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86年3月份，刘鼎因为生病，在医院里头已经躺了大半年。大伙儿心里都明白，他怕是撑不了多久了。
这天，有个负责写兵器工业历史的朋友来探望他，聊起：“在抗美援朝那会儿，有十万兵器工人给前线立了大功，真的功不可没。可奇怪的是，他们的头头儿却因为生产上被认为‘跟不上’挨了批评。这事儿不合理，咱们得把真实的历史情况给捋顺明白了。”
刘鼎听完之后，眼里开始泛起了泪光。他好一会儿都没说话，最后终于张开了口：“得把53年前我受处分那事儿，好好掰扯掰扯了。”
接着，他拿起笔，给当时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陈云写了一封详尽的信，信中把历史的真实情况一五一十地讲述了出来。
同年6月2号，刘鼎接到了通知，说他1953年那会儿受的处分，中央给撤销了。那天，刘鼎真是又开心又轻松。他心里的大石头总算落地，可以安心地走了。
【刘伯承：“老刘，这种枪一年能造多少支？”】
刘鼎，本来的名字叫阚思俊，他的老家在四川南溪县。1924年那会儿，多亏了朱德的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了1930年，他从苏联回到国内，上面安排他去中央特科干活。那时候，顾顺章这家伙叛变了，情况挺危急。周恩来直接指挥行动，刘鼎就负责跟钱壮飞、李克农他们联络，一起保护党组织，不让它受到损害。
1933年那会儿，刘鼎接到任务，得从上海赶到中央苏区去。可巧的是，正好赶上第四次反“围剿”，敌人把路堵得死死的，交通全给切断了。没办法，刘鼎只能先在赣东北的葛源镇落脚，那地儿是咱们的根据地。
那会儿，葛源镇的游击队伍主要靠地雷来打击敌人。刘鼎呢，为了让地雷威力更大，就开始琢磨怎么调配黑火药，还对地雷的构造进行了改良。不光这些，他还捣鼓出一种通过电话机点火的电引爆装置，装到地雷里头，电话线能扯到好几里地外，只要摇一摇电话机，地雷就能炸了。
1934年那会儿，国民党军队第五次攻打赣东北根据地，用的招数是“堡垒推进”。他们在根据地边上建了好多好多的碉堡，一点点地把包围圈给缩小了，就像是“稳扎稳打”一样。要想打破他们的计划，咱们就得赶紧弄来一些威力大的小钢炮才行。
这天，苏区政治部组织部的头儿刘鼎，被闽浙赣苏区的老大方志敏叫到了办公室聊天。方志敏一脸认真地说：“敌人建的碉堡是不少，可都不结实，咱们手里的步枪根本打不穿。所以啊，我想请你到兵工厂去，给红军造点小型钢炮。”
刘鼎有点犯难地说：“这事儿挺关键的，可我对造炮真没辙。在苏联那会儿，我也就见过火炮的外表，里头怎么回事儿，我还真是一知半解。”
方志敏拉着刘鼎的手，开口道：“我记得你是从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出来的，后来还去莫斯科的东方大学，还有空军机械学校深造过。在我们党内，你算是早期就到国外学习先进科技知识的人了！”
于是，在方志敏的支持下，刘鼎毅然接过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后来，刘鼎联手了几位老练的工匠，一块儿努力，终于成功打造了三门35毫米口径的小型钢炮，还有配套的一大批炮弹。这事儿传到方志敏耳朵里，他兴奋得不行。二话不说，他就带着队伍去实地检验了，效果那叫一个棒，敌人的坚固碉堡，一炮过去就直接给轰了个大口子。
