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乘在银翼上，如同云层中的风骑士”
——《银翼上》（以色列国防军空军军歌）
引子
随着黎巴嫩的伊朗支持的真主党组织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色列对加沙的侵略确实有可能蔓延成一场更大的地区战争。在边境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以色列也向真主党发起了反击。以色列及其最亲密的盟友美国都警告真主党不要在以色列与加沙地带的哈马斯作战时开辟第二战场。
而以色列和伊朗一直在打一场代理人战争。据称伊朗一直在资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据说还在觊觎阿拉伯世界"领袖"的地位，而以色列则对伊朗的核武器计划表示担忧。以色列和美国一直强烈谴责伊朗所谓的核武器计划，声称该计划会破坏整个地区的稳定。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81年6月以色列空军对伊拉克一个核反应堆发动的名为"巴比伦行动"的空袭才变得具有现实意义。海外军事分析家认为，如果以色列发现自己在将来可能的地区战争中四面楚歌，它将毫不犹豫地对伊朗实施类似的打击。
伊拉克的核计划
早在1959年，即伊拉克建国的第二年，他们便与苏联当局达成了一份协议，根据协议，苏联将会在伊拉克建造一座核设施并展开相关核研究。11年后，伊拉克获得了一座苏联提供的IRT-2000型反应堆以及其他附带设备，这些设备被安置于巴格达附近的图瓦伊塔核研究中心（Al Tuwaitha Nuclear Research Center），这些设备可以被用于生产放射性原料。
随着萨达姆的上台，这个国家开始对核武器更加狂热。最初，伊拉克希望获
取法国的GCR反应堆，或是意大利的Cirene反应堆，但都遭到了拒绝。（需要指出，伊拉克于1969年已经在核不扩散协定上签了字）在伊拉克政府，尤其是萨达姆本人于法国当局的周旋下，他们最终于1975年说动了法国政府出售一座Osiris反应堆，一座附带的Isis小型反应堆。这笔交易还包括72千克的93%浓缩铀（已经达到了武器级高浓缩铀水准），以及法国方面需要培训伊拉克的相关工作人员。整笔交易价格高达当时的30亿美元（大约是现在的16亿）。当然，为了这笔交易，伊拉克也给了法国不少好处，包括原油供应优惠，采购法国军火以及汽车以及同意法国承包商承包伊拉克的建筑合同。
根据两方协议，这两座核反应堆也将建在图瓦伊塔核研究中心，伊拉克方面将更大的反应堆称为塔姆兹（Tammuz）一号，另一座称为塔姆兹二号，而法国方面则将反应堆的名字与伊拉克的国名各取了一半，也就是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奥西拉克”（Osiraq，Osiris+Iraq）。
图2 奥西拉克反应堆工地
尽管法伊双方都声称奥西拉克反应堆仅仅是用于“和平的科学研究”，以色列仍感到了威胁。早在1979年，奥西拉克在法国装船时就遭到了以色列特工的袭击，而在次年摩萨德又刺杀了参与项目的埃及专家，但这些行动都没有根本上破坏奥西拉克的建设。在当年七月，第一批浓缩铀被运往伊拉克，从而使得他们有了理论上的核武器制造能力，但实际上，根据当时的反应堆建造者的说法，奥西拉克并不适合用于建造核武器。
以色列的应对
正如前文所述，以色列很早就获知了伊拉克的核计划。早在伊扎克-拉宾总理（Yitzhak Rabin）的第一个任期（1974-1977 年）内就开始讨论采取何种战略来应对伊拉克反应堆的开发。据报道，行动的计划和训练在此期间就已开始。1977 年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担任总理后，准备工作进一步加强；贝京授权建造一个全尺寸的伊拉克反应堆模型，供以色列飞行员练习轰炸。但外交层面的工作也没有停止——时任外交部长摩西-达扬（Moshe Dayan）就此事与法国、美国和意大利（以色列坚持认为一些意大利公司充当了供应商和分包商的角色）展开了外交谈判，但未能获得停止反应堆计划的保证。贝京认为外交方案毫无结果，并担心拖延进攻决定将导致无法对所感知的威胁采取致命行动。1979年春，贝京得出结论：有必要发动一次先发制人的进攻。
