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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红山口会议”

1992年6月23日至27日，中国足协在北京西郊红山口召开了一次具在中国足球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红山口会议”。会议以改革为主题工作会议。会议决定把足球作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确立了中国足球要走职业化道路的改革方向。

1994年4月17日，当时由12支球队参加的中国足球顶级联赛——“全国足球甲A联赛”拉开帷幕，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就此启程。

时光荏苒。

“红山口会议”过去30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敢问一声：足球改革30年，成果呢？

职业联赛开打28年后的今天，中国联赛成熟了吗？发展壮大了吗？眼睛轻轻扫过：满目疮痍，一片狼藉，不堪入目。

足球改革成为一纸空文。

联赛成了笑话。

何以至此？

回首走过的漫漫时光，我们的目光离不开一个巨大的、无所不在的身影——中国足协。

中国足协主导而开启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功莫大焉。但是，近30年来一竿子插到底的管理方式，拒绝并打压改革，成为中国足球以及职业联赛不进而退、到头来一地鸡毛的罪魁祸首。

那么，中国职业联赛从联赛到底该由谁管理？

就像我前面在文章里说的：联赛参与者和主体——俱乐部及其投资人请教练、买球员、建球场、搞比赛，白花花的银子流水一样花出去，当然得组建起一个由联赛参与者、投资者主导并管理的足球游戏系统，他们按照足球规则、法律法规允许的范畴以及足协的相关规则来运作，挣钱了，我们皆大欢喜；亏了，自己活该。

但是，问题是，当投资人花掉大把大把的银子之后，却横空来了个婆婆要领导一切，规则他要制定，落实他要亲力亲为，赛程他要安排，引进球员他要干涉，裁判他要来请，处罚奖惩都归他管，你挣的钱他还要来分；把所有的权力牢牢抓在手上，挥着大棒子高高在上，唯我独尊，吆五喝六——这联赛能搞起来吗？

有比较才会见差距，才知道我们不进而退、到头来一地鸡毛的原因。

看看足球发达国家的联赛是怎么搞的。

《足球》报十问中国足协

放眼世界各国职业联赛，尤其是在欧洲的五大联赛，职业联赛由职业联盟自己独立经营，私人拥有，自负盈亏，这叫天经地义，国家足协只是宏观的政策、规则的管理与指导，方向的把控和监督，而无权干涉职业联赛事务，足协只管国家队建设、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不说现在那些足球发达国家是如何管理联赛的，看看20年前。

2002年8月，新华网上有一篇文章《国外管理模式：足协管理国家队 职业联盟负责联赛》这样说：

“意大利和英格兰等都有成功的职业足球联赛。他们的足球体制有一个共同点：职业联赛由职业联盟管理。而足协只负责国家队训练、比赛等相关事务，并在技术等方面为联赛提供帮助”。

报道说，新华社驻伦敦、罗马、巴黎、汉城等地记者最近对所在国足球界人士进行了采访，看到这样的情形——

英格兰：

“英格兰足总新闻部主任尼克在接受新华社驻伦敦记者王子江专访时介绍说，主管英格兰超级联赛的超级联盟是一个独立的组织。它完全独立地组织比赛，制定赛程，独立进行包括电视转播、赞助商、冠名权等商务开发。”

“英格兰足总(相当于中国足协)与英格兰各级联赛组织的关系是：既相互独立，又密切协作。彼此原本是互无联系的，只不过越发展到后来合作越多。”

“英格兰足总主要的经济来源是靠国家队的比赛和足总杯赛以及有关的商业活动，但并不插手俱乐部的经营和管理活动。”

英格兰联赛

意大利：

“意大利文化部副部长、前意大利奥委会主席马里奥•佩斯坎特在接受新华社驻罗马记者袁锦林采访时认为，意大利足协与各俱乐部的关系可算是“大集体”与“小个体”的关系。意大利甲级联赛也由职业联盟来管理。”

“他说，意大利足协在帮助各地足球俱乐部完善和提高足球技术方面具有独特的影响和作用，尤其是在采集和通报国际足坛信息、足球技术的最新状况及其趋势等方面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

