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日，第二十五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关于电影票房的讨论也是行业及大众所关注的热点话题。国家一级导演王国平特邀著名导演吴思远为其即将出版的电影理论新著《电影票房，谁主沉浮》作序，共同探讨电影票房如何“部部为赢”。
图：吴思远（左）与王国平（右）
《电影票房，谁主沉浮》序
吴思远（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永远荣誉会长、香港电影导演会永远荣誉会长，曾任五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主席）
电影票房是个大话题，又是个敏感话题，好莱坞所有大片以及世界各国几乎所有电影都以追求电影票房作为最大目的。
每个电影制片人、导演、编剧和电影公司都在用毕生精力在破解电影票房的密码，欲掌握获得电影高票房的秘籍。如同中国古代皇帝寻觅长生不老药一样，每个大导演也都希望自己的每部影片都能票房大卖。世上既无长生不老药，那电影常胜将军“部部为赢”的概率也几乎为零。
电影票房，永远是个谜，有人看似掌控得十拿九稳，须臾间又如煮熟的鸭子飞得无影无踪，令许多电影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电视导演王国平敢于破解这个电影超级难题，其大无畏勇气和探索精神令人佩服，姑且不论他在本书中所揭示的票房密钥是否真的就象“芝麻开门”一样能打开票房大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至少王国平是填补了中国大陆对电影票房理论研究的空白，因而具有突破性的贡献。
王国平的局外人视角和电影人灵魂，将使本书有着不平凡的起点和非同寻常的看点。
说他是局外人，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说，王国平不是电影人，也不是电影研究工作者，更非大学电影教授。他实际上是电视人，王国平曾先后负责上海电视台少儿学生节目和音乐节目，1986年，他开创中国MV先河，被誉为“中国MV鼻祖”“中国微影视第一人”等。所以，他从电视人旁观者的独特视角来研究电影票房，可谓别具一格，不受束缚。
图：王国平执导世博MV在现场给成龙说戏
王国平从小就痴迷电影，童年时，他就用上海人包软糖的玻璃纸做成幻灯片在家里办起了小小“电影院”。从小学到中学至大学，在那个文化封闭的特殊年代，在全国人民只看八个样板和《地道战》《地雷战》的荒唐岁月，他得益于父亲是干部的缘故，却能经常看到内部电影（欧美电影），因而长期就深受好莱坞电影的熏陶。高中时，他还参加了由上影专家任教的电影编导班的二年业余学习，并拜上影导演、后任北影厂长的宋崇为师。大学时，他就积极参加上海影评活动，担任《电影新作》业余编辑，创办大学影视协会，更有机会向电影前辈张骏祥、谢晋、吴贻弓、岑范、于本正、杨延晋等老师学习。他的毕业论文还在《当代电影》发表，可见他的电影理论功底也是非常扎实的。他已撰写出版了《电影导演灵魂密码》《中国微影视美学地图》等影视理论专著，今天又奉献出这本《电影票房，谁主沉浮》，而另二本《新时代中国电影的裂变》《当代电影观》也正在撰写中，由此显示了他对中国电影市场卓尔不群的深度认知。
如今的中国电影市场已一跃而为全世界电影第一大票仓，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成果，目前的中国电影市场已基本与国际接轨，中国的电影创作和生产早已将电影票房作为主要衡量标准，中国电影人的市场意识也越来越强。
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上世纪上半叶的上海已成为亚洲电影的中心，上海电影院数量和档次都是首屈一指的，好莱坞最新电影几乎是同步在上海上映。
