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外交政策与急需的帮助

展荣谈国际 2023-03-09 01:40:03

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女权主义外交政策 (FFP),这表明世界各国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的重要性。然而有证据表明,世界各地的女权运动和妇女权利组织的资金仍然严重不足。

在女权运动既取得重大进展,又在世界各地面临越来越多威胁之时,Mama Cash呼吁各国政府确保女权主义外交政策的实施,能够超越自身的政治姿态和单纯的女权主义言论,为处于推进性别平等和人权最前沿的人提供有意义的支持:即推进各国自主独立的女权主义运动。

女权主义外交政策格局简介

2014年,瑞典外交部长玛戈·瓦尔斯特伦宣布瑞典将成为第一个外交政策实施女权主义方法的国家。随后另有12个国家纷纷效仿,其中一些国家在外交政策的所有部门和方面实施变革,而另一些国家则只在国际事务中采用这种方法提供对外援助。虽然方法各不相同,但该政策的倡导者共同致力于超越传统的性别主流化和"add women & stir"的方法,采用更全面、交叉的方法,承认性别与其他形式的压迫的关系,如基于阶级、种族能力和性的压迫。

一些女权主义民间社会活动家努力从概念上阐明女权主义外交政策的内涵,注重通过重新审视全球体系内的权力、优先事项和结构来实现变革,既挑战现有的不亚等现象,也考虑反种族主义和非殖民化等观点。

迄今为止各类批评强调了在现在国际社会发展合作、贸易、安全和外交方面的政策不连贯性,将“外交政策的惯常做法“贴上女权主义的标签,将破坏女权主义外交政策的整体雄心。女权主义外交政策全球合作伙伴网络是一个包括政府和民间社会在内的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倡议,它认识到这种紧张关系,并努力在外交政策的所有方面推进健全的女权政策和实践。

女权主义外交政策作为一种概念和实践的出现,与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虽然一般政策中对性别平等的投资是重要的,但需要对妇女权利组织和女权运动进行更直接的投资。从理论上讲,女权主义外交政策应该有助于创造一个有利于参与、民主和尊重人权的环境。在妇女权利受到越来越多的抵制、冲突恶化和持续的气候危机的背景下,这一点尤为关键。如果不对女权运动进行具体投资,政府将无法实现其女权主义外交政策的愿景和变革潜力。

界定女权主义运动

女权运动和女权组织这两个词经常被使用,可能会被淡化和混淆。在本篇报告中,我们会交替使用这些术语,特指的是以下团体。

从女权主义和/或妇女权利的角度开展工作。

是由她们所服务的人领导的。

将促进妇女、女孩和/或变性人的人权作为其主要任务,而不仅仅是作为其方案的一部分。

推动社会结构性改革

女权主义运动的作用和影响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女权运动通过其在解决结构性驱动的因素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对创造和维持社会变革至关重要。

性别不平等和其他形式的不公正的问题,需要活动家们扎根于自已社区的运动拥有背景知识和生活经验,使他门在结果中拥有具体的利益。

他们的工作,使他们更有可能支持持续的参与和跟进。在过去的七十年里,妇女在群众运动中奋战在第一线,已经被证明是一个重要的优势,无论是在运动的直接成功方面,还是在确保深刻和持久的社会变革方面。

专家的分析表明,女权运动是反对威权主义的强大力量,妇女对政治和经济包容的要求有助于催化民主过渡,并确保群众运动更有可能导向平等主义原则的民主制度。

妇女运动在反对军政府和加强争取和平的举措也非常出彩。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利比里亚和索马里,妇女采用明显和高调的策略,向各方施压,以开始或重新致力子和平谈判,成功地开展了大规模反战行动,并动员公众舆论运动,鼓励取得实质性进展。

跨国研究发现,国家女权运动的存在大大增加了政府来取行动通过法律和政策改革结束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可能性,并且比妇女在议会中的代表性有更大的影响。

虽然有许多变量影响着妇女的生殖权利,但当女权运动与女性立法者一起工作时,从统计学角度来看,对生殖权利的维护有很大的影响。

在经济正义方面,女权运动和动员与更强大的经济权利,以及在政策框架中对无偿工作和家务工作的逐步承认和支持有关。

女权主义运动处于气候行动的最前沿,领导发展出创新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积极抵制剥削和环境退化,同时加强与其他运动的跨界联系。

为妇女权利组织提供支持的机会

将对女权运动的可及性和影响力的资助纳入政策框架,是各国政府认真履行其承诺和急需的性别平等成果的一个必要起点。然而世界各国政府未能真正弥合意图和实践之间的差距。虽然资源配置被认为是现有框架中的一个关键支柱,并为跟踪政策目标的进展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指标,但各国政府在宣布政策时,并没有系统地增加承诺或引入为妇女权利组织提供资金的机制。

国际妇女研究中心(ICRW) 最近的一份报告分析了七个承诺实行女权主义外交政策的国家的发展融资数据。他们的研究发现,目前这七国对妇女平等组织和机构的承诺为23.7亿美元,仍然是该七国集团对政府和民间社会部门承诺 (261亿美元) 的一小部分 (9%) ,也是其以性别为重点的总援助(1176亿美元) 的一小部分 (2%)"。