1940年的时候，刘鼎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的军工部部长。到了五一那天，彭德怀亲自陪着刘鼎去吕梁的赤峪村，让他开始军工部的新工作。他俩骑马往村里赶，路上彭德怀聊了起来：“现在的仗跟以前内战那会儿可大不一样了，特别是武器弹药，用得特别快，但缴获到的却很少。国民党那边也不给我们支援了，所以啊，咱们得靠自己，想尽办法把军工生产搞上去。你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刘鼎斩钉截铁地说：“我一定把任务搞定！”
接下来，刘鼎全神贯注地钻进了武器装备的研发工作里。考虑到八路军在山地打游击战的实际需要，步枪得方便背着跑，适合近距离干仗，而且两百米内得打得准。所以，刘鼎琢磨出了一种新步枪的设计思路：枪管短点，刺刀搞长点，重量减轻些，得能和日本人的三八式步枪比划比划。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研发，“八一布马步枪”终于面世了。刘鼎扛着这把新枪，一路走到八路军总部去报告好消息。彭德怀、刘伯承他们一听，都乐开了花。
彭德怀拎起枪，一边端详一边比划着刺杀的姿势。刘伯承满脸笑意地说：“老彭，记得在苏联那会儿，咱俩就琢磨着要造这样的枪。没想到你们真给弄出来了，真棒！这一年能生产多少把啊？”
刘鼎回答道：“大概也就三千支那样吧。”
彭德怀笑道：“不错，咱们一年能武装起一个师，还得努力，争取再多弄几个。”
遵照这个命令，军工部门做出了决定，让太行地区停止制造那些乱七八糟的各种枪支。然后呢，刘鼎就安排把“八一式布马枪”的设计图、制作标准还有样品，都送到了各个枪械制造厂，同时还组织培训了一大批的技术工人。
之后，在攻打太原那会儿，彭德怀拎起一把从阎锡山兵工厂缴来的步枪，直截了当地说：“这玩意儿，还不如咱太行山的枪来得靠谱。要是当时咱们没用上轨道钢做材料，那质量指定更上一层楼。”
【敌人：“共军有了原子弹”】
百团大战结束后的一天，彭德怀自个儿去找刘鼎聊了聊。聊着聊着，就提到了日军的那个掷弹筒。彭德怀眉头紧锁，一脸犯难。他说，战斗一开始，我军在和敌人短兵相接的时候，总被日军的掷弹筒压得喘不过气，伤亡惨重。这样一来，我军擅长近战的优势就根本发挥不出来了。
彭德怀对刘鼎讲：“敌军那边有掷弹筒，咱这边也得备上。这事儿啊，还是得靠你去搞定！”
刘鼎立马就答应了，一点都没犹豫。
他先领头让技术人员把日本造的掷弹筒拆开仔细测量和画图，之后根据咱们边区的实际情况动手进行了改造。
说到材料，边区那边只有那种又脆又硬的白口生铁，根本没法加工。可刘鼎是个不怕难的人，他拉上技术人员一块儿琢磨，最后决定动手搞个“火焰反射炉”。这炉子能把国外的铸铁韧化技术和咱们太行山特有的焖火手艺结合起来，让那些原本没法用的白口生铁变成能加工的铸铁。
1941年那年的春季，刘鼎他们带着团队，成功搞出了咱们自己的掷弹筒和炮弹。这玩意儿能扔出700多米远，威力比小日本的还大。那会儿，咱们批量做出来的掷弹筒一送到战场上，就把日军炸得东躲西藏，乱成一锅粥。日军也被惊到了，心想八路军在太行山那地方，肯定是建了个挺牛的兵工厂，说不定还请了洋师傅呢。所以，日军就开始在太行山一带大肆“搜捕”，想尽各种办法要找到那个兵工厂到底在哪。
抗战那会儿，刘鼎不光忙着研发武器弹药，还得负责教书编书的活儿。只要有空，他就会跑到军工部办的地雷培训班去上课，还动手写了像《地雷怎么做怎么用》这样的小册子。经过他的带动，整个太行地区都热乎起来，到处都在造地雷，家家户户都备着地雷。
据说啊，在1939年到1943年这五年里，太行山的军工部门给地方民兵做了好多地雷，数量多得数不清，据说上千万枚呢。这样一来，敌人可就惨了，走在路上都提心吊胆，生怕踩到地雷；看到桥也不敢过，怕桥下有埋伏；就连看到房子都不敢进去，生怕里面藏着地雷。
在解放战那会儿，刘鼎接了朱德的命令，就在军工局里头搞了个技术研究的部门。他带着人，试着用迫击炮把炸药包打出去，好炸掉那些顽固的碉堡和城墙。
