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夏天的记忆，总是潮湿而闷热的。那一年，我高中毕业，却整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我的世界也一片混沌。父亲，曾经的官员，如今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拿着扫帚在大街上扫地。曾经的阿谀奉承变成了冷漠和嘲讽，我亲眼目睹了人性的凉薄，也体会到了世态炎凉。

我的父亲，在任十几年，从没为家里谋过私利。就连二爸犯事，二妈求他帮忙，他也铁面无私。如今，他成了人人喊打的“走资派”，整日借酒消愁，脾气也变得暴躁。我和他，从无话不谈到剑拔弩张，一次激烈的争吵后，我跑去了同学吴秀英家。

秀英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去农村插队。看着她忙碌的身影，一个念头在我心中萌生：与其在家和父亲互相折磨，不如去农村，或许能找到一片新的天地。秀英的母亲帮我联系好了，就这样，我加入了浩浩荡荡的知青队伍。

出发前一天，我才告诉父母我的决定。母亲埋怨父亲，认为是他连累了我。我倔强地反驳，说这是我自己的选择。第二天清晨，我看到了桌上的几十块钱和一块上海牌手表，那是父亲默默的支持。我故意大声和母亲告别，其实我知道她已经去上班了，家里只有父亲。

我们一行四百多人，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同路的知青们对未来充满了憧憬，而我的心里却五味杂陈。到达公社后，我们被分配到不同的村庄。我和吴秀英被分到了不同的村子，一个下河村，一个上河村，相隔八公里。

下河村，比我想象中更加贫瘠。一百多户人家，散落在田野间。我们十个知青，三女七男，被安排在不同的农户家里。女知青住在张大嫂家，男知青则住在马厩旁的饲料房。张大嫂是个寡妇，独自抚养几个孩子，生活不易。

我们开始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生活。男知青跟着村民下地挣工分，我们女知青则做一些相对轻松的活儿，比如写大字报、在村小代课。日子虽然清苦，但也还算平静。

半年后，我的家庭背景被揭露，其他知青开始有意疏远我。我主动示好，却换来冷漠的回应。只有张大嫂的儿子张宝林，一如既往地对我好。宝林比我小一岁，初中毕业后就回家务农，是村里有名的瓦工。

我常常和宝林倾诉心中的苦闷，他总是耐心地倾听，给我安慰和鼓励。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宝林成了我唯一的依靠。一来二去，我们之间产生了特殊的感情。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们发生了关系。

这次意外，让我怀孕了。在那个年代，未婚先孕是件天大的事。为了保住名声，我只能嫁给宝林。没有隆重的婚礼，只是在宝林家摆了几桌酒席，就算成了夫妻。

婚后第二年，国家出台政策，允许知青返城。已婚知青除非离婚，否则不能回城。宝林劝我跟他离婚，回城去过更好的生活。他愿意留在农村，独自抚养孩子。

我看着眼前这个男人，这个给了我温暖和依靠的男人，我如何能抛下他？我选择了留下，选择和宝林、和孩子一起，在这个小山村里继续生活。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宝林不止一次问我，后悔当初的选择吗？我告诉他，有过后悔，但更多的是庆幸。如果我当初选择了回城，那将是我一生的遗憾。在农村的这些年，我经历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也收获了真挚的爱情和亲情。我的人生，因为这个选择而变得完整。

留在农村，真的是我一时冲动的错误决定吗？或者说，这其实是命运最好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