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照搬苏联模式，中国电影长期受到计划经济的束缚，所以拍摄电影作为宣传任务并无太大票房上的压力。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发展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国各电影制片厂经历了一场从“等米下锅拨款拍摄”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自生自灭式的阵痛和转型，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飞跃发展是中国电影产业的凤凰涅槃和浴火重生，从此，中国电影人的市场意识和票房概念，就深深地扎根在心中，并拔地而起，成为衡量一部影片成功与否的标杆。
在这剧烈演变的过程中，不得不说香港早已成熟的电影市场经验对大陆电影市场的初步建立和快速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
图：王国平执导世博MV在摄影棚给刘德华示范动作表演
我于1944年出生在上海。1966年进入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1971年，我独立执导第一部电影《疯狂杀手》上映。1972年，我执导的动作电影《荡寇滩》上映，该片在香港创下了176万港元的票房纪录（当时过一百万就已了不起）。
1973年，我组建了思远影业公司，我导演并出品的电影都完全按照香港观众的喜好来选择题材，并根据票房多少和市场反馈的信息来决定投资方向。
如我导演或监制的一系列动作电影《香港小教父》《生龙活虎小英雄》《南拳北腿》《南拳北腿斗金狐》《鹰爪铁布衫》《蛇形刁手》《醉拳》《阿灿当差》《龙之忍者》《赌圣》《双龙会》《黄飞鸿之二男儿当自强》《黄飞鸿之三狮王争霸》《新龙门客栈》《青蛇》《黄飞鸿之四王者之风》《黄飞鸿之五龙城歼霸》等都创造了较高的香港电影票房纪录。
我导演或监制的警匪电影《廉政风暴》、犯罪电影《七百万元大劫案》、惊悚电影《蝶变》《地狱无门》、法庭电影《法外情》也都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
2002年，三个月内我连续在北京和上海开设了华星国际影城和UME新天地国际影城，为推动中国电影院升级换代与世界接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当今的中国电影市场厚积薄发，前途无限，以徐克为首的许多香港导演纷纷进军内地，与资金雄厚的一些中国电影公司紧密合作，联手推出了一系列票房大卖的电影，如《智取威虎山》等，他们将香港市场化的经验充分运用到大陆电影的创作摄制中，使中国电影的商业品质不断得到加强。
图：王国平邀请吴思远大导演担任总顾问
归根到底，电影是娱乐大众的文化商品，只有研究当下观影主体人群——青年人的流行趋势、观影需求、审美倾向等问题，才能创造出深受观众喜欢的电影，这就是电影票房的根本。
王国平潜心研究、认真撰写的这本有关电影票房的中国第一本专著，是从电影本身的艺术质量作为出发点来探讨，它并不是市场营销兜售策略的ABC，这是符合电影作为商品属性的，因为观众买票看电影就是一次文化消费行为，他们所要获得的就是超值的娱乐视听享受和影像品质保证，电影质量好是根本，电影质量好，才有高票房，宣传推广和市场营销只是锦上添花，这就是电影票房的秘笈。
希望王国平的这本电影理论专著能对中国电影人有所启迪，最后衷心地期盼在电影界大器晚成的王国平的电影处女作能早日问世并大卖，并能重振海派电影的雄风，引领一个新概念、新意识、新思维、新精神、新美学的面向未来元宇宙的电影新时代，衷心地祝愿中国电影向着好莱坞电影工业的方向继续努力，早日使中国电影能成为世界各国观众都喜欢和向往的真正好看的电影。
《电影票房，谁主沉浮》后记
王国平（国家一级导演）
