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鸿志（1939.3.18-），曾用名郑洪志，男，山东临朐县人，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9月毕业于青岛医学院（医疗系）后分配至山东省滨州卫生学校（原北镇卫生学校），工作期间参加山东中医学院西学中班并结业。历任山东滨州卫生学校教师、讲师、高级讲师及中医教研组组长、肿瘤研究小组组长、副校长；1983年4月调惠民地区（今滨州市）中医医院，历任主任医师及副院长、书记兼院长职务；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会员、中国医学会会员、中国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针灸学会会员，曾任滨州地区中医药学会副会长、滨州地区针灸学会名誉会长之职。1976年在全省卫生工作会议上作典型发言；1978年12月，分别获得中共惠民地委、行署和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省政府）表彰；长于《内经》《伤寒论》教学，专于消化系统疾病治疗，尤擅长中草药治疗晚期消化道癌肿，自拟食道饮、开道散、肝癌汤、胰癌散、抗癌片等分别应用于临床，治疗食道癌、上颌窦癌、肝癌、胰腺癌均取得一定疗效。1999年退休。先生自幼聪慧，济世活人，德艺双馨，作为西医出身的他，扎根鲁北，弃西学中，从事中医学医教研工作近50余年，为改变鲁北地区缺医少药的面貌做出了贡献。他传承岐黄，精研医术，勤学自勉，救死扶伤，教书育人，培养了众多中医药临床工作者，是新中国成立后滨州市乃至黄河三角洲地区运用中医药手段为主，有组织、有计划、有规模，积极开展中医药肿瘤防治工作并取得实效和赢得良好社会信誉的先驱。
扎根鲁北无怨悔
（图：左郑鸿志）
郑鸿志先生，1939年3月出生于山东临朐县营子公社陈家人庄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少年儿童时期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段极其艰苦的岁月，战乱贫穷、疾病灾难在他心中留下了永远也抹不掉的阴影。郑姓是村中大姓，祖父是清季文秀才，更是村内为数不多的文化名人且粗通医道，在村内威望颇高。先生天资聪慧，自幼受到祖父辈的影响，随其习字学文，并7岁进入本村私塾学习。祖父的教诲和4年的私塾学习为其打下了扎实的古汉语基础，冥冥之中这也为他日后“弃西学中”创造了条件。10岁时跟人学了段时间的数学知识及其他学科知识，靠自学弥补自己的不足。12岁时背着干粮，跟随本村年长些的学哥步行百余里考取了沂水中学，读完了初中、高中。先生的家乡位于山东半岛中部，是沂蒙革命老区，在其少年时期就因此接受红色教育，经历和感受到党的温暖，“共产党好、八路军好”成了他幼小心灵中的精神寄托。幼年时生了一场大病，是驻扎在本村的八路军无偿的为其治好了病，到现在头上还留有八路军为其手术时留下的疤痕。从此，他暗下决心，将来有机会要做一名医生救治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他深知广大农村物质匮乏、贫穷落后、缺医少药的现状，故在高中毕业后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医学院校，并以优异的成绩于1959年秋季，带着家乡父老的嘱托，怀揣着学好本领、治病救人，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服务的理想信念迈进了青岛医学院的校门。他深知农村生活的艰难，深知能走进医科大学的不易，十分的珍惜这人生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天资聪慧与刻苦勤奋的结合，迸发出的是奋进的力量。用他自己的话说是：5年的大学生活，寒暑假、星期天都制定了学习计划，精心安排，夜以继日，挑灯夜读，从不虚度。笔者在整理其资料时，还曾见到他大学一年级时工整而又圈圈点点密密麻麻的课堂笔记。
