彻底腐朽。
这位源自湖南山村的两江总督，在纷扰的乱世中，依然坚守着勤劳俭朴的难能可贵作风。
曾国藩源自耕读世家，五岁启蒙，后入私塾研习，博采众长，终成学识渊博之士。
他年仅二十六岁便成功考取进士，随后被选拔为翰林院庶吉士。
翰林院庶吉士乃明清特有官职，择当年进士中有能力者充任，赋予皇帝近臣之身份，专职起草诏书等重要文书。
明朝杰出内阁首辅张居正和广受后世赞誉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均有着庶吉士的背景。
曾国藩年少便成庶吉士，仕途看似光明，但其翰林生涯却常伴经济窘迫，生活并不宽裕。
曾国藩初入京履职时，囊中羞涩，连路费都难以凑齐，只得向挚友大启求助。他在笔记中记录道：“向大启借贷作路费，大启慨然应允。”
曾国藩任七品京官时，年薪为45两俸银，另加等额禄米，总计年收入折合为22.5石米。这些构成了他当时全部的经济收入。
当时，每石粮食售价1两5钱4分银子，据此计算，曾国藩年收入大约124两6钱5分。
有人依据古时银两购买粮食的能力进行估算，得出道光年间一两白银大约相当于现今的170元人民币的价值。
按照此换算比例来推算，我们得知曾国藩一年的总收入仅为两万一千多元。
换算成月薪，大约仅为1765元上下。
如此微薄的俸禄，根本无法支撑曾国藩在京城的日常开销，包括衣物、饮食、住宿及出行等基本需求。
史料显示，道光二十一年八月，曾国藩迁居绳匠胡同，每月租金二十千文，折合白银超过13两。
如此算来，曾国藩年租金高达160两银，薪资难以覆盖，更遑论日常衣食与社交开销。
清朝虽推行官员低薪制，但俸禄之低竟难以维持京官家庭生计，如此微薄实在令人诧异。
曾国藩在京任职高官逾七年，仕途顺畅，然而位极人臣的他，竟难以筹措回乡探亲所需的路费。
曾国藩自嘲面临三难：一是在京负债五百余金，无力清偿；加之归家路费尚需四百金，筹措之难，更是雪上加霜。
其二为忧独自归家难返京，家眷与乡务两难全。若携眷回乡，一则路费倍增，难以承受；二则故乡无屋可居，实为困境。
他另有一忧，恐归乡日久，职位为他人所替，归来时无所司职，唯得在京闲置。
不难发现，曾国藩所面临的三重困境，其核心皆源于生活拮据，终究难以摆脱“窘迫”这一根本缘由。
张集馨所述，各省年贪墨官银达数百万，而朝中重臣曾国藩却为数百金忧心。清末官场，清廉与贪腐对比鲜明，实在令人惊愕不已。
更令人惊讶的是，曾国藩因朝廷俸银微薄，竟穿着打有补丁的朝服度日。
即便身患奇痒无比的先天性“莽鱗癖”，曾国藩因囊中羞涩，也只能采用盐水浸泡的土法，勉强缓解瘙痒之苦。
位居一品、曾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竟遭遇如此窘迫之境，这一情景着实令人大跌眼镜，毕竟他曾身处“天下第一肥缺”。
然而，在惊讶之余，人们不禁对其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内心充满了肃穆与钦佩之情。
"清末官场‘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盛行，而曾国藩却清廉自守，一贫如洗。他去世后，儿子甚至需借钱为家人医病，彰显其廉洁家风。"
左宗棠致信家人言：“中兴元老之后裔尚陷饥困，足见文正公之清廉，堪为后世楷模。”此与清廷皇室奢靡生活对比鲜明。
尽管清朝已非康乾盛世，却也不应至此。为何清廉一品大臣会穷困潦倒？国库中昔日的巨资，究竟流向了何方？
【上行下效，大兴贪腐之风】
晚清政治腐败纷乱，这一点从曾国藩一生清贫、常陷窘迫的境遇中便可见一斑，深刻反映了当时朝政的颓势。
所谓“上行下效”，若贪污受贿成官场常态，往往与高层领导的示范行为密切相关。