图3 时任以色列总理贝京
1981年的巴比伦行动并不是奥西拉克第一次遭到袭击。在前一年的两伊战争中，伊朗就对他们死对头的反应堆进行了一次预防性袭击。在当年8月30日的“焦剑行动”（Operation Scorch Sword）中，隶属于伊朗空军第33战术战斗机中队的两架F-4E就对奥西拉克进行了轰炸。由于伊朗在最后一刻担心反应堆已被注入燃料，一旦被击中就会释放放射性尘埃，因此他们没有攻击实际的反应堆穹顶，而是攻击了控制室、研究/离心机设施以及邻近的建筑物。此外，其中一架战机拍下了奥西拉克反应堆的照片。
图4 伊朗空军的一架F-4E
有了现成的例子，以色列很快意识到对核设施进行空袭是可行的。以色列一名高级官员在以色列发动袭击前一个月在法国会见了伊朗的一名代表。在这次所谓的会面中，伊朗人陈述了他们1980年空袭的细节，并同意让以色列飞机在紧急情况下降落在大不里士的伊朗机场。此外，伊朗还提供了当时拍下的照片。虽然伊朗新政府正式表示敌视以色列，但由于两国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伊拉克），伊朗担心伊拉克人会制造原子弹来对付他们，考虑到“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他们秘密地与以色列合作，以阻止这种事态的发展。
行动计划与准备
根据时任安全内阁成员阿里尔-沙龙，他是主张轰炸反应堆的人之一。达扬、国防部长埃泽尔-魏兹曼（Ezer Weizman）和副总理伊盖尔-亚丁（Yigael Yadin）都是反对者，他们认为这将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而贝京及其支持者，包括沙龙，对政治后果的悲观程度远低于反对者。中立派，例如叶霍舒亚-萨基（Yehoshua Saguy）则主张继续努力寻找非军事解决方案，因为伊拉克人需要五到十年的时间才能生产出核武器所需的材料。1980年10月，摩萨德向贝京报告说，奥西拉克反应堆将于1981年6月加注燃料并投入运行，这让以色列彻底下定了摧毁奥西拉克的决心。
从以色列的军事基地到奥西拉克反应堆，最近的距离也有1600km。由于以色列飞机必须侵犯约旦和/或沙特领空，并在外国领土上空进行秘密飞行，因此空中加油是不可行的。以色列人最终得出结论，以一个由大量燃料和重型武器组成的F-16A中队执行对地攻击，再加上一个F-15A中队机提供空中掩护，理论上可以在不加油的情况下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摧毁反应堆场址。
图5 F-15A Baz，隶属于以色列空军133中队
图6 巴比伦行动示意图
在巴比伦行动获得批准后，以色列人开始计划对奥西拉克进行攻击。空袭的基本程序早在 1979 年就已制定。然而，以色列人需要有关工厂布局的图片情报，此时，先前伊朗提供的照片就起了巨大的作用。有了这些照片，以色列人开始策划巴比伦行动。
在以色列的F-16A交付前，他们使用A-4天鹰攻击机在地中海上空进行空袭演练。不久后，以色列人收到了订购的F-16A战隼战斗机（虽然第一批原定交付伊朗，但由于1979年伊朗革命，以色列空军提前收到了他们的飞机），以色列称之为Netz“鹰”。此外，以色列的F-4E Kurnass(“重锤”)也在伊拉克西南部持续监视伊拉克空军的动向。
图7 参与袭击的其中一架F-16A Netz，隶属于以色列空军140中队，机头涂有奥西拉克攻击标记。
