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60年的一个冬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内，一场特殊的宴会正在举行。周恩来总理端坐主位，他的对面是一位身着素雅旗袍的中年女子。这位女子眉眼间依稀可见昔日的皇家气质，但岁月的沧桑已在她脸上留下深深的印记。她就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亲妹妹爱新觉罗·韫颖。当年的皇家格格，如今已是一名普通的政协委员。席间，周总理频频为她夹菜，关切地询问她的近况。看着这位曾经的格格如今安稳度日的模样，周总理露出欣慰的笑容。但是，是什么样的机缘让这位末代格格能与共和国总理把盏言欢？她又经历了怎样跌宕起伏的人生？
一、皇室出身的格格人生
1913年农历十月初八，醇亲王府内张灯结彩，爱新觉罗·韫颖在这个深秋的日子降生。作为醇亲王载沣的女儿，溥仪的亲妹妹，她一出生就被赐予了＂三格格＂的尊称。
在当时的醇亲王府，一个格格的诞生意味着一整套严格的宫廷礼仪随之而来。韫颖刚出生，王府就为她配备了一个总管太监和四名宫女。其中一名专门负责喂养，一名教授礼仪，两名负责生活起居。每天清晨，总管太监会带着宫女们为小格格梳洗、更衣，一丝不苟地完成晨间的各项礼仪。
醇亲王府作为清室宗亲的重要府邸，规模宏大，府中有专门的花园供格格们游玩。韫颖童年时最爱在花园里的芍药亭驻足。每到春日，各色芍药竞相开放，她常在此处练习描花绘画。王府中还特意为她开辟了一处小菜园，这是王府特别的待遇，因为在当时的贵族家庭中，让格格接触泥土是不被允许的。
1916年，年仅三岁的韫颖开始跟随嬷嬷学习满语。在当时的王府中，满语是最基本的交际语言。每天清晨，她都要准时到书房，在嬷嬷的指导下朗读满文经典。除了满语，她还要学习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王府特意从南方请来了一位精通古琴的老师，每周定期为她授课。
然而，这看似尊贵的生活背后，却是重重的约束。韫颖从五岁起就要学习＂端庄＂，走路时双手必须放在腹前，步伐要轻盈均匀；说话时声音不能超过三尺，笑不能露齿。即便是用餐，也有严格的规矩，必须等长辈动筷才能开始，食不言寝不语是最基本的要求。
1919年秋天，一场变故打破了韫颖平静的生活。因为溥仪与端康太妃的矛盾，她的母亲被卷入其中。在一个深夜，母亲服毒自尽。这一变故让六岁的韫颖失去了最亲近的人。之后的日子里，她被安排搬到王府偏院居住，由祖母亲自照料。
祖母是位严厉的长者，对韫颖的要求更加苛刻。每天除了正常的功课，还增加了《女诫》《列女传》的学习。在祖母的严格管教下，韫颖渐渐成长为一个举止得体的格格。但这样的生活并未持续太久，1924年冯玉祥驱逐清室的命令，彻底改变了这个年轻格格的人生轨迹。
二、动荡岁月中的沉浮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部队进驻北京城，发出了著名的＂逐帝令＂。皇室成员不得不在三日之内离开紫禁城。韫颖随家人匆忙收拾细软，带着几件贵重物品和衣物离开了生活了十一年的王府。
离开北京后，韫颖随家人辗转来到天津日租界。为了避人耳目，醇亲王将全家的姓氏改为＂金＂。韫颖也从此改名为金韫颖，暂居于维多利亚道的一处公馆。这座两层楼的西式建筑虽不及王府富丽堂皇，但在当时的天津也算是高档住宅。
在天津的日子里，溥仪对这个妹妹格外关照。每月固定给予一笔生活费，还为她配备了两名女佣。溥仪深知妹妹自幼受到的教育过于陈旧，特意为她聘请了英文教师和音乐老师。每周三次的英语课和钢琴课，让韫颖逐渐接触到了新式教育。
1925年春天，溥仪为韫颖请来了一位日本女教师，教授她日语和现代礼仪。这位教师不仅教授语言，还带领韫颖参加租界内的各种社交活动。在一次网球俱乐部的活动中，韫颖认识了不少租界里的年轻人，其中就包括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润麟。
1927年夏季，天津发生了一场大水灾。租界内的不少房屋被淹，韫颖所住的公馆也未能幸免。在这场灾难中，溥仪将妹妹接到了自己居住的花园洋房暂住。这段时间里，兄妹俩朝夕相处，感情更加深厚。溥仪经常带着妹妹去租界的电影院看场电影，或是到维多利亚公园散步。