晚清时，慈禧太后奢靡成风，此风蔓延至清廷官员。众多官员仿效慈禧，贪污受贿，一味追求享乐，腐败盛行。
慈禧好奢华，亦爱新奇之物。处理国事后，常邀外国使节及官眷入宫赴宴，每次宴会均耗费巨资。
据史载，慈禧太后与皇帝每日膳食皆耗资二百两白银，若遇宴席，其费用更是庞大，难以精确估算。
慈禧太后每日膳食费用竟超一品大员全年俸禄，“一日之费”对比“一年之禄”，其差距着实令人震惊。
因此，清朝国库日益枯竭及官员俸禄极低之缘由，似乎均已找到了既合情理又合逻辑的解释。
1890年，慈禧太后为满足个人享乐，力推修建颐和园。然而，当时清政府财政困难，无力承担所需巨额费用。
醇亲王奕澴因慈禧太后施压，无奈将部分原计划用于海军建设的经费转作修建颐和园之用。
最终，颐和园以精巧华美之姿落成，但近代海军因经费匮乏未能成形，从而为甲午中日战争之败埋下了伏笔。
1904年，时值慈禧太后七十大寿之际。
清政府已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该条约规定清政府需支付2亿两白银作为赔款，此举实属丧权辱国。
在财政窘迫与屈辱之际，慈禧表面以节俭为由拒绝官员寿礼，私下却指令亲信继续收受，未减分毫。
军机大臣奕劻等接慈禧暗示后，私下致电各省督抚，令其将廉俸的二成作为贡献“相率呈上”，以确保行动一致。
盛宣怀精选珍贵如意、珊瑚等稀有宝物，并备齐宋元名人字画，进献慈禧太后以贺寿辰，此举深得慈禧太后欢心。
当全国有识之士奋力救国于危难之际，慈禧太后等人仍沉迷于享乐贪婪，这无疑加速了封建王权的崩溃进程。
君主尚且如此行事，又怎能期望朝中官员皆是清正廉洁、不染世俗尘埃之人呢？
正如诗圣白居易所叹：“君主若好奢，贪吏必肆心；君主若好利，敛臣必竭力。”
史料显示，与大太监李莲英结拜的铺垫店店主，借光绪帝大婚一事，成功赚取超过百万的利润。
李莲英倚仗慈禧之威，公然贩卖官职，将职位标价出售，只要银两到位，便能换取相应官衔。
晚清官僚体系已深受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侵蚀，这一现象显而易见，腐败行为在体系中普遍存在，严重影响了官僚机构的正常运作。
为官者视贪污为致富之道，而身居高位者却似乎浑然不觉，只顾追求个人享乐，置若罔闻。
当时，两广总督袁树勋遭人弹劾，称其常贪赃且枉法，有欺上瞒下之行，任地方官期间未曾有过一丝利国利民之举。
据传，袁树勋初至湘潭即侵吞二三十万款项，赴上海后用官银放贷谋取私利达七八十万，在广东则以禁赌为名，收受商人贿赂三十万之巨。
袁树勋的贪污行为仅是其所获不义之财的极小部分，而他个人也仅是晚清末年众多地方官员贪污腐败现象的一个典型代表。
曾国藩，曾任两江总督，为官多年，去世时财产仅勉强凑足两万两白银。相比之下，袁树勋在数年间便积累了超过百万的巨额财富。
清末官场实为权钱交易之所，政治腐败导致社会动荡，民众生活困苦，四处皆是流离失所、哀鸿遍地的惨状。
辛亥革命前夕，报刊文章犀利指出，清王朝政治腐朽至极，病入膏肓，无可挽回。
1912年，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宣布退位，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终结，其统治时代随之画上句号。
回顾晚清沉重历史，可见大厦将崩之际，不乏仁人志士挺身而出，力图挽救国家危亡，然其结果多流于形式，终未能让这个末日王朝重获新生。
种种因素中，官员的拉帮结派、以权谋私及贪污受贿行为，无疑难以推卸其责任。
可以说，清廷末年几载的贪腐行为撼动了封建社会的根基，进而加速了其统治崩溃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