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南
张耀南，1901出生，山东长清人。1920年考取曲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24年弃学回家办义校，从事教育直至抗战全面爆发。1938年2月初，与魏金三、崔健等发动“马湾起义”。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担任长清抗日民主县政府县长，11月被泰西八县县、区长会议一致推选任专员。他担任泰西专署和冀鲁豫一专署专员达10年之久。建国后，历任泰安专区副专员、山东省卫生厅厅长兼党组书记、林业厅厅长等职。
1959年下半年，张耀南在反右斗争中受到错误批判，下放到泰山林场当场长。
此时，泰山林场正面临着严峻形势，人祸与天灾造成“八级工不如老百姓一沟葱”的生活状况，职工生活异常贫苦，各自打算自谋生路。
张耀南来后，走家串户，鼓励大家树立克服困难的信心。这位曾经领导过泰西地区人民开展过大生产运动的老专员，在林场又一次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在全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生产自救运动。
他带领干部职工沟沟岭岭实地勘察，在林间空地种瓜、种菜、种粮，亲自联系买种籽，制定种植管理计划。还发动职工割山草、采中药。他意气风发，身体力行，甚至与20多岁的青年职工开展劳动竞赛。他患有高血压病，时常头晕目眩，还有过敏性结肠炎，大便经常不能自制。大家了解情况后，无不为他的精神感动。
他对病情不在意，对干部职工的困难却了如指掌，问寒问暖，倾力相助。三岔分场职工谢家孝家中房屋突然倒塌，妻子患病住院。张耀南知道后，召开场领导会议，决定让谢家孝带三个月的工资回家救急。谢家孝回到家中修缮了房屋，妻子病情一好转便返回了林场。不久，张耀南又将他调到离家较近的玉泉寺分场工作。谢家孝后来说：“多亏老场长，要不还不知道能不能迈过那个坎呢！”三年困难时期，有多少家干部职工、泰山群众受过张耀南同志的关怀帮助，没人能记得清、数得出。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张耀南同志为了保场保人，号召林场职工带领家属上山安家落户，建立统一工点，家属参加辅助劳动，形成了分场、工队、家庭承包工点等新型的劳动组织形式，既适应林业生产分散的特点，又充实了劳动力，稳定了队伍，也相应解决了职工及家属的实际困难。在他的率领下，林场1960年就迎来瓜菜粮大丰收，不但自给有余，还大量支援了外单位。当三年自然灾害结束时，林场顺利完成了由造林向管理的转变，各项事业都有了全面发展。
对泰山的建设，张耀南具有非凡的远见。来泰山之初，他就反复对干部职工讲，建设泰山是一项利国利民、造福子孙的伟大工程，要把泰山建设成具有现代化国际水平的旅游胜地，使之服务于国家建设，服务于人民。
为实现这一理想，他组织开展了泰山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普查工作。他率领干部职工、技术人员迎着早春刺骨的寒风，跋山涉水，探谷攀峰，走遍了泰山的沟沟岭岭，实地勘察，请教专家，走访山民农户。白天勘察测量，晚上与干部职工分析论证，回到家又挑灯撰写规划。老伴王芳说：“这老头子像是着了魔，熬了半夜，有时刚睡下，突然想起个问题，拉开灯又写起来。”
通过半年多的实地勘察，在掌握大量林场历史资料和现实数据的基础上，他擘画了万余字八年规划，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泰山保护、管理和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措施。规划从突出泰山伟大、庄严、朴素、美丽、壮观的总体特点出发，在林业生产中，按照调整提高的要求，造林、补林、抚育，美化、香化，科学布局，提高质量，调整结构，相辅发展，争取“在八年内将泰山林场建成一个四时有花，无时不绿，高度绿化、美化、香化，树种丰富多彩、多种多样”，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游览观赏要求的山岳公园。这一规划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也是泰山建设的大手笔。
