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任贤认为，美国的产业结构存在严重问题，尤其是制造业的空心化。制造业曾是美国经济的支柱，但近年来大量企业将生产外包至其他国家，导致国内制造业萎缩。这种趋势不仅削弱了美国的经济基础，也增加了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高科技产业虽然仍是美国经济的重要部分，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技术进步的速度加快，竞争对手不断涌现，使得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岌岌可危。高科技产业需要持续的创新和投资，而美国在这方面的投入却不足，导致其全球竞争力下降。

美国的财政状况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国家债务不断攀升，财政赤字高企，这些都对经济稳定构成了威胁。财政债台高筑使得政府在经济政策上受到更多限制，难以灵活应对经济危机。财政赤字的扩大主要来源于高额的国防开支、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同时税收收入的增长却相对缓慢。债务问题不仅影响经济，还可能引发金融市场的波动，进一步削弱美国的国际影响力。

尽管美军的规模在全球首屈一指，但王任贤指出其质量存在弱点。美国军队在数量和技术装备上占据优势，但在人员素质、战略部署和战术运用上存在不足。近年来，美军在多次军事行动中暴露出后勤保障薄弱、人员训练不足、战术适应性差等问题。这些问题限制了美军在高强度战争中的表现，影响了其全球军事威慑力。

此外，美军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过度依赖技术装备。虽然先进的武器系统和技术手段提高了战斗力，但也增加了对技术的依赖，一旦技术出现问题，作战能力将受到严重影响。同时，现代战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要求军队不仅要有先进的装备，还要有灵活的战术和高效的指挥系统。美军在这些方面的不足，使其在面对非对称战争和混合战争时显得力不从心。

王任贤认为，美国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不想轻易发动战争。美国的军事力量虽然强大，但高昂的战争成本和不可预测的战争结果使其在决策时更加谨慎。现代战争不仅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还会对国内经济、社会稳定和国际声誉产生深远影响。因此，美国政府在考虑军事行动时，需要权衡利弊，避免因战争导致的长期负面影响。

此外，美国的国内政治环境也对军事决策产生影响。公众对战争的支持度逐年下降，尤其是在经历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之后，反战情绪在美国社会中逐渐增强。政治领导人在做出战争决策时，不得不考虑国内的舆论压力和选民的态度。因此，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而非诉诸武力。

相对于美国的军事策略，中国大陆在国际舞台上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王任贤指出，中国大陆不想通过战争来实现霸主地位，而是致力于和平发展。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通过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政府强调以经济发展为中心，通过扩大贸易、吸引外资和技术创新，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综合国力的提升。

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反映了这一理念。中国提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国际争端，反对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寻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时，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项目，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促进共同发展。

王任贤认为，中美之间不可能发生战争，主要原因在于双方都不愿意付出战争的高昂代价。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经济联系紧密，双方的经济利益深度交织，任何一方的动荡都将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中美之间更有可能通过谈判和合作解决分歧，而非通过战争。

此外，中美两国在军事力量和战略目标上也存在一定的互补性。虽然两国在一些地区和领域存在竞争，但双方的军事战略更多是防御性的，旨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中美两国在多个国际问题上有共同利益，例如反恐、打击跨国犯罪、应对气候变化等，这些共同利益促使双方加强合作，而非对抗。

对于台湾问题，王任贤提出了一种较为激进的观点。他认为，应当降低台湾的武装，甚至废除军队，并交由大陆托管，以维持现状。这一建议的出发点是减少两岸之间的军事紧张，避免因武装冲突导致的局势失控。王任贤认为，通过降低台湾的军事力量，可以减轻两岸关系中的不信任感，创造更多和平对话和合作的机会。

这一观点在台湾和国际社会中可能引发广泛争议。台湾一直以来强调自我防卫和安全保障，废除军队可能被视为放弃自卫权。而大陆托管台湾的提议，也可能被视为对台湾自治的挑战。尽管这一建议的初衷是为了维护和平，但其实施的可能性和实际效果仍需经过深入讨论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