我写这本书缘于2012年，有感于当年中国电影市场的渐渐成熟和充满希望的勃勃生机，当时我心血来潮，一气呵成写了六篇批评中国电影的檄文《错位和变脸的张艺谋、陈凯歌与冯小刚》《“见光死”的第六代电影导演》《郭敬明PK贾樟柯，Yes or No》《任性的姜文走进“死胡同”》《徐峥携“泰囧”一飞冲天》《跟着“泰囧”去旅行》。我写电影论文，写的不亦乐乎，毫无一点功利目的，由此重拾读大学时的旧业，以上这六篇论文当年并没有及时公开发表，也无上传网络，不求关注，不求点赞，只是自我证明本人虽然已做了近30年的电视导演，但曾经练就的电影理论的“武功”依旧未废，同时还表明本人对于电影的狂热挚爱和电影梦想在忙碌的电视摄制工作中并未泯灭。直到2020年，已时过境迁，以上六篇论文才迟迟收集到我出版的《电影导演灵魂密码》专著中。
当年写完这六篇后，我就开始写第七篇《电影票房，谁主沉浮》，当时只写了一个头，大概一万字不到（所以本书开头一部分的有关电影数据和市场状态仍是十年前的材料，为尊重历史和纪录电影发展的轨迹，我就不大刀阔斧地修改和重写了。另外，在全书章节和内容上明显尚存“头轻脚重”的瑕疵），由于我当年电视拍摄任务非常繁忙，根本无暇续写完稿，所以只得无奈搁浅。但当时我已发现，电影票房是个复杂的系统问题，仅靠写一、二万字是破解不了这个难题的，于是就萌生了要写一本研究电影票房理论书的念头。
图：王国平向上海社会学会会长邓伟志教授赠书
2020年初，新冠疫情突然来袭，我在澳洲探亲回国受阻，只得被关在悉尼整整四个月，于是，我就利用宅家的时间，正儿八经地接着2012年写下《电影票房，谁主沉浮》的头，重新开始续写，每天笔耕不止，中午前起床，早中饭合二为一只吃一顿，从下午起动笔至深夜或凌晨一、二点，偶尔三、四点。回国在上海宾馆隔离两周时，仍然一天也不停地坚持挥笔，共完成了大概18万字左右。解除隔离后，我又投入到紧张忙碌的电视拍摄工作中，分秒必争、刻不容缓的心态情绪都使我无法再继续完稿。
未料2022年上半年，上海疫情又爆发，上海人全部被封控在家，但我却化被动为主动，充分利用足不出户的二个多月的宝贵时间，每天又坚持写作，将2020上半年未完成的电影票房一书的后面三分之一章节才得以全部完成。
滑稽的说，这本书是因祸得福的结果，本书的大功告成全部都是依赖疫情封控的两段时间，如没有禁闭在家，此书的完成可能还会遥遥无期，就像2012年我萌发写书的初衷却一拖就是10年。而在悉尼和上海两次封控在家之时，虽然暂时失去了人身自由，但我的心灵自由却从未丧失，所以才能思绪飞扬，下笔如有神。上世纪九十年代，名声大噪的我曾与上海三联和上大这两家出版社已签约出书，但仍因拍摄工作太忙而无暇动笔，只得悔约。今天我才猛然觉悟和明白，对还奋战在一线的我而言，写书必须要有一长段时间是处在平静的心态中和强制封闭的空间状态下，也就是暂时的与世隔绝，否则肯定一事无成。
说起与电影的缘分并爱上电影，还得说与我当干部的老爸有关，在我们成长的那个只有八个样板戏的特殊年代，我比同龄人得以有机会能经常看到内部电影，所以我从小在好莱坞电影的影响下，就形成了唯美的电影美学观。读中学时，在与三、四千个上海青年文学爱好者的写作考试角逐中，我考上了仅20人的由上海市青年宫主办的上海青年文学评论班，开始了业余学习一年的文学评论（包含影评），全班都是年龄比我大十来岁的上海各行各业的文学爱好者和写作高手，唯有我是年龄最小、稚气未脱的中学生，同学中有后任上海静安区副区长、申迪董事长的范希平和《青年报》总编、东方网总裁的李智平等青年才俊，任课老师是复旦中文系的唐金海和张德民等教授，青年文学评论班由此为我早早地打下了文学理论和影评的厚实基础。
图：王国平向电影启蒙老师、北影厂原厂长宋崇导演赠书
高中时，我还参加了上影导演宋崇创办的由上影专家任教、上海市南市区文化馆主办的南市艺校电影编导班的二年业余学习，负责人是林家全，班主任是宋崇（后任北影厂厂长），我系统学习了二年的电影理论和电影导演及编剧技巧，由此又早早打下了电影理论和创作的坚实基础。
考上复旦大学分校中文系后，因为深受大学电影氛围的深深浸染，当年中文系主任翁世荣正筹备创建电影专业，所以就经常聘请张骏祥、赵丹等电影艺术家来校举办电影讲座。从大一开始，我就将主攻方向定为电影，订阅《电影艺术》《世界电影》等杂志，研读了当年几乎所有出版的中外电影理论书。我还担任《电影新作》杂志社业余编辑，负责审看电影剧本外稿。我经常倾听谢晋、李天济等电影前辈的讲座，参加《电影故事》主编钱国民举办的影评活动，发表影评文章，创建上海大学文学院影视协会，大学毕业论文《论诗电影》答辩之前就在无人推荐的情况下，自行投稿到中国电影理论权威刊物《当代电影》，一周后就接到副主编沈及明的刊用通知，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熙梅当面夸奖大四的我已达到教授级水平。