张耀南以“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的一贯作风，提出了建设泰山的具体措施，从调整提高、多种经营、基本建设三方面，逐步实现生产、管理、教育、科研等综合保障体系，农、林、牧、副、山、水、林、路同步发展，相互促进，以主带副，全面发展；实现四化五园两提高，即达到绿化、美化、香化、经济化；建设果园、药园、动物园、植物园、花园；全面提高管理水平和职工素质。这些思路和措施与八年规划相映生辉，构成了泰山建设的宏伟蓝本，以极强的生命力影响着泰山后几代建设者。
1962年初，组织上对他受到的错误处理给予纠正，撤销了原来的处分，准备恢复他省卫生厅长职务。张耀南很高兴，他说：“弄清楚了就好。我现在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我生在泰山，长期战斗工作在泰山，就让我把余生贡献给泰山吧！”他就这样继续留在了泰山。
一直以来，我国林业发展受到苏联单一经营模式影响，生态环境与经济效益的差距不断拉大，陷入了林业管理建设缺乏资金，职工福利及生活条件差的恶性循环。搞多种经营被冠以“不务正业”的罪名。60年代初的泰山林场面临同样的局面。
张耀南经过深思熟虑，决定闯一闯林业工作的“禁区”。他说，林业的性质决定了再生产的过程比较长，投资后收益比较慢，为了加速资金周转率，必须强调多种经营，以短养长，以山养山，进而提出“以林为主，多种经营，以山养山，逐步自给”的经营方针。
做这样的决定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尤其他还是一个身背“处分”的人，没有对党和人民利益的忠诚，对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是不可能做到的。
他把项目逐步落实到分场工作队，推行定点经营管理的家庭承包制。身体力行，亲自南下北上，多方求援，引进鲁西黄牛、新疆细毛羊、东北梅花鹿、种鸡、种兔、种蜂等。为了取得饲养种鸡的第一手资料，他在鸡场一住就是十几天；为了掌握新品种果树生长特性，他象小伙子一样爬上爬下。每搞一个新项目，他都与技术人员、职工一起研究论证，实践总结；每一项新技术他都带头学习掌握，心思全放在工作上了。
一天，下起了大雨，他想起实验苗圃的幼苗怕水浸灌，二话没说，戴上草帽，拄上棍子就冲进大雨中，当他把苗圃地里的水放完后，全身早已湿透了。
1966年底，刚被游斗回来的张耀南，见到岱顶分场的郭培法同志，纸帽子没顾上摘，急忙问道：“你们那里的牛羊怎样了？今年下了几个犊？”郭培法看着张耀南，话没出口，转过脸哭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1966年，泰山林场多种经营项目已经发展到20余大类，已是花果满山，牛羊成群，茶竹落户，鹿鸣蜂舞。每个场队都有自己特色的多种经营项目，经营十分活跃，林场经济实力明显增强。
根据泰山风景山的特点，张耀南提出，林场要实现三个转变，一是由粗放型造林向高质量、高技术含量造林的转变，实现适地适树、科学布局；二是由单一林种树向多样林种树的森林结构转变，由混交林逐步替代单纯林，使泰山防护林、风景林、用材林、经济林的比例合理化；三是由单纯的林业管理向生产、教育、科研相结合的科学管理转变。
他同技术人员反复研究，制定了较详细的造林技术标准和经营管理的具体要求，严把整地、育苗、补植、造林的质量，先后从省内外引进落叶松、水杉、黄栌等十余种绿化树种，山前山后大量栽植了苹果、桃、杏、枣、花椒等经济林木，进行了茶、黄柏等经济树木的栽培实验。
他在竹林分场建立实验基地，在黑龙潭水库周围开辟百花半岛、争艳半岛、四君子半岛，试验培植了木梨、丁香、百日红、樱桃、玉兰、腊梅等花卉苗木，最盛时品种达到三十余种，三四万株。可惜这些花卉苗木在“文革”中被毁掉了。
1965年资料表明，泰山林场不仅年年超额完成育苗、造林、防虫等任务，林木结构调整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绩。风景林、经济林比例由1959年的1.5比8.5提高到3比7。重点游览区道路两侧的绿化、美化、香化和近山、矮山的经济林化已初具规模，混交林比例不断提高。一个以松柏为基调，古树名木、绿化树木、花卉植物为辅的景观格局日趋完善，泰山展现出四季常青，四时有花，树种多样，功能齐全的景象。
针对林场职工大多数知识水平低的现状，张耀南请来先生，在全场开展多种形式的补习和专业知识教育，在全场倡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鼓励职工一专多能，创办劳动大学，通过场校合一的方式，教学与实践相结合，既解决了办学经费，又培育了林场的科技队伍，培养了大批人才。
他带头刻苦钻研业务，拜有一技之长的人为师，60多岁的人一学就到深夜。出差外出买回最多的是科技书。职工们回忆，张耀南懂得多，讲得在理，干起来是行家，不比技术人员差。
