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黄麻起义
1927年深秋，田里的谷已经割完了，乡下地主土豪们又开始了收租集捐。这年的年景并不好，地主土豪们重利高租残酷盘剥农民，随意巧立苛捐杂税，包揽诉讼，草菅人命。贫苦的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那日子没法过了。前几次的暴动虽然打击了地主土豪，但他们勾结反动官府及国民党反动武装，变本加厉地报复贫苦农民。广大农民无比愤恨，暗暗摩拳擦掌，决心与他们拼个死活。阶级仇恨像堆积的干柴，一点就燃。
11月，我认识的几个共产党人赵赐吾、吴光浩、孟思林等，常来宋家冲和我们村开会。涵亨叔叔天天和他们在一起。周围几个乡的农民们也走动得很勤。我常常听到人们说：
“暴动，杀尽土豪劣绅！”
“暴动，分田地！”
“暴动，一切权利归农会！”
“暴动，推翻反动政府！”
“农民革命万岁！”
我们几个小伙伴家里还有人在打制大刀和矛子（梭标）。我感觉到一场暴风骤雨即将到来。
那天太阳落山时（史料证实这天是1927年11月13日），我们村和周围的宋家冲、包家冲、姜家河以及两道桥乡许多村的贫苦农民，都在河边集合起来，大约有上千人。人们拿着锄头、冲担、矛子、土铳，高喊着：“暴动，夺取政权！杀尽土豪劣绅！”
天完全黑了下来，人们打着火把，火光照亮了人们激愤的脸庞。有人站在石头上对贫苦农民们讲话，我和小伙伴们都在看热闹。涵亨叔叔告诉我，农民义勇军正出发去打黄安县城，他也去的，要我好好看家。农民义勇军人人胸前佩着红布带，左膀上系着白布条。有人将藏在家中的农民协会的犁头旗打了起来，接着又打起了好多镰刀斧头的红旗。人们高举着火把，喊着口号，伴随着“喔呵”“喔呵呵”的喊声，浩浩荡荡向县城开去。虽然大地蒙上了一层层冰冷的霜花，颇有几分寒意，但人们心里却像燃烧着一团火，恨不能马上攻进城去，杀尽城内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反动武装。这团火要烧毁整个旧世界。
农民义勇军进城去了，整个山村又恢复了平静。黑夜笼罩着山野，这是一个漫长的夜。许多家里的老人和妇女都伴着松明子和油灯，等候义勇军的消息。我陪着祖父、祖母和父母亲，祖父坐立不安，手中的篾筐编编停停，停停编编。当东方泛起了鱼肚白的时候，在母亲那架破纺车的嗡嗡声中，我迷迷糊糊睡着了……
一阵接一阵的欢呼声把我吵醒，只听外面有许多人在呼喊：
“暴动成功了！”
“我们打赢了！”
“我们胜利了！”
我揉揉惺忪的眼睛，太阳已经老高，出门见村里聚集了不少人，人们兴高采烈地议论、交谈、欢呼。小伙伴幺伢跑过来对我说，村里义勇军从县城派人回来送信，说半夜里农民义勇军已攻下县城，现正在城里捉土豪呢，还说孟思林正在找我，让我快去。
孟思林，中共党员，紫云区两道乡的书记。我在村后山脚找到他。他说：“书庭，我们义勇军已打下县城，从县城来送信的人已经回去了，我这里有一封急信要马上送到县城里去，我想让你去，敢不敢？”
“敢！”
回答挺干脆，可说完我心就发怵。我从未去过县城，县城在哪里，离村有多远，我一点也不知道。
孟思林看出了我的心思，说道：“你要是不怕就去。出村朝西走，大约有三十里路，途中要经过一个茅草茶亭，那差不多走了一半的路。你要把这封信亲手交给我们起义指挥部的人，一定要在晌午太阳偏西前赶到，信千万不能弄丢了，行不行？”
“行！”我回答道。
他让我重复了一遍他刚才说的话。我把信扎在腰里，一溜烟跑回家，悄悄揣了个红薯，正准备出门，母亲喊住我，问我去哪里，我瞅空钻出门说：“去县城找涵亨叔叔。”
只听母亲在身后着急地喊道：“小祖宗，去不得，那里在打仗哩，你快回来……”
我蹿出村，母亲的声音已听不见了。我撒开双腿向西跑去。
11月的大别山已进入冬天，草木凋零，一派冷清。树梢上、荒草上、屋顶上、凡是裸露在大自然中的景物，都挂上一层厚厚的白霜。而此时，昨夜路上的霜花在太阳的照耀下已化为冰凉的水珠。我在路上跑着，这是一条崎岖的小路，草鞋被水浸湿了。过那茅草茶亭时，一个红薯已下了肚。脚上的草鞋绳子断了，鞋底也穿了，我想起了孟书记嘱咐的话，一刻也不敢停，踢脚甩出了那双烂草鞋，光着脚丫子，拼命地朝西奔去。跑跑走走，走走跑跑，不知过了多久，当太阳在顶头正南开始偏西的时候，我远远看见了县城的东城门，门楼上插着一面红旗在风中飘扬。