图：王国平向母校上海大学文学院代院长、著名影评家翁世荣教授夫妇赠书
原本打算大学毕业后跟随谢晋学习做电影导演的愿望，因为当年大学分配时没有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名额只得抱憾失望，而之后几年上影厂却招收了一些上海文科大学生，并培养他们做导演，现在硕果仅存的就是跟黄蜀芹出道的夏晓昀。再后来，上影厂与上海戏剧学院曾联合办过一届电影导演班，郑大圣、吴天戈、傅东育、梁山、傅敏、郁岗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稍后，上影厂与交大也联合办过一届电影制片班，我曾受邀为该班做过一次讲座。
1985年9月，我虽然分配进上海电视台文艺部做电视导演，但我却仍自我严格要求将自己当作电影导演，执导处女作、发明创立中国第一部MV《金色的旋律》时，我主动撰写分镜头脚本，而电视台领导当年对文艺部编导并无此规定，一般只要求写个简单的拍摄提纲或串联稿即可，我完全是自找麻烦，自我加压，但却也自我满足，自得其乐。
之后，我拍摄的每部电视片几乎都写分镜头脚本和导演阐述，自我感觉就是在拍电影，也算是过足了电影导演的瘾，其目的无非是将以前在电影编导班学习的理论活学活用一下。
图：王国平向上影厂原厂长于本正导演致敬
我将电影的梦想全部寄托在了电视片上，我在电影理论指导下发明开创了一系列微影视样式，如MV、卡拉OK、快闪、短视频、微电影等，而早期的几部故事性较强的电视探索片更带有浓厚的电影元素，如《三色太阳》《青春梦旅》《风情石库门》等，或收视率第一或轰动荧屏。而我导演的许多故事类MV，也被媒体和专家称为“小电影”，如《又见茉莉花》《东西南北兵》《外滩寻梦》《乡里乡亲》等。谢晋大导演给我颁奖时，曾戏称我是“中国第一代MV导演”，他是“第三代电影导演”，所以他说从辈份上讲我比他高。我哑然失笑，毕恭毕敬地称他是我永远学习和崇敬的大师。后来，谢晋导演请我帮他执导《鸦片战争》片尾曲MV。大导演吴贻弓、黄蜀芹等也曾为我颁过奖，对我鼓励多多。我经常向上影老一辈艺术家秦怡、岑范、沈西林、于本正等学习，并与他们都成了忘年交。上影厂的许多艺术家都是我的合作伙伴，如摄影师赵俊宏、黄葆华、王天霖、王国富、高更荣、范幼龙、陈林华、李军等，灯光师有叶连根、沈银芳、诸琪炯、张孝骏、陈天明等，是上影人成就了我的许多代表作，我完全是上影精神的嫡传。
图：电影大师谢晋导演邀请王国平执导《鸦片战争》片尾曲MV
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初，当谢晋大导演如日中天时，二十几岁的我还乳臭未干，才初出茅庐，却也能破天荒地经常指挥他的御用摄影师卢俊福老师为我拍摄了多部电影广告片，我与谢晋大导演的两位御用摄影师沈西林和卢俊福老师朝夕相处，都成了忘年交。还有当年曾经为我们讲过课的《电影故事》主编钱国民老师，我们来往密切，关系甚笃，后来他移民美国时，还专门请已声名鹊起的我帮他写推荐信，也算是功成名就的学生用微不足道的方式回报了老师。因为按美国政府规定，申请移民必须要有二位知名人士写推荐信，钱国民老师的另一份推荐信是请谢晋大导演撰写。
图：王国平导演的《八仙南通寻根记》8集片长2小时，相当于一部电影故事片
我开创的中国第一部旅游微电影《八仙南通寻根记》和中国第一部城市微电影《上海色彩》多次在全国获大奖，受到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教授等电影专家的高度称赞。
图：王国平导演电视电影《上海色彩》获上海电视节“S0NY高清杯”大赛一等奖。
学生得到老师器重，电视人反被电影人刮目相看，我用电视成就却意外赢得了电影人的肯定和赞誉，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正如《解放日报》记者张志萍采访我时所发表的标题：“微影视，让我实现电影导演梦想。”
