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建交初期

1950年1月18日，新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越南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桎梏，在艰难的抗法斗争中寻求国际支持，而中国作为刚刚建立的新兴社会主义国家，成为越南第一个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在越南，将1月18日定为“外交胜利日”，这是一种对中越友好关系开端的致敬。

作为越南最早一批参与革命的领导者之一，胡志明派出了合适的人选来担任驻中国代表。他选择了黄文欢，一个在越南革命斗争中深受信赖的人物。黄文欢是早期跟随胡志明投身反殖民斗争的重要成员，多年来在越南革命的熔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堪称老一辈革命家中的骨干。

黄文欢掌握了一口流利的中文，这使他在与中国领导人及社会各界人士的交流中没有语言障碍。他的书法技艺更是一绝，往往能通过一手优美的毛笔字展现越南文化的深厚底蕴，同时也赢得了中国人的尊重。然而，尽管黄文欢有着丰富的革命经历，他从未涉足过外交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外交领域的工作正处于起步阶段。周恩来总理极为重视新中国第一批驻外使节的培养，为此亲自组织了专门的外交官培训班。在这一背景下，黄文欢以归国华侨的身份，被特别允许参与其中。他化名“老蔡”，以低调的姿态融入培训班的学习。他的身份虽然特殊，但他展现出的学习态度和能力，与其他学员并无二致。

黄文欢的政治生涯与挑战

1971年，黄文欢的政治生涯达到了新的高度。他被选为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和法律起草委员会主任，这是一个掌握立法权的重要职位。同年年底，他又进入越南祖国战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

然而，随着1976年北越与南越的统一，越南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此时，黄文欢面临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和严峻。统一后，越南政府本应专注于国家重建，但在黎笋的领导下，越南的政策开始向极端化发展。黎笋一方面推行亲苏政策，另一方面却对中国采取了挑衅态度。这种策略的转变让中越关系迅速恶化，直接导致两国边境的紧张局势逐步升级。黄文欢看到这种变化，深感不安。他在政府内部的多个场合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坚决反对黎笋的亲苏反华政策。

对中国的挑衅行动，包括边境冲突和侵占岛屿，进一步加剧了局势。面对黎笋日益强硬的路线，他选择在党内和国会中站出来发声，直言批评这些政策的危险性。他指出，与中国的友谊是越南革命的重要成果，破坏这种关系会对越南的未来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

黄文欢的反对立场让他在越南政坛内逐渐处于孤立的境地。黎笋及其支持者并不容忍异见，他们对持不同意见的人采取了排挤和打压的手段。黄文欢虽然依然保有自己的职务，但他在决策中的实际影响力开始被削弱。与此同时，他的公开反对也引来了更多的政治压力。尽管如此，黄文欢没有退缩，他继续利用自己的职位发声，试图唤醒党内对黎笋政策的不满，并呼吁对国家方向进行重新审视。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黄文欢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他的反对意见逐渐被边缘化，黎笋的极端政策依然在越南内部占据主导地位。在越共四大召开期间，支持黎笋的派系已经掌握了绝对的主导权。黄文欢的反对声音被视为“顽固”和“危险”，不符合新政权的方向。会议的讨论和表决过程中，他的名字逐渐被刻意忽略。在这种情况下，黄文欢最终被排挤出中央委员会，他的政治影响力在越共高层迅速被边缘化。

自卫反击战

1979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是可忍，孰不可忍》一文，这篇社论拉开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序幕。

中国对越南的挑衅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克制，但越南并未因此缓和态度，反而变本加厉。黎笋政府的军事行动让边境地区的中国居民屡屡遭受袭击和伤害，同时也扰乱了边境经济和社会秩序。面对这种局面，中国最终决定采取反击行动，以维护国家主权和边境安全。

自卫反击战爆发后，越南所宣称的“世界第三军事强国”在实际战场上暴露了自身的弱点。中国人民解放军以迅猛的攻势进入越南境内，仅用了一个月时间便重创越南军队。这。黎笋一直以来通过鼓吹越南的军事力量，试图塑造其强大形象，但在中国军队面前，这种形象被彻底击碎。战争结束后，中国军队在完成作战目标后迅速撤回国内，表明中国无意长期占领越南领土。

