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年，一名国军参谋闯入解放区，对我军首长说：我是＂代号902＂
1947年深秋，东北解放区的一处军事哨所外，一个身穿国民党军服的人影正在寒风中缓慢前行。巡逻的战士们立即警觉起来，纷纷举枪对准这个不速之客。这名军官没有丝毫慌乱，而是镇定自若地要求见指挥官。
更令人费解的是，当他被带到营部后，竟然拒绝透露任何信息，只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困惑的话：＂请你们跟中央联系，告诉他们，我的代号是902。＂
究竟是什么样的身份，能让一个国军军官如此大胆地闯入解放区？这个神秘的＂902＂代号又意味着什么？在这个特殊的年代里，这位军官究竟经历了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
一、从黄埔军校到军统特工
1939年，赵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十七期。在校期间，他的军事素养和个人能力获得了教官们的一致好评。尤其在战术指挥和军事情报分析方面，赵炜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
毕业前夕，军统特务处的一位高级官员来校挑选人才。这位官员注意到了赵炜在军事情报课程中的出色表现，便向他发出了邀请。当时的赵炜并未立即答应，而是提出要先了解军统的具体工作。
1941年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赵炜接触到了一批从沦陷区逃出的难民。他们讲述的故事深深触动了赵炜。为了能更好地了解敌情、保护民众，赵炜最终决定加入军统。
进入军统后，赵炜被分配到了特务处第四科。在这里，他接受了为期半年的特工训练，内容包括密码学、侦查技术、情报分析等专业课程。训练期间，赵炜表现出色，多次在模拟任务中获得好评。
1942年底，赵炜被派往南京执行第一次任务。任务要求他潜入日伪政府机关，搜集军事情报。在这次行动中，赵炜不仅完成了任务，还意外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情报网络。这次成功让他迅速受到军统高层的重视。
然而，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赵炜逐渐发现军统内部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一些高层官员不顾民族大义，暗中与日伪势力勾结，甚至出卖情报。这些现象让赵炜开始对国民党统治产生怀疑。
1943年至1944年间，赵炜多次参与了针对日军的情报行动。在一次行动中，他亲眼目睹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如何组织群众、保护百姓。这些经历让他开始关注共产党的抗日活动。
1945年初，赵炜调任军统东北站。在这个位置上，他有机会接触到更多机密情报，也看到了更多国民党统治的黑暗面。特别是在接触了一些进步青年后，赵炜开始秘密阅读进步书籍，思想逐渐发生转变。
就在这时，一个意外的机会让他接触到了中共地下党员。这次接触成为了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为他后来成为代号＂902＂的地下工作者埋下了伏笔。
二、与地下党的初次接触
1945年冬天，东北的一场大雪过后，赵炜接到了一个神秘的纸条，上面写着＂明日下午三点，北市场杂货铺＂。这张纸条是他在军统办公桌的抽屉里发现的，字迹工整，没有署名。
第二天，赵炜准时来到北市场。在一家不起眼的杂货铺里，他遇到了一位自称＂老王＂的中年男子。这位＂老王＂是一名地下党员，化名＂石坚＂。两人的第一次谈话只持续了二十分钟，但这短短的时间里，＂石坚＂展现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能力，他详细阐述了当时的政治形势。
三天后，两人在一家茶馆进行了第二次接头。这次会面中，＂石坚＂指定了几个固定的联络地点，包括西市的一家药铺、南城的一处澡堂，以及城东的一家照相馆。每个地点都经过精心挑选，既便于接头，又不容易引起怀疑。
为了考验赵炜的可靠性，地下党安排了一系列测试。首先是让他传递一些无关紧要的消息，观察他的工作方法是否严谨。接着，又让他完成一些简单的联络任务，考察他是否具备基本的地下工作能力。
在第三次见面时，地下党给赵炜布置了一个特殊的任务。他们要求赵炜在三天之内，设法打探到军统特务处一份关于搜捕地下党员的行动计划。这是一个极具风险的任务，但也是对赵炜的重要考验。
