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英宗皇帝朱祁镇征调大军，发动了自己即位以来的第四次大规模北伐。和以往三次最大的不同是，这次率领据说足足二十万精锐部队御驾亲征的明英宗被瓦剌首领也先击败，堂堂一国之君沦为了瓦剌人的阶下囚。因为明英宗兵败之地是在土木堡，这一重大历史转折便被称作“土木堡之变”。
许多人都说，土木堡之变是明朝由盛转衰的标志，自此之后明朝国力便江河日下，不复当年之勇。不过，其实明英宗驾崩后接替其成为新君的明宪宗就已经在尽力扭转大明王朝的颓势了。到了明孝宗在位时期，天下再度呈现出一片盛世景象，史称“弘治中兴”。缔造中兴局面的过程当中，有一人贡献很大，他是五朝元老，为官数十载始终刚正不阿，去世时家中还忽然响起雷鸣、白气弥漫，此人便是王恕。
相比于同样活跃于弘治年间的李东阳、谢迁等名臣，王恕的知名度并不算特别高，他生于明成祖永乐十四年（1416年），家乡是位于今陕西咸阳境内的三原。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年），王恕考中了进士，并被选为庶吉士，负责在皇帝身边处理文书、起草诏书等事务。“正统十三年进士。由庶吉士授大理左评事，进左寺副。尝条刑罚不中者六事，皆议行之。迁扬州知府，发粟振饥不待报，作资政书院以课士。”
王恕
天顺四年（1460年），表现出色的王恕被破格提拔为江西右布政使，到任后的他很快平定了赣州的流寇。四年后，明宪宗即位，对天下官员进行了严格考核，并罢免了河南左布政使侯臣。随后，王恕接替侯臣，成为了新任河南左布政使。没过多久浩浩荡荡的荆襄流民起义爆发，原本要为母亲守孝的王恕被紧急任命为右副都御史，奉旨平定起义。“成化元年，南阳、荆、襄流民啸聚为乱，擢恕右副都御史抚治之。会丁母忧，诏奔丧两月即起视事。恕辞，不许。与尚书白圭共平大盗刘通，复讨破其党石龙。严束所部毋滥杀，流民复业。移抚河南。论功，进左副都御史，稍迁南京刑部右侍郎。父忧，服除，以原官总督河道。浚高邮、邵伯诸湖，修雷公、上下句城、陈公四塘水闸。”
成化十二年（1476年），朝廷准备委派一位铁面无私、正直有威望的大臣前往云南镇抚，王恕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被选中之人。“十二年，大学士商辂等以云南远在万里，西控诸夷，南接交阯，而镇守中官钱能贪恣甚，议遣大臣有威望者为巡抚镇压之，乃改恕左副都御史以行，就进右都御史。初，能遣指挥郭景奏事京师，言安南捕盗兵阑入云南境，帝即命景赍敕戒约之。旧制，使安南必由广西，而景直自云南往。能因景遗安南王黎灏玉带、宝绦、蟒衣、珍奇诸物。灏遣将率兵送景还，欲遂通云南道。景惧后祸，绐先行白守关者。因脱归，扬言安南寇至，关吏戒严。黔国公沐琮遣人谕其帅，始返。而诸臣畏能，匿不奏。能又频遣景及指挥卢安、苏本等交通干崖、孟密诸土官，纳其金宝无算。恕皆廉得之。遣骑执景，景惧自杀，因劾能私通外国，罪当死。诏遣刑部郎中潘蕃往按之。能又以其间，驿进黄鹦鹉。恕请禁绝，且尽发能贪暴状，言：‘昔交阯以镇守非人，致一方陷没。今日之事殆又甚焉。陛下何惜一能，不以安边徼。’能大惧，急属贵近请召恕还。而是时商辂、项忠诸正人方以忤汪直罢，遂改恕掌南京都察院，参赞守备机务。能事立解，籓勘上得实，置不问。”
仅仅在云南待了九个月时间，王恕就获得了当地官员的敬畏，即使是世袭黔国公的沐琮都对他态度恭敬谨慎。更值得一提的是，王恕针对云南各官员存在的问题先后上疏二十次，其敢于直谏的名声震动了全天下。从云南返回后，王恕先是被派去掌管南京都察院，后又升任南京兵部尚书。然而，尽管在百姓当中被视为正义的化身，过于刚正不阿的王恕却成为了权贵们的眼中钉，也逐渐被明宪宗厌烦。“恕侃侃论列无少避。先后应诏陈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皆力阻权幸。天下倾心慕之，遇朝事有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则又曰：‘公疏且至矣’，已，恕疏果至。时为谣曰：‘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于是贵近皆侧目，帝亦颇厌苦之。”
朱祐樘
终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时，“二十二年起用传奉官，恕谏尤切，帝愈不悦。恕先加太子少保，会南京兵部侍郎马显乞罢，忽附批落恕宫保致仕，朝野大骇。恕数为巡抚，历侍郎至尚书，皆在留都。以好直言，终不得立朝。”明孝宗继位之后，很快便采纳了朝中许多大臣的意见，将王恕重新起用，封为吏部尚书。由于在弘治年间通过直言进谏等方式对推动社会发展、吏治清明做出的贡献，王恕得以位列“弘治三君子”之一。
然而，明孝宗尽管比较贤明，但终究是没能忍受住王恕的过分耿直。最开始，王恕每当谏言不被采纳便请求辞官回乡，明孝宗也往往会好言挽留，并接受其建议。但后来，由于上疏请求处置疑似构陷自己的丘濬却未能得到同意，王恕愤而请求辞官，这次明孝宗没有再阻拦。就这样，对弘治中兴起到关键作用的王恕因为建议不被采纳而弃官。“是时刘吉已罢，而丘濬入阁，亦与恕不相能。初，濬以礼部尚书掌詹事，与恕同为太子太保。恕长六卿，位濬上。及濬入阁，恕以吏部弗让也，濬由是不悦。恕考察天下庶官，已黜而濬调旨留之者九十余人。恕屡争不能得，因力求罢，不许。太医院判刘文泰者，故往来濬家以救迁官，为恕所沮，衔恕甚。恕里居日，尝属人作传，镂板以行。濬谓其沽直谤君，上闻罪且不小。文泰心动，乃自为奏草，示除名都御史吴祯润色之。讦恕变乱选法。且传中自比伊、周，于奏疏留中者，概云不报。以彰先帝拒谏，无人臣礼。欲中以奇祸。恕以奏出濬指，抗言：‘臣传作于成化二十年，致仕在二十二年，非有望于先帝也。且传中所载，皆足昭先帝纳谏之美，何名彰过。文泰无赖小人，此必有老于文学多阴谋者主之。’帝下文泰锦衣狱，鞫之得实，因请逮濬、恕及祯对簿。帝心不悦恕，乃贬文泰御医。责恕沽名，焚所镂版。置濬不问。恕再疏请辨理，不从，遂力求去。听驰驿归，不赐敕，月廪、岁隶亦颇减。廷论以是不直濬。及濬卒，文泰往吊，濬妻叱之出曰：‘以若故，使相公齮王公，负不义名，何吊为！’”
“武宗嗣位，遣行人赍敕存问，赉羊酒，益廪隶，且谕以谠论无隐。恕陈国家大政数事，帝优诏报之。”据《明史》记载，正德三年（1508年）四月的某一天，王恕吃得比往常稍少了一些，随后，他关上门独自待在屋中。“正德三年四月卒，年九十三。平居食啖兼人，卒之日小减。闭户独坐，忽有声若雷，白气弥漫，瞰之瞑矣。讣闻，辍朝，赠特进左柱国太师，谥端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