然而，这种相对平静的生活并未持续太久。1931年，随着日本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加剧，天津的局势也日益紧张。溥仪开始频繁与日本人接触，不时有日本军官到访。在一次家宴上，溥仪向韫颖提出了与润麟联姻的建议。
润麟是婉容皇后的亲弟弟，自幼就与溥仪交好。在天津这几年，他常来公馆拜访，与韫颖也渐渐熟络。这门婚事表面上是青梅竹马的结合，实则暗含政治意味。溥仪希望通过这桩婚事，进一步巩固与日本方面的关系。
1932年初，一场简单的婚礼在天津举行。婚后的韫颖搬入了位于英租界的新居。这座带有花园的洋房虽然精致，却难掩世事的纷扰。随着溥仪即将前往东北的消息传开，韫颖的生活再次站在了转折点上。这一年的深秋，润麟突然提出要随溥仪一同赴东北，韫颖不得不面临是否随行的抉择。
三、特殊时期的求生路
1933年初，韫颖随丈夫润麟抵达长春。在这座被改名为＂新京＂的城市里，她被安排住进一栋日式建筑内。表面上，韫颖享受着＂伪满洲国＂高级官员家属的待遇，实则每日都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监视之下。
在长春的头几个月，韫颖被要求参加各种公开活动。从访问日本学校到出席军官夫人茶会，她的一举一动都必须按照日方的安排进行。甚至连日常穿着，也被要求改成日式和服。每周还必须参加＂新民会＂组织的各类学习会，接受所谓的＂新国民教育＂。
1934年夏天，一位名叫田中幸子的日本女子被派到韫颖身边担任＂生活指导＂。这位＂指导员＂不仅负责监视韫颖的日常活动，还要教授她日本礼仪。在这种严密监控下，韫颖开始暗中接触到了一些反日人士。其中包括在日本商社工作的中国职员张明，他实际上是地下党的情报员。
通过张明的介绍，韫颖认识了几位在医院工作的护士。这些护士以照顾她身体为由经常往来于她的住所，实则是地下党的联络员。韫颖利用参加茶会的机会，将从军官夫人们口中听到的情报通过这些护士传递出去。
1935年深秋，一次意外的机会让韫颖得以帮助一位受伤的八路军战士。这位化名＂小李＂的同志在执行任务时受伤，被护士安排藏在韫颖住所的地下室里。利用润麟出差期间，韫颖将自己的换洗衣物和食物偷偷送给＂小李＂，并在他伤愈后协助他安全离开。
1936年初，韫颖遭遇了一次严重的盘查。日本特务机关怀疑她与反日分子有联系，对她的住所进行了彻底搜查。所幸提前得到消息，相关证据都已销毁。但从那以后，她的活动范围被进一步限制，甚至连参加茶会都必须有特务陪同。
1937年七七事变后，形势更加严峻。润麟被调往沈阳工作，韫颖则被软禁在长春的住所内。这期间，她仍然设法通过医院的渠道，继续为地下工作者提供帮助。她将自己的首饰暗中变卖，资助了多位地下党员和革命志士。
1945年8月，随着日本投降，韫颖终于摆脱了长达十二年的囚笼生活。然而，战后的东北局势动荡，韫颖与润麟在混乱中失散。她不得不独自在长春、哈尔滨等地辗转躲藏。直到1948年初，她才在一位地下党员的帮助下，通过秘密渠道辗转回到北京。这期间，她更换了多个住所，有时甚至要躲在教堂的地下室里度过漫漫长夜。
四、新中国的重生之路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此时的韫颖正在北京西城区的一间平房里收听广播。作为前清皇室成员，她主动向新政府登记，如实报告了自己的身份背景和在东北的经历。
1950年春，组织安排韫颖到北京第一纺织厂工作。这位曾经的格格第一次走进工厂车间，开始了完全不同的生活。从最基础的挡车工做起，她每天早上五点起床，骑自行车往返于住所和工厂之间。工厂领导考虑到她的特殊身份，原本想给她安排较轻松的工作，但被她婉拒了。
1951年，韫颖被调到工厂的文化小组。利用业余时间，她开始教工人识字。在她的教室里，既有年过半百的老工人，也有十七八岁的年轻姑娘。她把自己所学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工友们，从基本的识字到简单的算术，再到书法练习，都倾注了极大的热情。