赵炜成功完成了任务。他不仅获取了那份行动计划，还额外提供了特务处最新部署的详细信息。更重要的是，他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极强的保密意识，没有留下任何可疑痕迹。
经过这三次接触，地下党组织认定赵炜确实具备成为地下工作者的条件。1946年初的一个傍晚，在城郊的一处偏僻农舍里，组织正式接纳了赵炜，给他安排了代号＂902＂。
从此，赵炜开始了真正的地下工作生涯。组织给他制定了严格的联络制度：每次接头时间不得超过三十分钟，见面地点必须不断变换，传递信息时要使用特殊的暗语和暗号。
为了确保安全，组织还专门派人教授赵炜各种隐蔽技能，包括如何利用日常用品传递信息、如何识别跟踪、如何应对突发事件等。这些训练为他后来在军统内部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段时期，赵炜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情报网。他小心谨慎地挑选可靠的下线，同时积极寻找军统内部的进步力量。很快，他就在军统特务处发展了三名地下工作者，为后续的情报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通过这一系列的接触和考验，赵炜完成了从军统特工到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转变。这个转变过程虽然危险，但也为他日后在敌营中开展更大规模的情报工作奠定了基础。
三、在敌营中的危险情报工作
1946年春，赵炜开始在军统特务处展开更深入的情报工作。他利用自己参谋的身份，巧妙地将办公室设在了档案室旁边，这个位置使他能够方便地接触到重要军事文件。
在军统工作期间，赵炜建立了一套独特的情报传递系统。他在东北各地的照相馆中安排了多个联络点，借助照相冲洗的过程传递加密信息。每份情报都被缩微处理后藏在普通照片的背面，再通过特殊化学药剂显影。这种方法既安全又不易被发现。
同年夏天，赵炜成功策反了军统特务处的一名高级参谋张明。这位参谋掌握着军统在东北地区的部分人员布置信息。通过张明，赵炜获取了多份重要的军事部署文件。更重要的是，张明的加入为地下工作网络增添了一个重要据点。
为了扩大情报网络，赵炜开始在军统内部物色有进步倾向的青年军官。他注意到通信科的李副科长经常阅读进步书籍，便通过工作往来与其接触。经过半年的考察，李副科长最终加入了地下工作网络，成为传递军事电报的重要环节。
在军统内部，赵炜组建了一个秘密的地下小组。这个小组采用分散式管理，成员之间互不相识，只与赵炜单线联系。每个成员都有专门的任务：有的负责收集情报，有的负责传递信息，有的则负责观察敌情动向。
1946年末，一次危险的突发事件考验了这个地下网络。军统突然展开内部大清查，所有人员都要接受严格审查。赵炜临危不乱，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他指示所有成员暂停活动，销毁可能暴露身份的文件，同时利用自己在军统的职务之便，巧妙地转移了调查的方向。
1947年初，赵炜获悉军统准备在东北展开一次大规模的特务行动。他立即组织网络成员收集相关情报。经过周密调查，掌握了行动的具体计划、人员部署和目标名单。这些情报及时传递给了组织，使多名地下党员避免被捕。
为了掩护身份，赵炜不得不参与一些军统的日常行动。但他总是设法提前通知组织，并在行动中制造各种＂意外＂，使行动无法顺利进行。这种双重身份的工作极其危险，稍有不慎就会暴露。
在这期间，赵炜还建立了一个备用的通讯网络。他在东北各地的邮局安插了可靠的工作人员，建立了一条秘密的邮递线路。这条线路采用多重转运的方式，即使某个环节出现问题，也不会影响整个网络的安全。
到1947年中期，赵炜领导的地下情报网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可观的组织。这个网络不仅在军统内部建立了据点，还渗透到了国民党其他军政机构，为组织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四、惊险的转移过程
1947年8月的一个深夜，赵炜收到了一份极其重要的密报：军统特务处已经开始怀疑内部有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更严重的是，几个关键线人已经被秘密逮捕，正在接受严刑拷打。
情况万分危急，但赵炜必须继续维持正常工作。白天，他仍然准时出现在办公室，处理日常文件。晚上，他则开始秘密部署撤离计划。首先，他指示所有地下网络成员立即销毁文件，暂停一切情报活动。
与此同时，赵炜在军统内部的关系网发挥了作用。通过一名被他策反的审讯人员，他得知被捕的线人虽然遭受酷刑，但都没有暴露重要情报。然而，军统已经掌握了一些可疑线索，正在层层深入调查。
