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毛岸英回到中国,结束了他长达十年的苏联留学生涯。带着异国的记忆和战火的洗礼,这位年仅二十四岁的年轻人重回延安,渴望投身新中国的建设。然而,他与父亲毛泽东的重逢,却是严厉和温情交织的开始。
在延安的一个清晨,毛泽东把毛岸英叫到一棵大槐树下,与他谈了许多。这是他们父子久别重逢的第一次深谈,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了毛岸英的留学生活和苏联的情况。在耐心地听完毛岸英的讲述后,毛泽东沉默片刻,突然说道:“岸英,你虽然在苏联学习了很多知识,但国内的情况你还不太了解。你的苏联大学虽然毕业了,但在中国,你还要上另一所‘大学’。”毛岸英有些疑惑,毛泽东便继续说道:“你要上的是农业和劳动的大学。”
毛岸英随后明白了父亲的苦心。毛泽东希望通过实践,让儿子深刻体会革命根据地的艰苦生活,并进一步了解人民群众的根本需求。这也是毛泽东对自己长子的一种锤炼,旨在使他逐步从“洋学者”转变成一名接地气的中国青年。
1936年,年仅十四岁的毛岸英前往苏联留学,随即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异国生活。在苏联的学习中,他不仅接受了系统的教育,还自愿参加了卫国战争,甚至曾得到斯大林的接见。由于年纪尚小,毛泽东一直对远在异国的儿子颇为牵挂,担心他会因过多的“洋化”而疏离中国文化。因此,毛泽东专门委托在苏联的郑一俊,帮助毛岸英补习传统文化,这也表现出他对儿子未来的殷切期望,期望毛岸英在回国后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中国人民。
抗战胜利后,久别的毛岸英终于得以归国。毛泽东即使身体尚未完全康复,也坚持亲自前往延安机场接机。看到儿子回到祖国,他的心中充满欣慰。然而,尽管爱子之情难掩,毛泽东对毛岸英的要求依旧严格。为了让儿子能更好地适应国内的环境,毛岸英被暂时安排在条件稍好的外宾接待处,以便尽快适应延安的生活。然而几天后,当毛泽东得知毛岸英住在接待处时,却并未因此感到欣慰,反而要求他搬出那里,回到普通的生活环境中。毛岸英没有提出异议,扛着分配的口粮,一袋小米,搬离了外宾接待处,开始融入延安的普通生活。
回国后,毛岸英身上显现出一些明显的“洋派”痕迹。他时不时用俄语交流,习惯用手势表达,甚至衣着上也带着苏联军人特有的马靴和制服。这些习惯让毛泽东有些不安。对延安的普通同志而言,毛岸英的“洋”气象或许显得英气十足,但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外来的“装束”并不适合他未来在中国的发展。
某天,毛泽东见到毛岸英骑着朱德的战马,便出言提醒:“谢廖沙同志,你这样骑马招摇过市,未免太显眼了吧。”毛岸英一时没有察觉到父亲的深意,回应道:“是朱德同志让我骑的。”话音未落,毛泽东的神情顿时严肃了起来:“朱德同志?我都尊称他为朱老总,你怎能直呼其名?”毛泽东与朱德的革命友谊始于井冈山,彼此早已结下深厚的情谊。尤其是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朱德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军事主张,为确立其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立下汗马功劳。毛泽东还曾风趣地提到,“朱毛”并称时,朱总总是排在前,足见他对朱德的尊重。因此,毛岸英的无心之言,触动了毛泽东对革命前辈的敬重之情。
毛岸英对此辩解称,在苏联,大家称斯大林也不过是“同志”。毛泽东则缓缓点头,答道:“你也说那是在苏联。这是在中国,要入乡随俗。”毛岸英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诚恳道歉。毛泽东借此叮嘱他:“不要显摆你的‘洋’习惯,要放下身段。延安到处都是值得你学习的人。”
不久后,毛泽东决定让毛岸英真正进入“农业和劳动大学”学习。他安排毛岸英跟随延安劳动模范吴满有学习务农。毛岸英脱下呢子军装,换上补丁灰布衣,扛着行李走了几十里路,找到吴满有。为了不辜负父亲的期望,毛岸英与乡亲们同吃同住,和他们一起干活。他主动承担脏活重活,与农民们打成一片,慢慢融入了延安的基层生活。很快,毛岸英不仅学会了种地,还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成了田间地头的识字教员,帮助乡亲们学习读书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