黄安县城里人山人海，不宽的街道红旗遮天，刀枪林立，人们正忙着搬东西，刷标语。我见人就问，指挥部在哪里。经别人指点，穿过几条街，我终于找到原国民党的县政府驻地，起义军的指挥部就设在这里。里面人来人往，我找到指挥部的人将信交给了他（后来得知，他就是起义总指挥潘忠汝）。
这时，我看见了“陈先生”（吴光浩），他正同别人说话，我跛着脚走了过去。一路上光着脚丫子奔跑，脚被石头划破了，因为天冷，倒也不觉得，这时才感到双脚火辣辣地痛。“陈先生”见到我，蹲了下来，双手抚着我的肩说：“小兄弟，呵呵，你叫书庭，你怎么来了？”
我告诉他，是孟思林派我来送信的。
看着我那双渗血的脚，“陈先生”说：“起义军马上要撤出县城。听说敌人离这里不远了。你要赶快离开县城回家去。”
“陈先生”走了，我想找涵亨叔叔，可是人太多，问谁都不知道紫云区的农民义勇军在哪里。太阳下山了，起义军从北门和东门出城。我跛着脚，走得太慢。天擦黑，敌人军队就进了城。所有的城门都关了，我出不去，找了一座僻静的小院，在那旮旯里猫了一夜。
天蒙蒙亮，城里乱哄哄一片，原来敌军进城后夜里宣布戒严，因害怕起义军反攻，时时吹号，通宵未眠，天不亮就开拔逃走了。城里空荡荡的。我瘸着腿，一步一步地走向我的家——竹林畈。
回到家，见到涵亨叔叔，他对我和小伙伴神气活现地讲起了他们紫云区的农民义勇队怎么同七里坪的农民自卫军配合，攻打东城门的。他们进城之后，在县衙门，活捉了反动县长贺守忠，那家伙想撬开地板躲进去，被农民自卫军抓住后吓得尿了一裤子。要不是起义军急着要撤出县城，枪毙了那小子，定会把他捉回来让你们牵着游乡。
我们几个小家伙听得开心，笑得前仰后合。
涵亨叔叔悄悄对我说，过两天他还要去县城，国民党军已经逃走了，农民们要开大会成立自己的政府。我央求着说：“带我去好不好？”
涵亨叔叔答应了，但不许我对家里人说。我和叔叔拉勾发誓。
那天（据史料记载是1927年11月18日），我随涵亨叔叔去了黄安县城，农民起义军在城南门外的土场上，召开了起义成功庆祝胜利的大会。城里城外人山人海，鞭炮轰鸣，到处贴满了布告和标语。台上坐着几个人，我只认识“陈先生”（吴光浩）。叔叔一一告诉我，那是潘忠汝、戴克敏、曹学楷……农民政府成立了，曹学楷主席在台上讲话，台下掌声雷动，欢呼声震天。曹学楷在台上说：过去我们种田佬，只能交租交税给大老爷，被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抓来打屁股、关监狱、砍脑壳；今天，还是我们这些种田佬、担粪的、放牛的，组织了自己的政府，我们要打他们的屁股，砍他们的脑壳。只要我们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这就是我们劳苦人民的世界，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天下。
那时候，好多话我听不太懂，但知道，共产党为穷人说话做事，穷人只有跟着共产党起来造反、闹革命，才会有好日子过。
黄麻起义过去了七十多年，那时我虽然只是个放牛娃，但潘忠汝、吴光浩、曹学楷、赵赐吾、孟思林等共产党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正是他们的光辉形象和斗争精神，激励着我，引导我走上革命的道路。
轰轰烈烈的暴动，这就是我经历的黄麻起义。让我们永远记住这血与火的战斗，永远缅怀那些为人民的事业抛洒热血的革命先烈们。
从儿童团长到共青团员
黄麻起义的胜利，鼓舞了广大的贫苦农民，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土豪劣绅们的极度恐慌。国民党反动派急忙调兵遣将，纠集地主豪绅的清乡团和反动的红枪会，阴谋策划对黄麻起义和县城的军事进攻，企图消灭由农民自卫军改编成的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扼杀刚刚诞生的黄安红色政权。
国民党反动政府派遣正规军一个师进犯黄安，鄂东军进行了顽强地抵抗，终因敌我的力量悬殊太大，黄安城被敌人攻占，鄂东军撤出了黄安。国民党的部队向起义的人民疯狂反扑，地主豪绅们勾结国民党军进行“清乡”、“剿共”，实行白色恐怖。
