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我国大船海工（CSSC）因挪威公司Seadrill单方面取消了价值130亿人民币的订单，陷入了巨大的财务危机。Seadrill取消了两艘超深水钻井平台的订单，并要求大船海工退还13亿人民币的定金。这一决定直接导致大船海工的资产负债比剧增，现金流告急，最终在2019年1月宣布破产重整。
该事件不仅是一起普通的商业纠纷，更反映了国际船舶制造业在全球化竞争中的复杂性与脆弱性。大船海工在合同签订过程中，为了确保获得订单，做出了不利的让步，例如预付款比例仅为10%，远低于行业惯例的30%。这些条款为后续的法律纠纷埋下了隐患。
挪威取消订单的深层次原因在国际航运和能源产业中，像Seadrill与大船海工之间的订单取消并非个别事件。
全球油气市场经历了持续的低迷，尤其是深水钻井行业。许多公司因市场需求的下降、油价的不确定性以及项目推迟而面临合同履行的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Seadrill选择撤回订单。
Seadrill取消订单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其本身也面临困境。Seadrill的母公司在数年的金融危机后采取了积极的重组措施，减少不必要的开支，退出不盈利的项目。大船海工的订单取消，可能是Seadrill在财务压力下做出的“自救”措施，尽管这对大船海工造成了致命打击。
合同条款与国际仲裁大船海工与Seadrill之间的争议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更是合同法与国际仲裁规则的较量。大船海工在合同签署时为了争取订单做出的让步，给自己埋下了巨大的法律风险。
通常，船舶制造业的合同中，预付款比例为30%左右，以保障厂方在项目进展中能够有足够的资金流。但大船海工为了获得订单，将预付款比例压至10%，这意味着Seadrill只支付了部分定金，却能轻易地取消合同。这为大船海工的后期资金链埋下隐患，给Seadrill提供了更多的法律空间去拒绝履约。
合同中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是由挪威的仲裁机构来裁决，这让我国企业在法律上处于不利地位。我国与挪威之间的法律制度差异使得大船海工在争取权益时面临重重困难。与国内仲裁机制相比，国际仲裁所带来的费用和程序的复杂性，往往使得中方企业处于劣势。
为何选择仲裁？无论是在Seadrill还是大船海工的立场上，国际仲裁都是一种常见的解决商业争端的方式。仲裁并非总是能带来公平的解决结果。根据国际贸易和航运的惯例，仲裁机制常常会涉及高昂的费用和漫长的等待时间。在这场纠纷中，Seadrill与大船海工均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资源，这些投入在没有获得理想结果的情况下，加重了双方的财务负担。
国际仲裁的隐性成本远高于普通的法院诉讼。除了需要支付仲裁费用外，参与仲裁的企业还需要为其法律团队、专家证人以及各种文件和翻译服务支付费用，这使得企业在经济上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对于大船海工来说，这样的成本加剧了其破产的速度。
仲裁胜诉并不意味着企业能立刻解决现金流问题。即便大船海工能够赢得仲裁，最终拿到赔偿，挪威方是否能够按照裁决赔偿，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因此，这种跨国法律争端往往加剧了企业的即时困境，还可能对其长期运营产生负面影响。
大船海工破产的国内影响大船海工的破产不仅是个体企业的倒闭，更暴露了我国造船业在国际竞争中的脆弱性。在全球造船市场中，我国作为全球最大造船国，尽管在技术水平和产量上有着显著的优势，但却时常面临国内外市场的激烈竞争与不确定性。
我国船厂长期依赖外资企业的订单，如今外资撤单事件的发生，提醒我国造船业应加大自主研发与市场拓展的力度。对于我国企业来说，依赖外部订单的模式过于单一，导致在国际经济波动时，产业链的脆弱性容易暴露出来。
尽管我国对造船业给予了大力支持，但企业在全球竞争中的风险管理能力仍显不足。未来，我国造船业需要在加强国际合作的同时，也要更加注重自我造血机制的建设，以增强产业链的稳定性。
如何规避国际交易中的风险？大船海工的破产事件教训深刻，尤其对于那些依赖单一大型订单的企业来说，如何在国际交易中规避风险，是每一个企业都应考虑的重要问题。
企业在签订合同前需要对市场、对客户的背景做深入了解，确保合同条款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在遇到不可预见的情况时，及时通过专业的法律团队进行应对，以避免过多的损失。
船舶行业等高风险行业的企业，应当努力降低对单一客户的依赖，分散市场风险。
通过对这场纠纷的深度分析，我们看到了全球商业竞争中的多重挑战，以及如何在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为企业保驾护航的必要性。
期待您的精彩见解，欢迎在评论区畅所欲言。创作不易，若您喜欢我的内容，点个关注，让我们的联系更紧密。感谢您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