他广泛招揽有一技之长的人。有位叫荆立安的人，擅长园林花卉，但因“历史问题”受到错误处理，一直闲置在家。张耀南将他请进场来。荆立安充分发挥他在园林花卉方面的特长，不仅自己干出了一番事业，还带出了一批园林花卉的专业人才。林场干部职工文化技术素质有了很大提高，不少人日后还成了专家。
泰山山高路险，沟谷纵横，自古除登山盘道外，只有砍柴、采药的山间小路。林场的生产生活全凭肩挑人扛，张耀南深感解决道路问题的迫切性。可这事谈何容易！地形复杂，无资金，无先例，无经验，无技术人才。可张耀南就是要啃啃这块硬骨头。
面对种种不理解、畏难情绪和冷嘲热讽，张耀南扳着手指一样一样给全场职工算修路的好处，从近处说到远处，从生产算到经济，直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他三番五次跑主管部门，硬是争取上级拨了款；他率领水利学校师生和林场技术人员组成测量队伍，土洋办法并用，一段段勘测，一片片调查，拿出了令专家点头的设计方案。
1962年，终于拉开了泰山修路史的第一幕：泰山西路公路建设。
这条长12公里的路，既要逢山开路，还要遇水搭桥，还得达到张耀南提出的“不能只满足现在，还要着眼未来发展的要求”的标准，资金却仅十余万元，没有专业队伍肯接受。
上，还是下？又是一番争论。张耀南坚定地说：“见困难就退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他从各分场抽调职工组成筑路队伍，从济南铁路局请来工程技术人员，在泰山西路安营扎寨。拿惯了锄头、砍刀的手干起了木工、铁匠、石匠的活，造林抚青的能手当起了工地施工员。泰城群众说，那时泰山西路白天热火朝天，晚上灯火闪烁，十余里灯火连成一串，很是壮观。
最难的是建岱桥的建设。这座跨度20米，高12.73米，宽6.45米的石拱桥，看起来不起眼，可在30年前，却实实在在让建设者折腾了一番。
大桥原址坝基不牢，桥低、坡度大、桥面窄。改址重建，不仅要重新设计，预算也要大大突破。改与不改分歧很大。张耀南召集大家开会，他说：“筑路建桥是百年大计，眼光要远，质量要高。不象样子的桥宁愿不建！”他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大桥在重新设计后动了工，泰安行署也挤出资金支援。1963年秋末，大桥终于建成了。它以高质量、高标准和风格独特，在泰安被誉为与泰山大桥齐名的两大桥梁。
“文革”前不到七年的时间，在他领导下，泰山的保护、管理和建设工作得到全面快速发展，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泰山的森林植被很快恢复，“绿化、美化、香化、经济化”四化的格局初步形成。
1966年，历史的狂风暴雨卷起来了，张耀南遭受了非人的摧残、连续不断的批斗游街、漫骂毒打，过着劳改犯一般的生活。可这一切没有动摇他对真理的追求和事业的执着。
刚恢复些人身自由，他竟然在住处的方寸之地又开始了种养试验。大家为他捏着一把汗。他说：“现在不忙里偷闲搞些试验，将来泰山建设就得多反复。”1971年，他终于“解放”了，却被人以问题多年纪大为由，仅以85%的工资待遇“替”他办了退休手续。许多同志为之愤愤不平。张耀南说：“这些钱也是烈士用鲜血换来的，我一家三口足够用了，不要再向国家伸手了。”
待遇上不争高低，不让工作却不甘心。他还在为泰山的建设探索着。
有人说他是反面教员。他说：“如果认为我是反面教员，只要对建设泰山有好处，我甘心当这个反面教员，一直到死。”他一如既往，开始动手起草《“五七”、“辅助”、“结合”、“利用寸土实验场”规划设计经营管理的意见》，三易其稿，直到病危卧床，还在口述修改意见，让外孙女记录。这份浸透着他后半生心血的《意见》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天才定稿刻印。
1972年夏，刚动完大手术回家的张耀南，在自己家门前办起了小小实验场。60平方米的院内院外，鸡、兔、鱼、鳖、杏、桃、瓜、果、菜应有尽有。他精心管理着这片实验场，对每一个新品种都留下了详细的栽培、饲养、经济概算的记录。
家人陪他到济南看病，四处奔走联系医生，他却溜到种鸡场购置了良种雏鸡，病一看完，就象护宝贝似的将雏鸡带回家。家里人问他，是命重要还是鸡重要？他说：“都重要。我把饲养技术摸透了，以后在林场搞林间放养，可以省饲料，省场地，省……”
他说得很兴奋，老伴的眼里却噙满了泪水，因为他已确诊患了癌症。
1974年秋，实验场里果香花艳、鸡肥鱼壮，张耀南却倒下了，再没能从病房走出来。他把老伴、外孙女叫到床前说：“我这一辈子坎坎坷坷，但无怨无悔。最让我自责的是，没能把泰山的事业干好。党把我安排在这个岗位上，我却没能改变泰山的面貌，真是去的有愧，去的不甘心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