9月初，形势更加严峻。军统特务处突然宣布实行全面戒严，所有人员不得随意外出，办公室和宿舍都被秘密监视。赵炜注意到，有几名陌生的特务开始频繁出现在他的办公室周围。
在这种情况下，赵炜采取了一系列巧妙的反侦察措施。他故意在办公桌上留下一些＂可疑＂的文件，这些文件实际上是他精心准备的假情报。同时，他还装作对某些地方格外关心，引导军统的注意力转向错误的方向。
9月15日，一个看似平常的下午，赵炜接到了组织的紧急指示：必须立即撤离。组织已经在城郊准备好了接应人员。但是，如何在严密监视下安全脱身，成为了最大的挑战。
赵炜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借口要检查边境安全工作，申请了一次实地考察的机会。这个请求获得了批准，因为他之前就经常进行类似的工作检查。军统派了两名特务随行，表面上是协助工作，实际上是监视他的行动。
考察小组从早上八点出发，预计傍晚返回。中午时分，车队到达了一个边境小镇。赵炜提议在当地一家饭店休息用餐。就在两名特务在饭店用餐时，赵炜借故去洗手间，通过预先安排好的后门离开，迅速钻进了一辆等候多时的农用车。
农用车载着赵炜，走走停停，经过了数个隐蔽的中转点。每到一处，都会更换车辆和装扮。这种迂回转移的方式，成功地甩掉了可能的追踪。经过近十个小时的周转，他终于到达了组织安排的安全地点。
然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为了掩护其他地下工作者安全撤离，赵炜不得不在这个安全点停留了三天，协助组织做好善后工作。这期间，他还要通过各种渠道，持续向组织传递军统的动向信息。
这次惊险的转移行动，不仅保护了赵炜本人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保存了一个重要的地下情报网络。尽管部分成员被迫暴露，但核心骨干都安全脱身，为后续的工作保留了力量。
五、新的革命使命
成功转移后的赵炜并未停下脚步。1947年10月，组织给他安排了新的任务：建立东北地区的地下交通网络。这个网络的主要职责是护送重要人员和传递关键文件，要求更加严密的组织性和更高的安全系数。
赵炜立即着手组建交通站。他首先在几个重要城市设立了固定联络点，这些联络点表面上是普通的商铺，如杂货店、茶馆、照相馆等。每个联络点都配备了经过严格训练的交通员，负责接应过往的同志。
在建立联络网的过程中，赵炜特别注意防范敌人的侦查。他采用了＂一站多点＂的方式，即每个城市都设立多个互为备用的联络点。这些联络点之间采取单线联系，互不往来，即使一处暴露，也不会危及其他据点。
为了确保交通线路的安全，赵炜在东北各地培训了一批专业的交通员。这些交通员要掌握复杂的联络暗号、熟悉多条安全路线，还要学会在紧急情况下如何转移和隐蔽。每条路线都经过反复勘察，避开敌人的封锁线和检查站。
1948年初，这个交通网络经受了第一次严峻考验。一批重要的军事文件需要从东北送往华北，途中要经过多个敌占区。赵炜亲自设计了运送方案，将文件分成多份，通过不同的路线传递。结果全部文件都安全送达，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
随着工作的深入，赵炜还在交通站中建立了情报收集系统。每个联络点都担负着收集当地情报的任务，这些信息通过交通员定期汇总，为组织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参考。
1948年夏，东北局决定扩大地下交通网络的规模。赵炜在原有基础上，又增设了多个分支线路。这些新线路主要服务于农村地区，与城市交通网形成互补。为了掩护这些交通站，赵炜还建立了多个伪装性质的商业网点。
在执行任务期间，赵炜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他定期更换联络方式和暗号，并要求所有交通员严格执行安全规定。每个月，他都要亲自检查各个联络点的工作情况，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
到1948年末，这个地下交通网络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覆盖东北大部分地区的系统。它不仅承担着人员和文件的传递任务，还成为了组织掌握敌情的重要渠道。网络中的每个成员都以普通百姓的身份生活工作，但却在关键时刻发挥着重要作用。
1949年初，随着解放战争向纵深发展，这个交通网络的任务也随之改变。它开始承担起接应解放区干部、运送军用物资的重任。在这个过程中，赵炜和他的同志们继续坚守岗位，为最终的胜利默默付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