刘鼎为了造出更厉害的武器，他自己动手搞设计，做出了一个炸药发射装置，战士们都管它叫“本土大炮”。在打石家庄、太原这些硬仗时，炸药包就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向敌军阵地，威力巨大，一下子就能让周围几十米的敌人完蛋。到了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这玩意儿更是大展身手，把敌人吓得直说：“共军这是搞到了啥高级货，跟原子弹似的！”
【彭德怀：“刘鼎，你为什么不说话？”】
1950年6月25号，朝鲜那边打起来了。到了10月，美国军队不听咱们中国政府的警告，硬是把战火引到了中朝边界。情况紧急，中央决定，得组建一支中国人民志愿军，立马去朝鲜帮忙，跟美国对抗。
志愿军是在毫无防备的状态下就被拉上了战场。碰到那些气势汹汹、装备了先进武器的对手，刚进入朝鲜的部队火烧眉毛般地急需大量枪炮子弹的补给。
那时候，全国已经解放，军工行业接到中央的命令。因为军工技术太陈旧，军工生产不得不暂停。一些项目转做民用产品，一些小厂合并成大厂，没必要继续的就解散员工。大家都在等新命令，好建立起全新的国防工业体系。
结果是这样的，生产能力很强的东北地区整个都停工了，华北和山东那边也一样，员工也都遣散了。
尽管这样，当中央军委后勤部按照出国打仗的部队需求，列出一份武器装备的清单后，刘鼎一看这清单，马上就说：“生产军火，给志愿军帮忙，这是咱们必须干的。”
这时候，全国首届兵器工业大会正在北京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刘鼎瞧着形势不对头，干脆把大会的方向给调了个头，变成了备战准备大会。到了10月27号那天，他站上台，开门见山地说：“大伙儿得加把劲儿生产，使出老命来，给抗美援朝当后盾。”“要是完不成任务，那就是对不起国家，跟犯罪没啥两样。”
最后，他着重指出：“咱们得对质量问题格外留心。”
在朝鲜那片战场上，挂着联合国名头的美国军队，开着飞机坦克给步兵打掩护，他们的前锋部队嗖嗖地就推进到了鸭绿江边上的楚山区域。咱们刚跨出国门的志愿军呢，手里还是“小米配步枪”的老家伙，既没坦克助阵，也没飞机护航，就靠着那点手榴弹、炸药包，硬着头皮去跟敌人的坦克较量。
碰到这火烧眉毛的事儿，中央军委赶紧给兵器制造那块下了命令，让他们赶紧弄些反坦克的家伙来。刘鼎一接到这活儿，立马拉上兵工办公室的人一块儿琢磨，紧接着就麻利地安排了任务：
西南和华北两个兵工局一块儿搞了个设计，弄出了一款无后座力的反坦克炮，还有配套的炮弹。
东北兵工局挑起了大梁，他们动手设计了一种火箭型的打坦克武器和配套弹药。
没过多久，前线上的志愿军部队收到了90反坦克炮的补给。在收到这批武器的头一个月里，他们就干掉了美军282辆坦克，狠狠打击了美军自称为“刺猬战术”的战术安排。
后来呢，在刘鼎的带领下，咱们成功鼓捣出了“57毫米无后坐力炮”。到了1951年秋天，志愿军在五圣山那儿打防御战，就用上了这个新玩意儿，一下子干掉了敌人7辆坦克。
1952年8月份，刘鼎接手了二机部副部长和二局局长的双重职务。这个二局呢，它主要是由以前的兵工总局变过来的，还是负责管兵器制造那一块儿。
那会儿，朝鲜战场上三八线周边正打得火热，军工物资需求紧得要命，兵工厂的生产任务重得喘不过气来。刘鼎呢，为了这事儿，没日没夜地拼命干，一点都不敢放松。
同年的10月份，朱老总找刘鼎聊了聊咱们国家军工生产的事儿，刘鼎就把他知道的情况和看法，一股脑儿地跟总司令说了。到了10月30号那天，朱德给周恩来写了封信，说：“我把刘鼎叫过来问了问，现在咱们一年产的炮弹也就一千多万发，连列宁格勒一天用的都不够，我觉得咱们得把兵工生产规模扩大点儿。”
