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江第一位“三连捷”进士杨为栋（一）

綦江第一位“三连捷”进士杨为栋（二）

綦江第一位“三连捷”进士杨为栋（三）

綦江第一位“三连捷”进士杨为栋（四）

綦江第一位“三连捷”进士杨为栋（五）

綦江第一位“三连捷”进士杨为栋（六）

綦江第一位“三连捷”进士杨为栋（七）

綦江第一位“三连捷”进士杨为栋（八）

文化服务志愿者爬上山顶寻找历史文化线索。通讯员 胡朝军 摄

睢州区位图。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 翻拍制作

前四期“綦走发现”，详细解读了杨为栋在睢州任上的非凡表现，赢得明代军事家、政治家、兵部尚书李化龙撰《叙功疏》为其请功，中国古代“二十四儒”之一、明万历年间“三大贤”之一的吕坤撰《知州杨公去思碑》以志不朽，却出乎意料遭受职业生涯滑铁卢的结局。本期，尝试分析杨为栋因此案而受挫的可能原因。

定性谋逆有蹊跷

《叙功疏》转引河南巡按御史方大美向朝廷上疏，“揭称杨思敬就缚之后，司道会审已明。”根据本报7月24日第四版“綦走发现”该系列文之八中“‘谋逆’重犯狱中死”部分方大美言论分析，该句并不属实。杨思敬未经会审，即在时任开封知府冯盛明怒不可遏的刑讯逼供中，被连夜杖死，显然案子并没有查明。

是谁想杨思敬迅速死去，以兹掩盖什么？对此糊涂结果，《知州杨公去思碑》也只记下了“事遂寝”三字，留下了不了了之的迷惑。且和《叙功疏》一样，都没有把杨思敬一案定性为反叛。

比对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和光绪十八年（1892年）两版《睢州志》中《兵寇》部分杨思敬一案记载，首句都是“擒逆贼杨思敬”，才将杨思敬一案定调为谋反。但正文中除开封知府冯盛明“尔何故反”的提审外，亦没有其它谋反的说辞和证据。

光绪版相比顺治版，删掉的最后部分100余字议论性文字，梳理杨思敬案的本质就是“恃本州衙门内外皆有心腹也，故肆为暴恶，而本州莫知也”，说明杨思敬一伙开始仅是些恃强凌弱、欺男霸女的恶棍，与大逆不道的犯上谋反无关。由于衙吏隐瞒不报，知州并不知情。接着“致恶贯盈，而发于杞县”一句，点明了杨思敬一伙胆子越来越大，发展到与另一帮恶徒头子耿某争风吃醋，而相约在杞县打群架才暴露，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显然，仅因此案为据，就指认杨思敬谋反，确实是欲加之罪。

其后“当思敬之出见也，恃上下衙门皆可贿而买，必无如彼”一句，也承认杨思敬之所以愿意“自投罗网”，是自以为睢州上下衙门，还如杨为栋上任之前那样，一有不利消息，线人就会暗中通知，不会出现意外。

其结尾“使非冯公毙之（杨思敬）于杖下，吾睢且不重受师贼祸邪”一句，认为杨思敬如果不死，睢州百姓定当再度承受49年前的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师尚诏柘城起事后的屠戮。显然，这个推论忽视了杨思敬团伙已被杨为栋“擒贼先擒王”化解的事实，不但犯了以不可能发生的假设恶果作为定罪依据的错误，还将此功归给冯盛明，更有问题。

继续查阅史料，即使明确杨思敬为明代中期河南农民起义首领的知识贝壳网“中州词典”，也仅记载有与耿某群殴一例，没有其它任何史料作支撑，再次证明结论并不可靠。

在《明史·本纪》卷二十一，虽有“睢州贼杨思敬作乱，有司讨擒之”的记录，但与《睢州志》等方志中多文一样，仍没有聚众规模、扰乱情形、财物损毁或人员伤亡数据记载，我们只能理解为就只有杨思敬与耿某一伙“狗咬狗”式聚众持械互殴一事，与反叛官府的性质完全不同。

需要说明的是，李化龙的《叙功疏》撰写时间肯定在杨思敬案了结后不久，即万历三十一年底至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吕坤的《知州杨公去思碑》撰写时间肯定不会迟于他逝世的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相比目前掌握的史料记载，两文离杨思敬一案最近，并非谋反的可信度最高。

