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法院判决书因“重结果、轻说理”饱受争议。许多判决书仅机械引用法条，对争议焦点、证据认定、法律适用逻辑避而不谈，导致当事人“胜败皆不明”，社会公众质疑司法公信力。这一现象背后，是司法效率与公正的深层矛盾，更是制度、能力与观念的多重困局。本文结合实证数据与典型案例，剖析成因并提出解决路径。

在民事与刑事案件中，判决书对证据的采纳与采信常以“证据合法、真实、关联”等公式化表述一笔带过。例如，某借贷纠纷判决书中，法官仅以“孤证不立”驳回原告诉求，却未解释为何不采信被告还款字据的鉴定矛盾。刑事判决书中，85%的案件证据说理字数占比不足5%，且多集中于无争议证据的罗列。这种“流水账式”证据列举，难以体现法官心证形成过程，导致当事人对事实认定产生怀疑。

部分判决书未明确归纳争议焦点，或对控辩意见选择性回应。例如，某离婚案件判决仅用“感情破裂”概括离婚理由，未对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核心争议展开分析。在“上海行人闯红灯肇事案”中，法官虽通过监控视频详细还原事故经过，但对“为何行人负主责而司机无责”的法律逻辑未充分阐释，引发公众对“谁弱谁有理”的误读。

判决书常以“依据某法条”直接得出结论，回避法律解释与价值权衡。例如，某合同纠纷判决书仅引用《民法典》第143条认定合同无效，却未说明具体违反公序良俗的细节。相比之下，“惠阳于德水案”判决书用80%篇幅论证ATM机故障与盗窃罪构成的关系，通过法理与情理的平衡，使缓刑判决获得广泛认可。然而，此类“论文式”判决书仅占极少数。

1. 案件数量爆炸式增长：基层法官年均结案量普遍超过200件，部分法院甚至达500件以上。面对“案多人少”压力，法官需在数小时内完成判决书撰写，释法说理被视为“可压缩环节”。

2. 繁简分流机制失灵：尽管《民事诉讼文书样式》要求区分案件难易，但实践中“简案略说”异化为“简案不说”。例如，某交通事故案件因法官未解释证据排除理由，被当事人质疑“暗箱操作”。

1. 专业素养不足：部分法官缺乏法律解释方法的系统性训练，难以将法条与个案结合。实证显示，基层刑事法官中，70%依赖“传帮带”经验写作判决书，法学理论应用能力薄弱。

2. 说理动力缺失：现行考核体系以“结案率”“发改率”为核心，释法说理未被量化评价。某中级法院调研显示，90%的法官认为“说理充分与否不影响晋升”。

1. 考核机制错位：法官因担心说理详细增加二审改判风险，选择“安全路径”。例如，某侵权案件一审法官因详细论证过错比例被二审推翻后，后续案件仅列法条。

2. 舆论干预司法：裁判文书上网后，法官面临公众对细节的严苛审视。某合同纠纷判决因“显失公平”一词未展开论证，被网友质疑“主观臆断”，导致法官后续案件回避说理。

1. 深化繁简分流：对医疗纠纷、知识产权等复杂案件强制要求详细说理，简单案件采用模板化文书。武汉江夏法院通过全流程释法说理机制，将说理嵌入立案、庭审、判后答疑各环节，纠纷化解率提升30%。

2. 引入智能辅助工具：利用AI技术自动生成证据分析框架，减轻法官文书写作负担。例如，江苏法院试点“裁判文书智能生成系统”，将法官精力集中于核心争议点。

1. 专项培训与案例指导：最高人民法院可通过“法答网”发布说理典范案例（如“惠阳于德水案”），组织法官学习逻辑推演与情理融合技巧。

2. 跨领域专家支持：在食品、生物等技术类案件中，引入专家陪审员协助法官理解专业证据。全国人大代表唐利军建议，建立法官与行业协会的常态化交流机制。

1. 将说理质量纳入绩效考核：对证据分析、争议焦点回应、法律解释等维度设置评分标准，与法官晋升、评优挂钩。重庆法院试点“文书说理星级评价”，激励法官提升说理水平。

2. 完善司法责任豁免：明确“只要说理符合证据条件，即使后续事实认定错误亦不追责”，消除法官后顾之忧。

1. 判后答疑制度化：如江夏法院通过判后答疑化解当事人心结，2024年涉诉信访量下降25%。

2. 普法宣传创新：通过短视频、漫画等形式解读典型案例，增强公众对司法逻辑的理解。全国人大代表郭红静建议，法院应“走出去”挖掘群众关注案例，用通俗语言传递法治精神。

释法说理不足的本质，是司法公信力与效率价值的冲突。唯有通过制度优化、能力提升与社会协同，才能打破“法律条文复读机”的困局。正如全国人大代表陈灿所言：“判决书承载的不仅是裁判结果，更是法治精神的温度传递。”当每一份判决书都能“讲清法理、讲明事理、讲透情理”，司法才能真正成为社会共识的凝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