上世纪60年代的滨县北镇公社隶属于滨县蒲城区，是惠民专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尽快改变本地缺医少药现状，在上级“两种制度”办教育思想指导下，1965年在当时的鸿文教堂（现滨城区境内）残余房子里创办了“滨县蒲城区卫生学校（即半工半读，亦工亦农形式，俗称鸿文卫校）”。这所卫生学校是滨县蒲城区卫生院（时称区医院）根据滨县卫生局指示，在蒲城区政府全力支持下，本着自力更生精神办起的一所旨在培训赤脚医生的半农半读卫生学校，学制3年。时任蒲城区区长的张寿亭兼任校长，区医院书记吴凤章兼任副校长，区医院干部王万泉任教务主任，专署机关门诊所干部徐树松任教务员，区医院后勤人员任树奎负责学校后勤工作。学生来源是滨县蒲城区所属8个人民公社的101个生产大队，每个大队派1名思想进步、文化程度较高的（高小或初中毕业生）优秀青年脱产到学校学习，共招收了101名学生，分成1班2班。9月20日报道，10月1日开学。当时的北镇卫生学校各科教师10余人及惠民专区人民医院和蒲城区医院的医护人员等都先后分别承担了部分教学任务。除此之外，山东省驻惠民专区医疗队曹岩亭教授和讲师共4人，也先后亲自授课近1年时间。北镇卫校郑鸿志、李孔涛、韩伯祥等曾先后兼任班主任工作。这是本市区域内最早的联合办学尝试，为滨县农村合作医疗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964年8月，郑鸿志（以下简称先生）毕业后分配到山东北镇卫生学校（以下称滨州卫生学校）任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中专毕业生信奉的是“半头砖精神”，流行的口号是：“一切听从党和祖国的召唤，祖国的需要就是个人的志愿。”在学校宣布派遣他到山东滨州卫生学校工作的同时，又根据山东省卫生厅安排宣布他毕业后“继续留在青岛医学院参加‘全省中等卫校病理师资与临床培训班’学习”，1年后到校任《病理学》教师。那时的学校师资队伍中专业教师相对匮乏，往往是一人多职。1965年11月，先生在完成1965年级社来社区医士专业教学任务后，根据学校安排到蒲城卫生学校任教并同时兼任班主任。据2011年笔者在滨城区崔福刘村年逾七旬的赤脚医生付明亮（鸿文卫校毕业学生）处，发现收藏着的当年使用教材有《中医内科学中级讲义》《中医外科学中级讲义》《中医诊断学中级讲义》《中医妇科学中级讲义》《中医方剂学中级讲义》《中医喉科学中级讲义》《中药学中级讲义》《温病学中级讲义》《农村医学》（上下册）《医学三字经白话解》《民间灵验便方·针灸》等，这些泛黄带有时代感的教材多是人卫版的中医学校使用教材，即使是现在看来，也特别适合中医或中西医结合的医士类专业教学使用，这也足以说明那个年代中等医学教育突出中医特色之一斑。先生此时年领略长于学生，可谓年龄相当，没有代沟，他们课堂是教师，劳动都是普通一员，半年多的时间，半工半读，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共成长，和学生结下了浓浓的兄弟姊妹与师生友谊。40多年后，先生应邀和蒲城卫校这批赤脚医生学生相聚的场面，及笔者曾在2014年《鲁中晨报》上见到“五十年后赤脚医生来相会”的专题报道，好不令人感动。从此，先生扎根鲁北，开始了他奋斗与奉献的人生。
或许现在许多人都不知道先生是现代医学“科班”出身，但筚路蓝缕，一生走过的却是振兴中医之路，并且一干就是无怨无悔的一辈子。
“弃西学中”别样红
日本有个汤本求真（1876年-1941年），25岁时从金泽医学专门学校（现在的金泽大学）毕业后回乡做了医生。1910年，痢疾疫情在汤本家乡蔓延，夺去了其4岁的女儿和爷爷奶奶的生命，作为西医医生的他眼看着痢疾疫情酷似恶魔而束手无奈，这成了他无法忍受之痛。他痛恨自己所学之西医回天无术。后偶然间，发现日本著名中医和田启十郎所著医案医话类中医著作《医界之铁椎》中，有西医认为的“不治之症”，中医往往有意想不到奇效之所论。故而茅塞顿开，遂克服困难，拜师学艺、刻苦钻研，历时18年，专门收治研究那些西医无法治愈的疑难杂症，获得巨大成功，所著《皇汉医学》被奉为国宝级汉医典籍，他也被称为日本“汉方医学中兴之祖”、中西医结合的日本先驱。这和先生也颇有相似之处，那就是“弃西学中”。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各地中医院校先后建立，“西学中”蓬勃兴起。1958年10月，毛主席发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伟大号召，并指出“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这为我国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先生古文功底深厚，平素酷爱中医，这在他奉命赴蒲城卫校任教便初露端倪。据其回忆，在蒲城卫校的那段时间内他始终坚持和学生一起听中医课、做笔记、参加讨论、采药认药，认认真真的学中医，催生了他“弃西学中”、走“中西医结合”之路的萌芽。