收到信件，周恩来马上做出指示：“赶紧给陈老总、高同志、邓小平同志和聂帅看看。看过之后，请陈老总和聂帅商量着处理，并做好相关准备，等彭总回来后再做最后决定。”
随后不久，刘鼎被免了职，还受到了调查处理的惩罚。
不久前，彭德怀、陈云和刘鼎聚在一起，开了个小会。他们主要聊了聊“任务重，武器却不够用”这事儿。陈云直截了当地说：“咱们缺铁少钢，根本造不出那么多枪炮。”这时，刘鼎默不作声。想想也是，那时候全国刚解放，兵工厂都停了工，这种情况也是在所难免的。
那会儿，彭德怀正火大着呢，冲着刘鼎就大声问道：“你咋一声不吭啊？”
除了因为“生产效率不高”这个原因，刘鼎还因为“军事装备质量不达标”等问题受到了处罚。之后，刘鼎在给陈云的信中，详细说明了这些情况。
1951年7月份，志愿军那边开了个军械大会，会上大家伙儿都说，从国内运来的武器弹药大体上都挺靠谱，主要的东西都挺让人满意的。不过呢，也提了些小问题。比如说，那个“57毫米无座力炮”，等送到朝鲜战场上才发现，炮和炮弹竟然配不上，合不拢一块儿。
当时重庆497厂的厂长和总工程师沈丁祥说明了原因，为啥炮弹和炮管配不上呢？主要是因为那时候全国刚解放不久，计量标准还没统一起来。火炮那边还在用国民党时候的老标准，炮弹那边则是按照老解放区的标准来。两个标准不太一样，就导致了这个问题。这主要是技术工作上缺乏经验，不是谁的责任事故。
【毛主席：“确有此事，放他出来”】
刘鼎接到处罚消息后，足足在家自我反省了八个月。之前担任过代重工业部部长的何长工，对刘鼎因为兵器制造上的事儿被罚，心里头也是直犯嘀咕。他还专门跟相关部门说了自己的想法，直言不讳：“我是重工业部的一把手，真要罚，那也应该先罚我。”
那时候，朱德和康克清给刘鼎家添置了一张儿童床，之后就在屋里静静地待了一会儿。刘鼎感受到朱德来看望他，心里头暖洋洋的。朱德两口子送的那张小床，刘鼎和易辉的四个小家伙小时候都挨个儿躺过。
1974年，文米和文石，刘鼎的两个儿子，给毛主席写了封信。他们在信里头讲了讲老爸这些年为了革命事业出了不少力的事儿。信上还提到了这么一句：“毛主席以前说过，他信任刘鼎，在西安事变那会儿，刘鼎可是立了大功的。”
1935年秋天，刘鼎在经历两次牢狱之灾后，独自回到了繁华的上海滩。后来，多亏了宋庆龄的牵线搭桥，他有幸见到了张学良。两人经过几次深入的交谈，张学良觉得跟刘鼎特别投缘，渐渐把他当成了贴心的朋友。
在西安事变还没爆发前，党中央安排了叶剑英前往西安，而刘鼎则是帮忙叶剑英去做张学良的思想工作。当西安那边发生了兵谏，刘鼎立马就把这事儿告诉了党中央，他还加入了中共的代表团。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刘鼎为了能让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出了不少大力气，表现相当出色。
没过多久，毛主席真的在信上做了回复，简短几个字：“这事属实，让他出来吧。”
1986年3月份时，刘鼎递交了份复查的请求。到了那年的6月，“撤销刘鼎1953年所受处分”的文件就送到了他手里。文件里头说的是：
那时候提供的武器里确实碰到了一些质量上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兵器制造的管理体系还没统一起来，技术方面也比较欠缺。刘鼎同志是负责兵器制造的，所以生产上出现的这些问题，他作为领导确实要承担一定责任。但说他“对支援朝鲜战争不负责任”、“在执行兵器制造的发展策略时，表现出了非常消极的态度”这些处分理由，其实是不准确的。
刘鼎接到那份《决定》文件后，心里头对中央给出的评价挺高兴的。其实啊，在这之前，他压根儿就没打过退堂鼓，一直都在为兵工这行当尽自己最后一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