不仅如此，“足协每年还可从足球彩票中获得合法资金20亿美元左右，帮助各俱乐部支付日常开支。”

意大利联赛

法国：

新华社驻巴黎记者王敬诚在采访中了解到，法国足协属于政府部门管辖的协会性机构，其使命是“为公众服务”，具体任务是“在法国组织、发展和监督法国足球运动和足球教育”。也就是说，法国足协并不具有直接管理联赛的权力。

法国大巴黎

近邻韩国：

“韩国足协宣传部门负责人刘永喆在接受新华社驻汉城记者高浩荣采访时介绍了韩国足球体制。他说，韩国足协并不直接管理各俱乐部，俱乐部由韩国职业足球联盟管理。足协只对全国足球发展提出规划，并对各下属团体进行指导和监督。韩国足协下属的团体有职业足球联盟、实业足球联盟、大学足球联盟、高中足球联盟、中学足球联盟和小学足球联盟。”

2004年10月20日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有一篇文章《欧洲各国足球联赛职业联盟一览》，分别介绍了欧洲部分国家职业联盟的状况——

韩国联赛

“英超联盟堪称欧洲楷模”。1991年，由于对在电视转播权收入分配上的不满，以曼联为首的“五大豪门”连同各队发起运作一个新的联赛，也就是后来的英超联赛——这类似于中国的“G7gm”，不同的是，英格兰成功了，而中国的“G7”被“镇压”了。

“英超联赛在财政上从英格兰足总的体系中彻底独立出来，有了独立进行商务开发、赞助谈判的权利，而转播权也不再属于英足总，成为了可供英超联赛自己支配出售的权益之一。英超联盟是由英超各个俱乐部的主席或者其代理人组成的，职业联盟抛开了传统足总管理模式的制约，以20支俱乐部整体的方式与赞助商谈判，利益上照顾所有球队的利益。”

“德国职业联盟掌控联赛”。“职业联盟在受到足协的监控的前提下统管德国甲级、乙级乃至低级别联赛的赛事、经营等方方面面。并且在对各支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直接管理上，职业联盟拥有绝对的权力，足协干预的情况屈指可数。”

“联盟还产生了12名联盟董事会成员，联盟每一个决定都是由联盟董事会经过委员会会议协商后做出的。”

拜仁豪取德甲联赛八连冠

“意大利职业联盟组织健全”。“其中与职业联赛有关组织包括国家职业联赛联盟与C级联赛职业联盟。联盟任务包括确定两级联赛俱乐部数目与资质审核、确定赛程并组织联赛正常运行，制定外援政策，制定包括电视转播权在内的商业开发计划，以及各俱乐部之间的收入分成形式。”

“主席是职业联盟的领导者，从甲、乙级俱乐部领导中选举产生，此外设副主席一名。职业联盟的决策机构是联盟理事会，目前有14名成员，其具体构成是：5家甲级俱乐部领导人与5家乙级俱乐部领导人，3名足协代表和1名独立代表。”

“西班牙职业联盟斗争而生”。“西班牙足球也是在各俱乐部连年赤字、足协坐享其成的情况下变生改革，依靠健康经济法和体育法做支撑，成立了职业联盟，并通过自身不断的斗争，才拥有今天的地位。”

这也类似于中国的“G7gm”，但是，西班牙职业联盟斗争成功，“g7”则以失败告终。

“西班牙职业联盟规定，不管是会员制俱乐部还是股份制俱乐部，一旦参加职业联盟，就得由职业联盟统一来安排一定数量的赞助商，统一安排比赛的开赛时间，比赛用球，以及统一规定给客队球迷的球票的价格。在商业开发上，西班牙职业足球联盟拥有完全的自主权，他们拥有自己开发、生产和销售产品的权力，电视转播、赞助商也由职业联盟自己决定。而足协全部的精力几乎投入到了各级国家队的管理之中”。