1966年6月，先生奉命返校工作，被推荐为惠民专区卫生系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参加全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大会并受到表彰。1967年9月作为教师代表被结合参加新改组的学校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上世纪60年代的惠民地区，贫穷落后，传染病流行，癌症高发，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现状十分突出，时代的呼唤，传统中医学的无穷魅力、领导的信任、同志们的鼓励、人民群众的需要，给了他无穷力量。自此，他下定决心“弃西学中”，于是在工作之余开始认认真真的刻苦自学《内经》《难经》《伤寒论》《本草纲目》等中医学经典著作，刻苦与认真程度，近乎于痴，就是走在路上也不忘背《汤头歌诀》及观察路边的野生中草药。为此，他诚拜本校著名中医教师谢亮辰先生为师，数年如一日，老师“诲人不倦”与学生的“学而不厌”有机结合，颇得真传。更因他所具有的现代医学知识良好基础，能够明晓与传统中医学知识之间的“避害趋利”，力求寻找契合点，带着问题学、带着问题做，使得中医药学与中西医结合理论与临床知识突飞猛进，此后便开始逐步承担医士专业、护理专业及各种培训班的中医教学任务。通过参加山东省西学中班的学习和数年在谢亮辰先生身边的随师学习，很快便能够运用中医理论辨证施治，治疗常见病、多发病和各种疑难杂症，尤其在针对鲁北地区消化系统食道癌、胃癌、肝癌及上颌窦癌、白血病等恶性肿瘤多发方面，尝试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取得了疗效，这更加鼓舞了他潜心研究岐黄之术的信心和决心，也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医教师、中医名师。
教书育人润无声
（图：郑鸿志先生主编的全省中专中医教材）
山东滨州卫生学校是1958年建校，初时学校专职教师不足10人，在一段时间内全校普通文化课、医学基础课、临床课等各科老师分为3个教研组，都是集体办公，名其曰综合教研组，虽护理专业也有中医学课程，但多由人民医院中医科大夫兼任。1960年开始招收中医士专业，张克修、谢亮辰两位著名中医先后调入学校任教，1970年发展到西学中教师郑鸿志、黄迟春、王云信的加入，中医教研组建立。由于两位名老中医年事已高，刚过而立之年的先生在领导的信任和大家的鼓励中勇挑重担，任教研组长。他在1970-1980年任中医教研组长的10年间，团结同志，以身作则，亲力亲为，抓教学研究、重业务学习，根据专业不同，科学制定教学计划，带领全体中医教师发奋图强，教师人数也由少到多，至1980年，中医教研组发展成为中医基础学教研组、中医临床教研组、肿瘤研究小组、中药房及针灸示教室等，教师人数达18人之多。
先生治学严谨，“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在他身上得到了诠释，虽是西医出身，然学生每在聆听他讲授《内经》《伤寒》《方剂》《内科》等中医课时，都会有一种兴奋和期盼的感觉，他课堂上气氛活跃，引经据典、深入浅出、举一反三、幽默风趣、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重视引导与启发学生思维，教学效果好，特色明显；冬天他习惯戴一顶具有那个时代特色的制式棉帽，上课前戴帽鞠躬，礼毕双手将帽子摘下轻轻放到讲桌一脚，下课时戴帽鞠躬，走出教室，在学生的注目中离开，这都给他的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讲课热心与学生互动交流，即使是在课间的10分钟，也常被同学们围起来问三问四，可谓是“诲人不倦”的典范。无论是统招中医专业、西医士专业，还是1个月、3个月、半年或1年的培训班、进修班、学习班，都留下了他那课堂上近乎于男中音的声音，感到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
（图：后排右二郑鸿志）