长江后浪推前浪，中国电影人一代更比一代强，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与时俱进，不敢落伍，电影市场意识越来越强，所拍电影也越来越接地气。第六代导演大多仍故步自封，迷恋自我，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他们身上“文艺片导演”的标签依旧没有改变。其实，真正成熟、有市场意识的导演或优秀的导演就是应该能驾驭自己不熟悉的题材，而没有票房的导演，只能算是仍停留在自娱自乐的初级阶段。第六代导演的主要问题还是自身缺乏创造力，他们大多仍局限在自己熟悉生活的小圈子里，或陷于自己钟情的题材，或偏执自己的摄影手法。如王小帅至今仍然是“小三线”的代言人，贾樟柯依旧在拍人物访谈，娄烨顽固地坚持手持晃动摄影……这些有悖于市场法则、不尊重观众的小众创作思维自然不会赢得大众共鸣。第六代导演中，唯有管虎突破重围，从《老炮儿》起步成功转型为商业片导演，《八佰》的票房成功代表了中国电影工业和电影市场正走向成熟。
当然，我并不反对拍艺术电影或文艺片，电影样式和风格多种多样，应当百花齐放，让小众的艺术电影应有一席之地，政府有关方面应给予艺术探索以一定的扶持，我建议应有政府、国企、企业家多方联合成立中国艺术电影扶持基金会，以促进和保障艺术电影的健康发展。早年我也曾拍过多部电视探索片，如用最具象的视觉造型表现最抽象的哲学思想，创立中国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电视哲学剧《现代人》（刘子枫主演）。我还创立中国第一部MV电视剧《风情石库门》（李玲玉主演），全剧50分钟片长无一句人物对白和旁白，只有歌曲和音乐及声效。我还专门独创了艺术电视新样式，我抓住一切机会，对电视美学、电视结构、电视语言、电视样式、电视手法等做了一系列大胆的探索，尽量拓展电视的潜在表现力和一切可能。为此，瑞士金玫瑰电视节专门为我破例举办了专题研讨会，以表彰为对电视探索作出的积极贡献，秘书长皮尔瑞说，我是电视节35年历史上组委会第一个举办个人研讨会的导演，其荣耀不亚于获大奖。
图：瑞士金玫瑰电视节秘书长皮尔瑞破例为王国平举办国际研讨会
电视相对于电影而言，没有太大的票房压力，尽管它也有收视率调查统计，但电视片的诞生在于电视台播出，电视台的生存发展完全依赖于广告播放，所以观众是免费观看所有电视节目的，因此，电视片对广大观众而言基本上是没有商品属性的。但电影完完全全就是文化商品了，买票看电影就是商业消费行为，电影是大众化的娱乐产品，一部影片的诞生在于电影院的公映，影院就是影片的产房，拍摄制作是十月怀胎，影院放映仿佛就是新生儿面对无数观众的呱呱坠地降临人世。孤芳自赏的电影是很难成立的，它不像一个人独创的抽象画，即使无人问津也无所谓。电影必须上映，必须拥有多多益善的观众，这是作为一部影片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电影的投资最终靠票房的市场回报，没有票房，就是投资失败。拍艺术电影和文艺片，固然值得尊重和包容，但一般拍电影首先要为观众服务，对资本负责。即使你有思想，但思想必须要有漂亮的外衣包装才能让大众接受，中国的许多导演拍了大半辈子电影却并不真正懂得电影，自己固执地在拍文艺片，却还幻想票房大卖。好比鸡虽拥有一双象大鹏一样的翅膀，但鸡却绝无可能飞上天的，只有鸡毛飞上天。
图：王国平导演音乐电视剧《风情石库门》获第七届中国歌星大会串（全国省级电视台音乐电视大赛）特别奖、一等奖、导演奖、摄像奖。
当然，我并无贬低艺术电影和文艺片之意，我只是想强调，既然电影是商品，那它就有它的商业法则和市场规律，电影人必须尊重和研究，而不能一意孤行地背道而驰。毋庸置疑，艺术电影和文艺片最能表现导演的情怀和思想，拍艺术片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坚持，甚至还须付出巨大的牺牲，但既然若有人走上拍艺术电影的不归路，那也就不要再奢望有票房回报了，鱼与熊掌是不能兼得的。毕生致力于艺术电影的导演注定是孤傲的，他不必为五斗米折腰，也不必为票房而烦恼。唯如此，他才是真正的文艺片导演！我敬佩真正纯粹的文艺片导演。
图：王国平与韩雪一起拜访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