各有心思小算盘

《叙功疏》中，兵部虽然回复以右佥都御史总管漕运，巡抚安徽凤阳各府的李三才以及相邻的山东，配合河南“相机勦除，渠魁（杨思敬）毋致漏网”，但紧接着也指示“余党不得株连。”

李化龙认为，“期于镇平之中，默寓消弥之策”，虽然兵部要求尽快镇压平息，但暗中寄托的却是不扩大打击面，不激化官民矛盾。结合本报7月31日第四版“綦走发现”该系列文之九“村梗地霸允自新”“弥患无形得肯定”部分，可以看出，不论是州官杨为栋，还是主管睢州、陈州一带兵备的苏光泰，以及高层级的河道总督李化龙，直至朝中运筹帷幄的兵部，都一致主张从宽处理杨思敬一案。从本报7月10日第四版“綦走发现”该系列文之六“上官要求行兵剿”部分的分析来看，李三才等选择的却是直接用兵，严酷镇压，受挫后才轮到杨为栋大展才华。

鉴于李三才是漕运总督，比李化龙的河道总督地位更高，因此，李化龙在《叙功疏》中，回避了对李三才等决策的直接否定。而是以“俾与凤阳、山东两处，抚臣互相商確，芟（shān）除巨寇……毋得自分彼此，纵恶养奸，滋蔓难图，致贻后患等”一句，变相指出三地“自分彼此”步调不一。以“即行各该省督抚衙门严加隄备，相机抚剿，勿枉勿纵，安定为急”一句，委婉指出李三才等重剿轻抚的下策，不利社会稳定。

以上分析可见，对杨思敬一案的处置，有两种不同意见。也许，冯盛明、李三才等高官之所以选择从快从重从严，在于他们的辖区都不包含睢州，进行趋利避害的天然选择时，只考量自己的前途及属地。抛开平民性命的价值，枉杀杨思敬等，能灭祸乱于萌芽，隔岸观火最没有成本。处置失当，引发民乱，首先遭祸的是睢州地区，对于征讨扑灭，于己顶多只是虚惊一场。即使概率很小的祸水外溢情形发生，波及相邻的河南开封、安徽、山东，主要责任仍在睢州及其上级命官，他们参与讨伐还有机会立功。

此案因杨思敬被冯盛明连夜杖毙，匆忙以谋反结案。从结果来看，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旋被提升为河南按察使司副使，兼淮徐兵备道的冯盛明。结合10多年后的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清王朝前身）陷辽阳，已升任河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的冯盛明，预感时局有变，连续三次告病乞休未果后，居然撂摊子擅自离任的表现，最终被处下狱、革职及杖刑，可知冯盛明确实是一位善于投机钻营，见风使舵的狡吏。

扭转乾坤反“背锅”

杨思敬与耿某火拼一案，发生时间是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地点在开封府属杞县地界内，并非睢州辖区。

综合杨为栋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知睢州，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即谪贬而去，以及《明史·本纪》卷二十一记载杨思敬被擒获的时间是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等史实，不但说明《睢州志》将杨思敬一案时间记为万历三十三年是错误的，亦说明杨思敬一案的发端、发展、顶峰，都在杨为栋任睢州知州之前。

只是杨思敬一伙的容身之所在睢州，继任的杨为栋才接盘追捕善后。即使有“境内不可受逆叛之名者”的考核，亦追责不到杨为栋身上。杨为栋只要完成捕获杨思敬的任务，就叫履职完结。受命于危难之际，高质量完成任务，显然应该得到表彰。

结合前面概述的案件详情得知，杨思敬一案的和平化解，杨为栋不但是“猫翻甑子替狗干的”，反而让自己哑巴吃黄连。也许，正是因为在处置杨思敬一案中，杨为栋的“软桶子”高计诱捕，从宽处理，兵不血刃的成绩，影响了冯盛明连夜提审“重犯”，对谋逆毫不手软的“伟光正”形象，证明了李三才等高官之前决定重兵进剿失利，属于重大决策的失误。为了掩盖之前的过失，只好牺牲下级官员的前途，让杨为栋背锅，反参他磨蹭、软弱、纵容，没有及时结案。

（未完待续）

文/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