我们紫云区两道桥乡大约有七八十个村庄，从地形上看，丘陵起伏，山峦叠嶂，森林密布，交通不便。由于远离县城，那里也就成了国民党统治的薄弱地带。反动武装对他们认为的“赤匪灾区”——七里坪进行大“清剿”，而无暇顾及我们两道桥与麻城毗邻的偏远山乡（当时交通闭塞，没有通讯，离县城远上几十里就成了偏远地区）。这些地区的土豪劣绅都逃到县城和其他地区避难，国民党反动派鞭长莫及的地方，就成了共产党活动的地区。虽然反动的红枪会经常勾结国民党反动军队下乡“清乡”、“剿匪”，但他们一来，老百姓就跑了躲起来，他们找不到东西吃，寻不到共产党打，也就立不住脚。敌人兵力虽然强大，但在赤卫队和广大群众的袭扰下，总是提心吊胆，不敢轻举妄动，加上食不饱、睡不宁，不得不白天来、晚上走，疲惫不堪，锐气大减。这赤白交界的地方慢慢成了共产党领导的苏区。赵赐吾、来显仁等一些共产党人经常在这一带活动。
1928年春，撤离到黄陂木兰山的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一部返回了黄安和麻城一带。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在紫云、乘马、顺河等区先后歼灭或赶跑反动民团。在我们两道桥打了一仗，消灭了反动的地主武装。他们发动群众，让农民自觉拥护革命，参加革命斗争。同时他们领导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成立了农民赤卫军。有了共产党的领导，黄安的革命之火很快又燃了起来。我们村那一带都成立了自己的农民政府（后来称苏维埃政府），农民协会，妇女和儿童等组织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革命局面很快就打开了。
我们两道桥一带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闹了起来，党领导的农民协会经常召开农民大会，聚集周边各村的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农民们的热情很高，就连我村的秦涵林老先生也参加了这些活动。老先生同情共产党，同情革命。人称“多多秀才”的老先生是我们那一带最有文化的人，每次开大会，秦涵林都帮助写标语，有时候还上台带领喊口号。他还将自己的女儿（我们叫她宝姐），嫁给了共产党人张治堂。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张治堂是我党早期革命者，在武汉读书时就参加了董必武领导的共产主义小组，后来回到黄安领导农民运动，此后被党派往莫斯科学习。宝姐出嫁后一直留在家乡生活，解放后由人民政府赡养至终。
我参加红军以后还听说，秦涵林老先生积极参加农民运动的事情被反动军队和地主清乡团得知，此后，豪绅地主勾结国民党军进行疯狂的报复，在“清乡”中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农民。他们抓捕了秦涵林，说他是秀才造反，并将老先生残害致死。
那时侯，我年龄虽小，不太懂得很多的道理，但为“耕者有其田”“农民要翻身过好日子”这样的口号所激励，投入到革命运动中的热情很高。每次开大会，贴标语，在各样的活动中，都有我的身影，我成了农民活动的积极分子。
1928年春夏之交的一天，邓成春找到我，说我为革命做了一些事他都知道，要我下午去桃花河边开会。邓成春是两道桥邓家冲人，那年他大约有十七岁，我知道他是共青团员，是乡政府的秘书。我到桃花河畔的会场时，那里已聚集了好几百男女儿童。这都是一些八岁至十五岁的穷孩子，许多人我都认识，大家能这样聚在一起可开心了。
邓成春开始讲话，他说：“我们儿童要在共产党和共青团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成立儿童团，要为我们自己的政府做更多的事。今天，我们在这里成立儿童团，儿童团就要有人当团长，我们来选举，大家说选谁好？”
周光荣（邻村姜家湾的一个女孩，那年十四岁，平时待我很好，后来也参加了共青团，为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95年在红安老家去世）说：“我看秦懋书不错。”