在先生任教研组长的10年间，中医专业招生人数最多，教学任务最重，中医教研组发展成学校最大的教学研究组织，上课的、下课的及就诊取药的病人，出出进进，一派生机。这10年间，是滨州卫生学校中医教育事业最辉煌的10年，医教研全见，圆满地完成了中医士、医士、妇幼医士、护士、西学中等各科中医教学任务，且论文著作成果迭出。1977年，先生与人民医院中医科吕会文老师接受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卫生局委托，圆满完成全省中等卫生学校三年制医士专业《中医基础学》上下册和《教学大纲与教学计划》的编写任务，该教材于1977年9月26日通过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卫生局教材编写组在滨州召开的教材审定会议，1978年分别在惠民县和北镇印刷厂印刷，并用于全省中等卫生学校教育教学之中。该教材的推广使用，在全省获得好评，扩大了影响，提升了滨州中医教育教学的知名度，1978年获得中共惠民地委、惠民地区行署表彰。
肿瘤研究结硕果
据《海报新闻》2023年4月14日报道：中国癌症年发病406万例，由于医疗条件的改善，患者5年生存率达到40.5%。《齐鲁晚报》网2023年4月20日报道：“据滨州市疾控中心最新肿瘤登记数据显示，2022年滨州市新发12078例癌症病例，并有2810人因癌症死亡，平均每天约有33人被诊断为新发癌症。男性发病前5位恶性肿瘤：肺癌、胃癌、肝癌、结直肠癌、食管癌，占发病总数的75.10%。女性发病前5位恶性肿瘤：肺癌、乳腺癌、甲状腺癌、结直肠癌、胃癌，占发病总数的69.02%。”鲁北地区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显示出消化道癌多发，给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先生面对人民群众在癌肿面前的无奈与人们谈癌色变的恐惧，在毛主席“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伟大号召精神鼓舞与全国掀起的风起云涌的中西医结合大环境感召下，在著名中医谢亮辰治疗恶性肿瘤经验启发与指导帮助下，积极探索研究，不断总结经验，采取中西医结合（西医诊断、中医治疗）的办法，以中医辨证施治为主治疗晚期癌肿，并取得疗效。于是，他大胆的提出了以中医教研组为依托，和全校西学中及各科教师共同组建成立“山东省北镇卫生学校抗癌小组”（后更名“肿瘤研究小组”）的设想。先生的建议，得到了学校领导大力支持，1970年4月，在谢良辰、孙塘、韩佰祥、黄迟春、王云信、李春华等全校数十名老师的大力支持下，建立了“抗癌小组”，设有中药房，先生任组长，吹响了惠民地区（今滨州市）运用中医药手段为主防治肿瘤的冲锋号。
肿瘤研究小组成立之后，得到了当时中共惠民地委、行署的大力支持，拨巨款3万元人民币和调拨了如“A型超声诊断仪”等部分仪器设备。学校为配合肿瘤研究小组开展治疗办起了学校的小型“土药厂”、小化验室等。老师们凭着对中医事业的满腔热情，没有工具自己造，没有经费自己筹，土法上马，因陋就简，大力弘扬和传承利用祖国医学简便廉的特色，1年多内加工中草药2万多公斤，观察治疗各种癌症病人1600多例，取得了一定成果。很快，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在社会上赢得了较高的声誉。
该研究小组由谢亮辰（著名中医）、孙塘（南京药学院毕业的药学教师）任顾问，与人民医院有关科室与大夫紧密联合，在艰苦条件下，群策群力，因陋就简，研究运用中医中药治疗晚期癌肿的新方、新药。经过数年的艰苦努力，研制出如双紫合剂（即主要用于治疗食道癌的“开道散”，亦称硇金消积方）、胰癌散、胃癌片、肺癌胶囊、阴道栓等10余种治疗癌肿的中成药新制剂，并自拟青二根汤、半白石汤、半白石刘汤、白血汤、上颌窦汤等新方，及治疗食道癌基本方、治疗白血病基本方、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基本方、治疗上颌窦癌之白石黄莲汤等常用方剂。这些自拟制剂与方药是在中医辨证施治的基础上，来自于临床实践，先后经过4000余例病人的治疗观察，对大多数恶性肿瘤病人具有缓解症状，减少病痛之效果。其中临床治愈晚期食道癌5例、上颌窦癌2例、肝癌1例、肺癌1例、白血病1例、胰腺癌2例。研究小组首创的超剂量化疗加中药扶正治疗白血病的方案，比北京广安门医院类似方案早4年。
1970年9月，肿瘤研究小组总结了治疗白血病经验，写出了《中西医结合治疗白血病取得显著效果》；1971年5月，惠民地区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计划办公室出版的《科技情报》，刊载了学校《中西医结合和肿瘤研究小组工作的经验》。其它如《抗癌散治疗两例晚期癌肿病人取得显著效果》《中药紫硇砂、紫金锭合计治疗食管癌和贲门癌635例疗效的初步报告》《中草药治疗上颌窦癌两例报告》《中草药治疗晚期癌肿11例》《关于抗癌小组应用中草药治疗百例晚期癌肿病人的情况报告》《胃恶性肿瘤的病因病机与治疗的初步探讨》等都从不同侧面展现出了中医药抗癌的有效性，并提出了“胃恶性肿瘤可能是：精神刺激，饮食失节等因素损伤脾胃，正气虚损、邪毒乘虚而入，蕴久化热，阻塞经络，灼伤津液，气血凝滞、积久成癥”的病机探讨。