伊拉克空军是以色列的潜在威胁，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以色列的进攻。1981年4月4日，伊朗空军对伊拉克西部（靠近约旦和以色列）的H-3空军基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攻击。伊朗声称有48架伊拉克飞机被摧毁，但美国情报部门的结论是27架飞机被摧毁，另有11架飞机受损（其中一些已无法修复）。被击中的飞机中包括两架图-22和三架图-16獾战略轰炸机。次袭击严重打击了伊拉克的空中力量，并在很大程度上使伊朗获得了对伊拉克的空中优势。而伊朗人又无意中帮了以色列一个大忙——摧毁的飞机不仅削弱了伊拉克的防空力量，也削弱了在遭到袭击后的报复能力。
图8 涂在以色列战机上的巴比伦行动纪念标志
袭击
以色列决定抓住伊拉克空中力量被削弱这一不可多得的机会。为了减少政治影响，以色列决定于1981年6月7日星期日发起攻击。他们认为周末建筑工人与国外专家都会离开，以此可以减小政治影响。用于袭击的F-15和F-16被提前转移到了埃其翁空军基地进行准备。在此期间，基地安保前所未有的严格，甚至电话线都被临时切断（除了最重要的那些）。也只有飞行员和相关指挥军官才知道具体任务是什么，甚至机组人员和技师都只能猜测。
1981 年 6 月 7 日当地时间 15:55（格林尼治标准时间 12:55），以色列机群离开了埃其翁空军基地，沿约旦与沙特边境的山丘向伊拉克低空飞行，距离沙漠地面只有150英尺。其中，每架F-16挂都载了袭击用的两枚Mk84炸弹，两枚自卫用的AIM-9L响尾蛇导弹，和三个副油箱（两个370加仑翼下副油箱，一个300加仑机腹副油箱）。以色列战斗机并没有沿着一条直线直线飞向目标，尽管这样理论上航程最短。它们的航线是为了最好地避开约旦雷达的探测，以及沙特的E-3望楼预警机，另一方面，这样的飞行路径可以迷惑两国，使他们以为看到的是对方的战机。实际上，以色列飞行员在约旦领空用沙特口音的阿拉伯语交谈，并告诉约旦空中管制员他们是沙特巡逻队，已经偏离了航线，而约旦人也没有识破他们的身份。
在亚喀巴湾度假的约旦国王侯赛因目睹了飞机飞越他的游艇，并注意到了飞机上的以色列标记。考虑到战机的位置、航向和武器装备，飞行员出身的侯赛因国王很快推断出伊拉克反应堆是最可能的目标。侯赛因立即与其政府联系，并下令向伊拉克人发出警告，但由于通讯故障伊拉克并没有收到这次警告（另一种说法是伊拉克人并没有把警告当一回事），因此错过了阻止这次袭击的最好机会。
进入伊拉克领空后，也就是飞行约 55 分钟后，机群丢掉了机翼上的副油箱。以减轻负荷和提高航程。机群随后兵分两路，其中两架F-15战斗机为F-16中队提供近距离护航，其余F-15战斗机则分散进入伊拉克领空，作为后援。攻击中队在伊拉克沙漠上空下降到30米高度以躲避伊拉克的防空雷达。
飞行员们被告知攻击的起始点是一个明显的地形特征——即湖中的一个小岛。然而，由于伊拉克当时是雨季，最近的雨水已经把小岛淹没了。这导致以色列飞行员一时错过了它，使他们的投弹计算稍有偏差，不过就结果而言，似乎这样的偏差并未造成很大影响。
当地时间18:35（格林尼治标准时间 14:35），在距离奥西拉克反应堆群 20 千米（12 英里）处，F-16编队爬升到2100米高空，以1100千米/小时的速度进行35度俯冲，目标是反应堆群。在1,100米高度上，F-16战斗机开始以5秒的间隔成对释放Mark 84炸弹，只有在这个高度上投放的炸弹才能击穿反应堆的混凝土穹顶同时不失精度。在释放的16枚炸弹中，至少有8枚击中了反应堆的安全壳穹顶。后来发现，在以色列飞机抵达前半小时，一群负责防空的伊拉克士兵离开岗位去吃下午饭，关闭了雷达，第二次错过了阻止袭击的机会。这次攻击持续了不到两分钟。在撤退时，以军机遭受了猛烈的防空炮火袭击，据回忆有一些炮弹擦着最后一架F-16飞过。但由于缺少雷达和火控计算机，炮手只能盲目的射击，实际上很难对高速的喷气机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以色列机群也得以全身而退。
当F-16战斗机离开目标后，它们迅速向左快速撤离，然后爬升到25000米与巡逻的F-15 会合。在确认没有损失后没有损失后，机群向西南方向西飞往沙特边境，然后 穿越约旦到达埃齐昂。他们在返航途中没有遇到任何拦截，并于晚上7点多在埃其翁着陆。
尽管以色列选在周日进行袭击，但仍有10名伊拉克士兵和1名法国平民工程师在袭击中丧生。198年，以色列同意向丧生的法国工程师的家人支付赔偿金。