1953年冬天，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一位来自东北的工人认出了韫颖，说起了当年在长春的往事。原来这位工人正是曾经被韫颖救助过的地下党员的家属。这段往事被报告给了上级组织，韫颖在东北期间暗中协助地下党的事迹得到证实。
1954年，组织决定将韫颖调入北京市政协工作。在这个新的岗位上，她开始接触更多的社会工作。从参与妇女识字班到筹办社区文化活动，她的工作能力得到了充分发挥。特别是在接待旧式知识分子方面，她的皇室背景反而成为了沟通的桥梁。
1956年，韫颖参与了一项特殊的工作——协助整理清代宫廷文物。她利用自己对宫廷制度和满语的了解，为故宫博物院的文物编目工作提供了重要帮助。在整理过程中，她发现了不少珍贵的历史文献，其中包括一些记载清朝后期重要历史事件的满文档案。
1958年，韫颖被任命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在这一年里，她多次参与接待海外归来的华侨。她的举止得体和谈吐优雅，让许多海外游子感受到了祖国的变化。同年，她还参与了北京市第一个华侨接待站的筹建工作。
1959年，为了支持国家建设，韫颖将自己珍藏多年的部分古籍和字画捐赠给了国家图书馆。这些珍贵的文物中，有些是她从醇亲王府带出来的，有些则是她在天津期间收集的。其中最珍贵的是一套清代内府抄本的《四库全书》残卷。
到了1960年，韫颖的工作重心转向了文物保护领域。她参与制定了北京市古建筑保护条例，并多次深入胡同调查记录老北京的历史建筑。在一次调查中，她在东城区发现了一处清代王府的匾额，及时制止了这处历史建筑被改造的计划。
五、晚年生活的点点滴滴
1961年春，韫颖搬入北京西城区的一处四合院。这座院子虽然简朴，却收拾得井井有条。院子里种满了她亲手栽培的月季，每到花期便香气四溢。她将自己的书房布置在东厢房，经常在那里整理文史资料，接待来访的故宫研究人员。
1963年，韫颖开始参与编撰《清代宫廷生活实录》。她将自己年幼时在宫中的见闻，以及从父辈那里听来的故事，都一一记录下来。特别是关于清朝末期宫廷礼仪、节庆活动的细节，她都能准确描述。这些第一手资料为研究清代宫廷文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1965年，一位日本学者专程来访，请教有关满文典籍的问题。韫颖不仅帮助他辨认了一些难解的满文字句，还为他讲解了很多满族风俗。这位学者后来在东京出版的论文中，专门提到了韫颖对满学研究的贡献。
1966年至1976年间，韫颖的生活一度陷入困境。但她始终保持着阅读和写作的习惯，默默地继续整理历史资料。她将自己收藏的一些珍贵照片和文件妥善保管，这些资料后来成为研究清史的重要档案。
1977年，韫颖重返工作岗位，担任故宫博物院的顾问。她协助整理了大量清代文物，尤其在辨识后宫服饰、器物方面提供了专业意见。她还参与编写了一本关于清代后妃服饰的图录，对清代宫廷服饰制度作了详尽考证。
1980年，已经年过古稀的韫颖开始为青年学者授课。每周二下午，她都会在家中会客厅为几位研究清史的学生讲解满语和宫廷礼仪。她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一代。有时还会为学生示范满族传统乐器的演奏方法。
1982年，韫颖开始口述自己的回忆录。从醇亲王府的童年时光，到天津租界的避难生活，再到东北的艰难岁月，她都做了详细的记录。特别是关于那些在战争年代帮助过她的普通百姓，她都一一提及，记录下他们的善行。
1984年，韫颖最后一次回到故宫。她漫步在熟悉的庭院之间，为故宫的维修工作提出了许多专业建议。特别是关于宫殿彩绘的修复问题，她提出了要严格按照清代的工艺标准进行。
1985年冬，韫颖将自己收藏的最后一批文物捐赠给国家。这些文物包括几件清代宫廷织绣、一套珐琅彩瓷器和几册满文手稿。其中有一件是她祖母留给她的点翠头面，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1986年初，韫颖在整理文稿时突发脑溢血，被送往医院。在医院期间，她仍然惦记着未完成的满文典籍整理工作。她将病床搬到靠窗的位置，只要身体状况允许，就会继续工作。同年深秋，韫颖在北京协和医院安详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