周光荣刚说完，幺伢子也喊了起来：“对！选书庭当团长，他能干，会讲故事，会打架……”
幺伢子的话没说完，我看见周光荣在幺伢子的后脖颈上打了一下，幺伢吐了吐舌头，把后半截话咽了下去。
在一片“要得，要得”声中，大家都举起了手表示赞成。邓成春带头鼓起了掌，桃花河畔掌声响成了一片。邓成春宣布：“我们乡的儿童团成立了，秦懋书为儿童团长，周光荣为副团长。现在请我们的团长讲话。”邓成春把我推到前面，要我给大家讲话。自小到大，我还从没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过话。眼见面前黑压压的一大片人，我站在那里，心里像揣了个小兔子，扑通扑通跳个不停，羞涩窘迫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这样，我当上了儿童团长。
我和其他乡的几个儿童团长一起集训，听邓成春、孟思林等农民政府其他的人讲课，给我们布置任务。当时，我们这个乡的儿童团是一个大队，每个村是一个小队，我这个儿童团长管几十个村。儿童团员每人都有自己的“武器”──木头矛子，站岗放哨都拿着它。我这个团长除木头矛子外，身后还有一支“手枪”。那时我没见过真家伙，用木头想象着削了支像“母鸡腿”式的“手枪”，别在身上可神气了。我们儿童团的任务是：站岗、放哨、盘查过往行人，监视地主和其他坏分子，为苏维埃政府和地方革命武装送信，破除封建迷信等。
那时乡下联络不便，往来传递消息全靠我们这些儿童团员送信。两道桥东、西各分一片，我们就靠一双小脚板，把许多重要的文件送到苏维埃政府和赤卫军手里。那时候敌人经常“清剿”苏区，我们苏维埃政府领导的赤卫军没有什么像样的武器，几支鸟铳加上矛子、梭镖和大刀片，就是全部的装备，而敌人个个都有快枪，要是面对面地打，我们肯定不占上风。我村南面有个叫狮子口的地方，狮子口以北是我们的苏区，往南则是敌占区。敌人清剿苏区，就常从狮子口过来，我们儿童团派人和赤卫军一起在那附近的山头上立起消息树，一旦发现敌情就倒标报警，一个山头接一个山头地倒标传递消息，乡政府很快就能知道，并迅速组织群众转移。敌人的几次出动都扑空了，乡政府说这里有我们儿童团的功劳。
儿童团的另一个任务就是宣传革命，破除封建迷信。要说破除封建迷信，我们也挨了不少骂。那时乡下妇女都要缠脚，小女孩脚被缠得紧紧的，痛得流泪，我们儿童团想法子破除缠脚的陋习，收缴裹脚布。这个行动得到许多小女孩和年轻姑娘媳妇们的拥护。我以团长的身分布置任务，周光荣对执行这个任务很积极，她带头收缴了许多裹脚布。我们用竹篙子将别人洗净晒在外面的裹脚布挑下来，没收、烧掉了，惹来不少的骂声。其他儿童团员说我祖母的裹脚布还在。为了证明自己的能耐，为了带头革命，我回家将祖母的裹脚布偷出来，当着大伙的面烧了。在一阵欢呼声中，我这个团长的威信进一步提高。可怜，祖母没了裹脚布，连路也走不了，晚上回家我挨了父亲一顿饱打。要说破除迷信，还得说说打菩萨。我们当时常唱的《打菩萨歌》是：
菩萨是个假东西，
稻草和黄泥，
说它有神气，
实在是骗人的。
一天，我们先去打了碾天凹庙的菩萨，拿棍子敲菩萨的头，用绳子拉倒菩萨，砸它个稀巴烂，可开心啦！又一天，我带了二十多人上三角山的庙里去打菩萨，和尚们拦不住我们，躲到一边去了。我们用棍子捣烂了几个金刚菩萨，发现木柱上有个马蜂窝。我刚想说话，不知是谁用竹竿子捅了几下，只听“嗡”的一声，眼前无数黑点飞舞。我知道大事不好，大叫：“快跑!”二十几个儿童团员都跌跌撞撞仓皇逃出寺庙，一路狂奔。可那蜂群尾随紧追不放，我顿觉后颈窝蛰痛，还没顾得后面，脑门上又有几下，两眼满是金星，疼得我眼泪直冒。我赶紧要大家用上衣包着头快跑，自己脱下布衫子一路挥舞，才逃出了危险之地。在回村的路上，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衣服破了，鞋也没了，那鼻青脸肿的狼狈模样，让人忍俊不禁。
回到家里，母亲看到我那肿得像桃子般的眼睛，一阵心痛。边忙着给我清洗边埋怨地说：“那三角山的菩萨是打得的？！叫你莫去惹祸，莫去打菩萨了，你不听。这下知道厉害了？！打菩萨那是要招报应的！”