图9 另一架参与袭击的F-16A Netz，隶属于以色列空军117中队。这是奥西拉克袭击当日第二架投弹的战机，并在日后的战斗中拿下6.5个对空战果。注意特写的奥西拉克攻击标记。
余波
在袭击发生后，国际社会一片哗然。在伊拉克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召开八次会议并发表声明之后，联合国安理会于1981年6月19日几乎立即作出一致反应。安理会第487号决议强烈谴责这次袭击 “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行为准则”，并呼吁以色列今后不再发动此类袭击；安理会承认伊拉克有权 “制定技术和核发展计划”，并呼吁以色列与伊拉克一道加入《核不扩散条约》。美国对该决议投了赞成票，并暂停向以色列交付武器，然而两个月后，暂停交付武器的决定就被取消。
图10 被摧毁的奥西拉克遗址
联合国大会紧随安理会之后于1981年11月13日通过了第36/27号决议，对以色列 “有预谋的、前所未有的侵略行为 ”深表震惊和谴责，并要求以色列对其造成的破坏和人员伤亡立即给予适当赔偿。
联合国决议通过前的辩论反映了会员国在地区核扩散、以色列行动的适当性和正当性等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其中伊拉克代表指出，“以色列袭击背后的动机是为了掩盖以色列拥有核武器的事实，更重要的是，以色列决心不让阿拉伯国家获得科学或技术知识。”，而叙利亚代表不仅要求谴责以色列对阿拉伯人民实施恐怖主义，还要求谴责美国，因为美国 “继续向以色列提供毁灭工具，作为其战略联盟的一部分”。法国代表也指出，该反应堆的唯一目的是科学研究，法国与伊拉克之间的协议排除了军事用途。英国代表则表示，他们不认为伊拉克有能力制造用于核武器的裂变材料。此外，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证实，对巴格达附近的核研究反应堆进行的视察没有发现不遵守保障协定的情况。1981 年 9 月 26 日，原子能机构大会谴责了这次袭击，并投票决定暂停对以色列的所有技术援助。
私下里，里根总统在袭击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发誓，我相信世界末日近在眼前，”他在谈到贝京的决定时补充道："他应该告诉我们和法国人，我们本可以做些什么来消除威胁。“
全世界都对以色列 1981 年 6 月 7 日的袭击感到愤怒。撒切尔夫人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发动武装袭击是毫无道理的。这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柯克帕特里克则形容这次袭击 “令人震惊”，并将其与苏联入侵阿富汗相提并论。美国报纸也是如此，纽约时报评论道：“以色列的偷袭......是不可原谅的短视侵略行为”，洛杉矶时报则称其为“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
然而在以色列，议会12 名议员中有10 人签署了一封致梅纳赫姆-贝京的感谢信，感谢他下令攻击奥西拉克。1991年7月，贝京在接受以色列陆军广播电台罕见的采访时声称，海湾战争，尤其是战争期间伊拉克飞毛腿导弹对以色列的袭击，证明他轰炸反应堆的决定是正确的。
伊拉克表示将重建奥西拉克，且法国原则上同意协助重建。但由于两伊战争、国际压力和伊拉克的财政问题等多种因素，谈判于1984年破裂，法国退出了该项目。由于未能阻止奥西拉克袭击，萨达姆-侯赛因下令处决伊拉克西部防空区负责人法赫里-侯赛因-贾比尔上校及其麾下所有少校以上军官。此外，还有23名伊拉克飞行员和军官被监禁。最终，伊拉克的核计划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而巴比伦行动则成为了国际关系和军事战略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案例。