在肿瘤研究小组的治疗经验中，有4篇文章发表在省级以上刊物，2篇在地级刊物发表或收录在《惠民科技》《卫生资料》，有的作为资料存入市档案局，并还多次在省级学术会议上交流。所发表的临床报道和疗效曾引起过全国轰动，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同志曾派北京日坛医院方来刚教授专程到滨州就肿瘤研究小组工作进行调研，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以后的科研工作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自1970年之后的10年间，除西藏、台湾外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均有来人求治或来函购药者。1978年7月14日，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日坛医院中医科在给一位山东籍病人的外甥回信中说：“你省惠民地区卫生学校郑鸿志大夫治疗食道癌较有经验，你可写信与他联系。”一时间小小邮包走天下，滨州中医抗癌研究走向了全国，开出了传统医学的灿烂之花。直到1994年12月，滨州地区中医医院经过论证，向地区卫生局、药检所申报治疗食道癌为主的“开导散”院内制剂，认为“符合中国药点90版散剂项下要求”，最终以“滨卫药剂字（94)E—06—004）”获得审批。
肿瘤研究小组的建立及所取得的治疗效果与社会效益，及在中医学基础理论与临床方面的研究，扩大了影响，赢得了信誉，为之后学校招收中医专业学生和培养中医专业人才奠定了基础。先生遂于1976年在全省卫生工作会议上做了典型发言，并于1978年12月先后因“科学技术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和“在开展医药卫生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受到中共滨州地委、行署和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省政府）表彰。
1982年，因先生借调筹建滨州地区中医医院工作等种种原因，肿瘤研究小组随即自行解散。尽管肿瘤研究小组自成立之日到停办仅持续了10余年的历史，但经大量临床观察，对食道癌、肝癌、肺癌、胃癌、白血病、胰腺癌、上颌窦癌等病例，所取得的缓解病情、延长寿命的效果，证明了运用中草药为主治疗恶性肿瘤具有可行性。肿瘤研究小组的科研活动，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也有它自身的缺陷与不足，但它仍不失是学校乃至鲁北地区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中医药防治癌肿的教科研活动。其处方与治法有的被收录于前卫生部副部长胡熙明主编的《中国中医秘方大全》（文汇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先生之勇于探索精神和其高尚医德、精湛技术永远鼓舞着后辈前行。
1980年10月，先生任学校副校长，分管教学工作，但仍不遗余力承担中医教学任务，奋斗在三尺讲台第一线和关心肿瘤研究小组工作；1982年，借调筹建惠民地区中医医院，历尽艰辛，为滨州中医医院建设做出了贡献；1983年4月任地区中医医院副院长，分管医疗工作，后任书记、院长，皆以弘扬“大医精诚”之精神，以病人为中心，殚精竭虑谋发展。岁月如梭，先生做为实实在在的西学中者，甘心为中医事业扎根鲁北，无私奉献。即使是现在，先生虽已是到了耄耋之年，也还是在为他一生热爱的中医事业不遗余力，尽其所能。
笔者曾有幸作为他的学生，在其教诲下为滨州中医事业发展而努力，实为毕生之幸。
祝愿郑鸿志老师健康长寿，笑迎今日滨州中医之振兴！
（注：本文仅据案头及网络所载资料和回忆整理）
作者简介：王大生（1954.9—），山东邹平人，副主任中医师，滨州市针灸学会的主要倡导者、创办者。现任滨州市政协文史专员、滨州针灸推拿学会名誉会长、滨州黄河中医药文化研究工作专班组长、《滨州黄河中医药》杂志主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