一些良好做法

有这么一些有希望的做法,各国政府可以用来借鉴。加拿大的平等基金于2019年成立,获得了各国政府对全球女权运动的最大一笔投资。虽然平等基金是目前女权主义外交政策转化为直接为女权主义运动提供资源的实际新承诺的唯一例子,但其他供资机制,如南方主导基金,显示了女权主义供资的良好做法,以及女权主义对社会资源控制的增加,这是女权主义外交政策框架中的两个关键成果措施。

在平等基金的整个设计阶段,作为与妇女基金、慈善家和非政府组织合作过程的一部分,女权运动得到了广泛的咨询。南方主导基金是由荷兰外交部和南半球的妇女基金合作开发的。来自南半球的领导基金是作为荷兰外交部和南半球主导的妇女基金之间的伙伴关系而开发的,通过联合目标设定和合作监测和学习议程,采取了权力分享的运作方法。

Mama Cash和AWID的Moving More Money的报告中包含了更多关于如何确保资助工具和模式适合目的,并响应女权运动需求的例子。经合组织的《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报告》、《妇女和女童权力的发展伙伴指南》还提供了捐赠者的实际需要做的步骤。

虽然各国政府确实认为提升或确保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知的发展援助,是其女权主义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报告的结论是,这只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援护得到了增加。

承诺或为妇女平等组织和机构引入一个资助机制的实际数据反映了全球妇女权利组织仍然存在结构性资金不足的总体情况。其成员的官方发展援助 (ODA) 数据显示,对妇女权利组织的资金支持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在所有双边官方发展援助中,以性别平等为主要目标的援助约占5%,而在所有以性别为重点的援助中,只有不到2%直接援助给妇女权利组织。此外,经合组织报告说,"三分之二的性别平等援助是通过设在发援会成员国的民间社会组织而不是当地政府"。这表明,即使是分配给性别平等的资金,也没有到达南半球的妇女权利组织的手上,而这些组织实际上正在努力推动资金所要确保的变革。

从想法到实践的落实建议

以实现性别平等为明确目标的外交政策必须对实现预期结果所需的投资保持诚实和现实主义。要想实现成功的女权主义外交政策,以及政府和捐助者实现其既定政策意图的能力和可信度,都取决于独立自主的女权主义运动所拥有的工作资源。

目前意图和实践之间的脱节揭示了女权主义外交政策尚未实现的潜力。我们必须承认,即使有了政治意愿,希望资助女权运动的政府捐助者仍然面临着一些限制,其中有很多是在《2020年资金流动》的报告中,这些都被确定为“绊脚石”。

展望未来,我们赞同ICRW的建议,即承诺实行女权主义外交政策的政府应尽可能定为全球最高水平的目标。具体而言,我们呼吁各国政府将为女权运动提供资源作为其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引入可衡量的目标,以推动为这些组织直接提供更多的核心、灵活和多年期资金。

实施的主要行动

以下行动概述了政府可以采取的步骤,作为其女权主义外交政策的一部分,用以直接支持与保护。通过增加适合目的的发展援助,维持女权运动和女权组织的工作。

设定目标

增加对性别平等的投资,确保100%的官方发展援助承诺将性别平等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至少分出20%作为主要组成部分。

将以性别为重点的官方发展援助承诺中直接提供给妇女权利组织的总比例提高到10%这与7国集团的目标一致。考虑将10%的性别平等主要资金直接分配给妇女基金,正如Prospera INWF所倡导的那样。

审查和修订资金流动方式 (筹资方式)

最大限度地应用女权主义筹资原则并调整。利用这四块基石的做法,更好地资助女权运动。

认识到性别平等的双轨制 (即独立的和主流的)

有意设计独立的资金流和援助机制,让女权主义和妇女权利组织和运动可以直接使用,而不是通过多边机构提供资金。

通过所有专题发展援助资金流,包括气候、贸易等,为妇女权利组织和女权运动嵌入资金。至少要优先考虑那些由社区领导的组织,他们努力推进自己的权利,与非社区领导的组织不同。

提供不同的供资档次,采用不同的门槛标准,以覆盖一系列的妇女权利组织和女权运动。

提供多年的、核心的、灵活的资金。这使组织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投资于他们的能力,并抓住机会,在出现的时候推动议程。

善于利用可信赖的、经过验证的机制,如妇女赋权和女权主义基金。通过跨国工作以及正如在主题上一样,妇女赋权和女权主义基金对当地女权主义的需求做出了回应,帮助了活动家和他们的运动。这包括调整做法使再分配援助成为资金流中的一种工具。

让女权主义活动家和女权主义资助者参与设计新的筹资工具,包括在将资金管理外包给第三方,认识到他们在建立强大的女权主义筹资基础设施和解决权力动态以加强和改善方面的专长治理和方案管理。

调整问责制度

找出并解决阻碍女权运动获得资金的矛盾性供资政策。在可能的情况下减少繁琐的尽职调查做法和限制性要求,包括监测和评估,根据供资规模(包括正在提供的赠款规模) 评估这些要求。

在上述基础上,在一个已经非常受控的系统中,研究如何定义信托风险,与组织起来反对不公正的人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维持危害人类和地球的现状的风险相比。政府必须与活动家的勇气相匹配,并评估政府自身的认知度。

风险管理与组织所需的时间尺度和灵活性相对应,以驾驭其环境的变化,用以测试新方法,并带来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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