我心中最高级和最伟大的电影是艺术性和商业性完美结合的电影，好莱坞电影就是标杆。
我趁写此书后记时建议，今后中国任何一位电影导演在每拍一部影片之前，必须先扪心自问一下：
一是你为什么要拍电影？
二是你是为谁在拍电影？
三是你的电影拍给谁看？
以徐峥、陈思诚、郭帆、文牧野等为代表的新生代导演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新一代中国商业片导演，他们按照市场需求和观众喜好来拍片，吴京仿制好莱坞大片所拍的几部血脉贲张的影片接二连三地创造票房奇迹，令人刮目相看，他们已成为中国电影票房的领头羊和生力军，甚至连小品喜剧演员贾玲跨界导演的处女作也一炮而红。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电影市场的潜力巨大，也表明了新生代导演已撑起了中国电影的火爆局面，他们用当下的票房成功，昭示了中国商业电影的未来和异军突起的非凡实力。
图：好莱坞著名华裔明星尊龙为荣获第二届中国音乐电视大赛金奖的王国平导演颁奖
新生代导演的超高市场意识和商业精神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必须要为他们喝彩！他们当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是我研究的对象，我的另二部电影理论专著《新时代中国电影大裂变》《当代电影观》正在撰写中。
华师大教授许纪霖在上海封控二个多月后说过一段振聋发聩的话，也许对中国电影人敲响了警钟，他说：“中国经过这几十年，心灵变得粗糙了。韩剧在表现情感的细腻方面超过中国的影视，韩国这些年在国际影坛，已经全面接替了中国。世界各大电影奖韩国电影都有斩获。他们对现实世界的揭示，特别对幽暗、复杂的人性的理解和揭示，说实话，已经超越中国艺术家了”。
这一连串话直说得人背脊发凉，许教授说的都是事实，一点不夸张。中国电影人应知耻而后勇，不能沉浸在虚幻的泡沫中，要深刻反省，彻底反思，才会绝地反击，重新崛起。
另外，我想强调一下，在本书中，我研究的是电影本体质量，与营销无关，也未涉及营销。质量差的影片，再怎么花费巨资营销，也无济于事。电影质量好，营销只是锦上添花，推波助澜。对电影票房而言，营销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过度营销，拉高市场期望，吊足观众胃口，终会适得其反，竹篮打水一场空。真正优质的好电影，是靠口口相传，口碑发酵，如同谢晋大导演曾说的那样：“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最后再声明一下，我对电影票房的理论研究仅是一孔之见，欢迎争鸣，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所举影片例子也未必周全和准确，对影片和导演的分析和评论，甚至批评纯粹是理论探讨，无恶意贬低之意，希大家多多包涵。
图：王国平邀请上海社联主席王战教授担任总顾问
探索电影票房奥秘的目的是为了创作有票房的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热火朝天的今天，我的电影梦当然更不会泯灭，我自己酝酿的电影计划中有：新海派轻喜剧电影《魔都迷情》三部曲、老上海艺术传奇人生电影《海上海》三部曲、复分电影《性情本色》三部曲、徐霞客旅游电影《行者无疆》系列、《山海经》动画电影系列、《郑和下西洋》系列、《中国飞人》、犹太人在上海电影《海上方舟》、《今夜有你，今夜有我》等等。电影人，活到老，学到老，拍到老，电影大师黑泽明、谢晋等都将毕生献给了电影艺术。人生下半场，从新开始，圆梦电影，再执导筒，转战片场，更是一场人生的修行和灵魂的历练，我将执迷不悟，无怨无悔——因为我是拥有电影灵魂的电视人。古人云：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其实就是电影的本质和电影票房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