几天没出门，我想，我这儿童团长对封建迷信还是要破的，对菩萨还是要打的，因为那是革命工作。
我们儿童团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很多大人都说：书庭这伢能干！
转眼天凉了，1928年的初冬，邓成春通知我晚上去水果寺里开会。那是一个晴朗的夜晚，一轮明月高挂天空，清冷的月光洒满大地。我进了庙里，看见有十多个人，有好几个人我都认识，孟思林、邓成春、周光荣、张家运都在那里。邓成春说：“人都齐了，我们开会。
“今天，我介绍你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孟思林说：“你们都是革命的积极分子，入了团就和共产党在一起了，你们要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你们……”
话未说完，门外放哨的人急忙进来说：远处有人打火把朝这边走来，要赶紧转移。那时候，虽然苏维埃政府对外公开，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身分是不公开的，是保密的。孟思林马上带我们从庙后门出去，翻过一道山坡，在一段田垅边停了下来，继续开会。
孟思林说：“应该说年满十五岁才能参加共青团，秦懋书年龄不到，可他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又是儿童团长，我愿做他的介绍人，介绍他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我一直向往着像邓成春那样成为一名共青团员，今天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我的心怦怦地跳着。邓成春从怀里掏出一面红旗，铺在田垅上，几个人面对红旗举起右手宣誓：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服从组织，遵守纪律，严守秘密，执行决议，对团忠诚，积极工作，为人民准备牺牲一切，永不叛团。
在那月光下，我虽看不清红旗的颜色，但我眼前一片透亮，心里像燃着一团火。我热血沸腾，因为我是共产党的人了。
那时党团员少，因此都在一个支部过组织生活。身份对外是绝对秘密的，我参加共青团，家里人都不知道。我这个十一岁的儿童团长，在党的关怀下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将自己的一切交给了中国共产党。
【秦忠(1917一2021)，原名秦懋书，黄安县(今红安县)人。1930年1月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通讯队队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干部队政治委员，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五师鄂南军分区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湘鄂赣军区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军区教导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三旅第九团政治委员，鄂西北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沙市纱厂经理兼党委书记，湖北省工业厅副厅长，湖北省公路局党委书记，湖北省交通厅副厅长兼党委副书记，湖北省交邮局局长兼党委书记，湖北省工交办副主任。是湖北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中共湖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委员。2021年3月14日21时40分在武汉逝世，享年10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