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机构历经数次重大调整，其中“年轻化”政策对年轻干部而言，无疑是一缕春风。

此政策使得许多原本需长时间积累资历和声望的年轻干部得以如火箭般迅速晋升。

贵州的龚贤永便是这一政策的佼佼者，他仅在三个月内便从县委副书记的职位被破格提拔为省委常委，实现了至少“三级跳”的惊人跃升。

龚贤永，1942年出生于贵州遵义——一个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城市。

红军曾在此地迫于形势召开过两次重要会议：一次是政治局会议，另一次则是规模更大的扩大会议。

这两次会议不仅让红军在遵义驻足良久，更在当地播下了红色文化的种子，深刻改变了遵义民众对红军的观感。

红军离开后，他们的故事在遵义口口相传，龚贤永自幼便听闻红军那“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扰民”的崇高纪律。

新中国诞生时，龚贤永虽年仅七岁，却已能领悟大道理。他立志要成为一名优秀干部，为贵州人民谋福祉。

优越的家庭条件为他提供了稳定的学习环境，使他得以专心求学。在老师的悉心教导下，龚贤永的聪慧天赋很快便展现出来。

18岁时，他顺利考入贵州大学中文系，在那个教育资源匮乏的时代，这无疑是对他才华的极大肯定。

四年的大学生活匆匆而过，毕业后，龚贤永面临着如何将自己所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问题。

然而，不等他过多思考，国家便将他分配至贵州省黔南州财经学校任教。

站在三尺讲台上，他深知教书育人的重要性，决心为国家培养更多懂经济、有专业知识的优秀人才。

然而，1966年的特殊时期打破了这份平静。因出身问题和知识分子身份，龚贤永受到冲击，被下放至“五七”干校参加劳动。

面对困境，他并未怨天尤人，而是选择深入反思并积极适应新环境。七年的劳作生活后，社会秩序逐渐恢复，龚贤永也得以重返黔南州党校继续他的教育事业。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龚贤永重新燃起了对仕途的向往。他从黔南州文化局副局长做起，逐步积累政治经验。

80年代调至瓮安县任县委副书记后，他恰逢干部“四化”政策实施并完全符合标准，因此在1983年被破格提拔为贵州省委宣传部部长。

宣传工作与他在党校的经历紧密相连，使他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仅在三个月后，龚贤永便再次获得晋升，成为贵州常委的一员。

1988年，他更是升任为副省长，在任期间积极视察企业如赤天化公司并关注民生问题如留守老人等。

然而，90年代后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龚贤永未能进一步进京履职。组织上为了照顾他，将其调至人大负责法律监督和民意倾听工作。

2016年3月8日，在贵阳安度晚年的龚贤永因病去世，享年74岁。

他的一生可谓波澜壮阔，从教书育人到政坛崛起再到晚年的从容淡定，无不体现出他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厚情感与坚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