以上是20年前足球联赛发达国家联赛管理状况。现在呢？其职业联赛管理只能更科学、更合理、更完善，才让联赛生生不息，活力四射。

西班牙联赛

世界上足球联赛成功的管理模式就摆在面前，但是，中国足球联赛的管理权力一直被中国足协牢牢的抓在手上，一刻都不放松，哪怕世界潮流汹涌澎湃，我自岿然不动。

早在2000年09月13日《时代商报》便刊登一篇文章《影响中国足球的是改革——章健欧洲归来谈足球》。文章说，“刚从欧洲归来的海狮俱乐部总经理章健针对中国足球的现状，大发感慨，认为真正影响中国足球的东西不是假球黑哨，而是改革。”

文章写道，“章健认为，中国足球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喊假球黑哨太多了，而真正督促足球改革的声音太少了，并没有真正解决束缚中国足球发展的体制问题，日本和韩国一定在价着乐，因为中国足球一直在喊着抓假球黑哨，而没有看到最根本的还是体制上的束缚。”

但是，“体制上的束缚”却坚如磐石。

中国足协不仅不改革，而且打压改革，在阻挠中国职业联盟的成立上，中国足协不遗余力。

两年后的“G7gm”就是一个鲜活例子。

不管后来人们怎么评说“7G事件”，是闹剧也罢，争取话语权也罢，但是，他们提出的“政企分开，管办分离”、成立由“中超公司”而不是足协独立管理运营中国联赛的诉求，显然是符合足球发展规律的难得之举。

2004年10月2日，沈阳金德主场对北京现代的比赛因为主裁周伟新判罚点球，引发罢赛，成为后来G7gm的导火索。事后，“足协裁委会认定周伟新的判罚没有问题，但足协某些领导却在不久后判定为误判，取消了周伟新在当年余下8场比赛的执法资格”。

周伟新于是为此愤然发表个人声明：中国足协“采取牺牲我来取悦他人的行为和对我个人名誉造成的伤害表示强烈的愤慨，并且保留对中国足协采取必要的法律手段的权利”。他同时呼吁有“良知”的裁判员彻底抵制以后的中国足球各级联赛，来维护裁判员自己的利益，再不能让裁判员成为黑暗腐败中国足球的替罪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11年，有关方面“证实国安罢赛战，周伟新有金钱交易，前国际级裁判周伟新日前因收受贿赂操纵比赛被警方带走”。

周伟新被警方带走

北京国安罢赛后，实德投资人徐明走了过来，组织7家俱乐部联合向足协讨要话语权，要求改革足球体制。这个被称为“G7联盟”的有个纲领，就是要求“政企分开，管办分离”，成立相对应的中超公司——那时候没有中超联盟这一说。

这就是明目张胆地要脱离中国足协，不想跟“婆婆”一起玩了。

眼看至此，这个关键时候足协不能继续当鸵鸟了。

以专职副主席阎世铎为首的足协管理层与G7代表们进行了沟通。之后，足协的答复是：

“这是政治问题，已经超出足球范畴了。足协没有权利进行这些改革。”

不仅不直面问题，抓住机会进行改革，反而上纲上线。

不止这些。据作者为哈姆西罗2020年4月20的一篇文章《中超职业联盟难以成立的病根在这》称：

阎世铎还怒吼道：“只要我们中国足协的副主席还在负责，只要还是党的领导，就不允许你们的行为得逞。”

当时的上海市体育局局长金国祥色厉内荏地斥责道：“没有组织，没有纪律，你们继续下去是非常危险的。”

而北京市体育局局长孙康林则给这些俱乐部扣上大帽子：你们这种行为就是“文化大gm”，党和政府绝不会允许你们搞这样的运动！

探索联赛管理机制，促进联赛健康持续发展，在中国足协和这些官员的眼里，就是大逆不道，上纲上线，扣大帽子，难以想象这是一个足球最高管理机构的能够做出来的。

就这样，面对俱乐部的改革诉求，中国足协不仅不研究、不思考、不支持，反而给改革倡导者扣上谁也戴不起的大帽子，致使联赛最好的一次改革机会胎死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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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4日00: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