黄文欢的流亡与疾病

黄文欢在这个时期的政治处境愈发艰难。他因公开反对黎笋的亲苏反华政策，逐渐成为黎笋政权的眼中钉。为了全面监控他的动向，黎笋在黄文欢的住所内秘密安装了窃听器，周围还布满了暗哨，对他的日常生活和行动进行了严格的监视。这种高压的政治环境将他推向了孤立的边缘，同时也限制了他在党内的发声和活动。事实上，黄文欢已经陷入软禁状态，任何与外界的联系都受到极大的干预和阻挠。

1979年，黄文欢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经过越南医院的诊断，他被确认为患有肺结核。由于越南的医疗条件极为有限，无法提供有效的治疗方案，医生建议将他送往国外治疗。此时，黎笋政权决定将黄文欢送到东德的东柏林接受治疗，表面上是出于对他健康的考虑，实际上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将他“排挤”出越南的政治舞台。

7月，黄文欢按照越南政府的安排，启程飞往东德接受治疗。然而，航线并不直达东柏林，飞机需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中途停留。

当飞机抵达卡拉奇时，黄文欢的健康状况突然变得令人担忧。他的随行人员发现，黄文欢脸色苍白，神情疲惫。他捂着胸口，气喘吁吁地向负责监视他的人员提出请求，说自己的身体状况无法继续长时间飞行，胸口疼痛得厉害，需要休息几天才能继续旅程。虽然随行的监视人员心生疑虑，但黄文欢毕竟是党内资深的革命家，如果在旅途中出现什么意外，责任将无从推卸。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同意让他暂时下榻于当地的一家宾馆。

入住宾馆后，巴基斯坦方面安排了一名医生为黄文欢做基本检查。医生认为他需要休息，便给他注射了一针保健针后离开。他抓住空档，迅速换上便装，以掩饰身份，悄悄从宾馆的后门溜了出去。

黄文欢在卡拉奇的街头步履匆匆，他意识到时间紧迫，身后的监视者很可能随时发现他的离开。他很快拦下了一辆出租车，用尽可能简洁的语言向司机表达自己的目的地——中国领事馆。

最终黄文欢辗转抵达北京。到达北京后，他立即接受了详细的身体检查，医生发现之前的诊断是错误的，他并非患有肺结核，而是已经到了晚期的肺癌。

黄文欢的病情确诊后，中国政府迅速安排他在解放军301医院接受治疗，给予他最好的医疗条件和照顾。虽然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但通过专业的医疗团队和系统化的治疗，他的生命得以延续。

黄文欢晚年的抗争与平反

尽管健康状况每况愈下，黄文欢始终保持对越南政治的高度关注。1989年，黄文欢借助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声望，在北京召开了一场备受瞩目的中外记者招待会。黄文欢直言不讳地揭露了黎笋在胡志明遗嘱问题上的不当行为，指出黎笋曾故意隐瞒和篡改遗嘱的内容，仅公开其中一部分，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除了揭露胡志明遗嘱被篡改的事实，黄文欢在发布会上还全面抨击黎笋执政期间对外政策的失败，特别是亲苏反华路线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黄文欢的这些发言虽身处异乡，却深深影响了越南的政治舆论。随着黎笋去世和越南政治环境的逐渐变化，黄文欢的立场和观点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认同。

到了胡志明逝世20周年的时候，越南政府不得不公开承认，胡志明的遗嘱确实存在一份附录，而这份附录长期未被公布的事实证实了黄文欢的指控。越共中央还对胡志明的逝世日期进行了更正，将官方说法从9月3日改为9月2日。

1991年5月18日，黄文欢因病在北京去世，终年86岁。他的晚年在北京度过，远离了越南国内的政治纷争，但他的思想和行动始终与越南政治息息相关。在病逝前，他立下了一份简短的遗嘱《几句嘱咐》，表达了自己对越南未来的深切期望和对革命事业的信念。黄文欢去世后，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参考资料：[1]李家忠.震惊世界:越南领导人黄文欢来华前后[J].湘潮,2015,0(5):4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